賈宏圖：我的確是寫領導幹部比較多的報告文學作家，我筆下的好幾位人物現在還是黑龍江政壇上重要的領導成員。值得欣慰的是，二十年來．我寫過的領導人物中還沒有一位走向反麵，他們沒有辜負人民的期望，也沒讓為他們“歌功頌德”的作家尷尬。我一直認為，優秀的領導者是時代的英雄。歌頌英雄，呼喚英雄，是作家的責任。一方麵，我為不斷湧現的那些誌向高遠、勵精圖治、報效祖國、勤政為民、建功立業的領導者而興奮，禁不住要寫他們。另一方麵，我也為一些掌權者的無恥墮落、‘素質低下、禍害人民、耽誤事業而痛心疾首。“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就中國複興大業的是領導幹部，敗壞中國複興大業的也是領導幹部。現實的許多問題不能不讓人憂慮。
我身在領導層，身邊的人和事，不能熟視無睹。作為一個有良心的作家，又不能不說。我寫好幹部，是想為那些壞幹部立一麵鏡子，讓他們對照自己有所醒悟；也想告訴讀者，精英還在，曆史之河，不會停滯。也許這很幼稚，但我還是樂此不疲。因為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心裏明白，要想解決中國幹部的問題，關鍵是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建立一種全新的用人製度和社會監督機製。而這需要一個很長的曆史過程。在這期間，我仍看重人格的力量。我時刻在尋找領導層中那些高尚的人，那些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那些烙盡職守，為人民負責的人。中國呼喚了幾百年的“清官”，現在還在呼喚，你評論我的《人格的力量》等作品，“期望過高，淩空虛蹈”，也許是對的，眼下我也隻能如此了。
黃光偉：《大江向洋去》氣勢恢宏，內容豐厚，敘述生動，可以說是舒徐展開的黑龍江的曆史畫卷，是形象化的中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曆史文獻，是方興未艾的黑龍江地方邊貿活動的生動記錄。這部長篇題材意義的重大是不言而喻的，其對龍江文壇的貢獻，對龍江文化建設的意義無疑也是重大的，這是中國新時期長篇報告文學中難得的佳作。將來龍江新時期文學史是要重重地寫上一筆的。
這部長篇的題材處理與主題表現的特點是十分鮮明的，這就是曆史反思性與未來的前瞻性，這與你以往的作品那種極強的現實針對性有很大的不同。這是具有宏大眼光的曆史敘事，是站在今天時代的高度反思中俄關係史上的崢嶸歲月，因而具有深沉的曆史感；這是具有宏大眼光的前瞻性思考，是站在未來嶄新世紀的緯度矚望黑龍江的長遠發展的，因而具有高遠的未來感。能否駕馭長篇尤其是重大題材的長篇，是一個報告文學作家是否成熟，是否真正獲得成功的標誌，徐遲、錢鋼正是因此而聞名於世的。這對你是個考驗，也是一次真正意義的自我超越。你能否談談你是怎樣麵對這種創作上的挑戰的？你在寫作過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難？你是怎樣克服這些困難的？順便說一下，這部長篇也有缺陷，下篇“奔流”中有些章節的部分內容簡直可以看作地方邊貿工作的形象化總結或者說是較生動的記錄，沒有上篇“解凍”那樣典型的事例，生動感人的細節，是粗線條的勾勒，敘述平直且粗糙，讓人不忍卒讀，這是否是你時間緊迫，沒時間潛心思考、精心推敲所致呢？
賈宏圖：謝謝你如此看重《大江向洋去》，你對這部書的評價，無疑對我是個鼓勵。這部書是我寫的惟一的長篇報告文學。為這部書我花費了四年的心血，但仍然是倉促之作。現在看來，許多章節相當粗糙。但是，你和許多評論家還很看重這部作品，我想最重要的是這部書的文獻價值、曆史價值，誰想研究20世紀末的黑龍江的對外開放史、中俄關係史，這部書大概是應該看的。
我在這部書的後記中說：“無論世界的風雲如何變幻，誰要寫本世紀八十年代的曆史，都要為中蘇高級會晤的成功，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的‘世紀握手’，寫上重重的一筆，就像寫七十年代的曆史，一定要寫毛澤東和尼克鬆的握手一樣。盡管‘昔人已乘黃鶴去’，尼克鬆和戈爾巴喬夫的命運幾乎相同，都是被迫辭職的。戈的下台，導致了一個‘紅色帝國’的一朝覆亡。千秋功罪，待後人評說。無論中國改革如何發展，誰要寫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都要寫到黑龍江人，義無反顧地推開粘滿鐵鏽和血跡的北大門，高瞻遠矚地提出‘沿邊開放’的戰略方針，以此和沿海開放的戰略方針相呼應，構建了中國全方位開放的格局，帶動了全國內陸省份的對外開放。盡管遠東和整個俄羅斯大地的動蕩不寧，給沿邊開放增加了製約因素，可打開的大門是不能關上了。”這就是當時我下決心要寫這篇作品的想法。但這畢竟是一項很複雜的工程。在這之前，我還沒寫過這種長的東西。我采取了分步實施的辦法。1989年春天，我開始采訪，跑了黑河和綏芬河兩個口岸城市，先寫成了一個中篇《解凍》。在當時的社會政治條件下，直接寫封凍了二十多年的中蘇關係，詳細地寫新華社隻作簡短報道的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的曆史性會見（他們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的同時，天安門廣場坐滿了請願的學生），當然是要冒很大的風險的。5月我把寫成的作品寄給了《當代》，根據編輯部的意見，我又作了修改，7月份又寄給了他們，10月份發在第五期上。當然他們冒著更大的風險。雖然發的位置並不突出，但立刻引起廣泛的注意。1994年這部作品獲得了“當代文學獎”，這是後話。
1992年春天，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之後，黑龍江的沿邊開放突破層層阻力，全麵發展起來。第二年，“龍抬頭”的二月二，我從哈爾濱出發，開始了我的第二次沿邊行。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我走訪了沿黑龍江和烏蘇裏江的十三個地市縣。當我背著四五十斤的材料回到哈爾濱時，正是鬆花江解凍的時節。從我書房的窗子能看見開江的壯景。激情使然，我一口氣又為《當代》寫成了第二個中篇《大江向洋去》，發表在第四期上。
在這兩部中篇的基礎上，我又充實材料，寫成了這部26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寫這部作品遇到的困難，自然很多，首先要把國際大的背景搞清，要寫明白，寫生動，又不犯忌，頗費心血。曆史材料研究了許多，最後請省社會科學院的專家把關，寫了審讀報告，才有出版社敢出版。收集素材，采訪了一百多個人物，從省委書記到普通農民，很費力；把十幾本采訪筆記上的材料，組合成一部文學作品，更費心力。我在挖掘人物和故事上頗下功夫，寫大事件中的一個個故事，寫故事中的一個個人物，通過人物畫廊，構成曆史畫卷。這部畫卷很長，有的部分精細，有的部分粗糙。沒有更多的時間打磨，是個原因。還有難言之隱。跑了這麼多地方和部門，都受到人家的熱情接待，總想把他們的工作寫上去。還考慮將來發行的需要，結果正如你批評的“形象化的地方邊貿工作總結”都上來了，竟讓評論家“不忍卒讀”，真是抱歉。商業化對文學的傷害，可見一斑。
黃光偉：我不知你寫作時，頭腦中是否盤桓著一個問題：我為誰寫作？我期待著和誰交流？誰是我的理想讀者？這實際上就是每個作者都有的“讀者意識”問題，盡管有人自覺，有人不自覺。我覺得你是有“讀者意識”的，盡管你有時意識不到。你有“讀者意識”，這是有依據的，如《大學生問題―一位青年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論文》結尾處提到：這部作品特別希望那些德高望重、對青年寄予厚望的老前輩，那些日理萬機、時刻關心大學生問題的省委書記們能讀到它。為自己理想的或者說暗中期待的讀者而寫作，並得到他們的回應是作者最愉快的事情。“讀者意識”其實透露出作者的創作動機，“為誰寫作”其實也是為什麼寫作或者說是什麼驅使你寫作，白居易所言：“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我覺得，你提出一些問題，並不僅僅意味給社會一個警醒，一個告示，而恰恰是為了正確處理、解決這些問題，如《她在叢中笑》、《大森林的回聲》，這是一種對社會現實參與、治理的態度。這是一種“精英意識”。我甚至有時覺得你自覺不自覺地扮演了高層政治機構的“智囊團”的角色，為社會改革提供切實可行的建議甚至方案。仔細閱讀這些作品，是可以體會到你的良苦用心的。你能否談談上述問題？
賈宏圖：話都讓你說清楚了，我幾乎不用說什麼了。你引用的白居易的那句詩很好：“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我以為搞文學寫東西的人，有的是為了愉悅自己，有的為了是有益於社會。我寫報告文學，大概從沒有愉悅自己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有益於社會。當記者出身，以傳播信息、幹預生活為己任，寫東西有強烈的功利性。作家總是社會良知的角色，我也不能出群。對社會現實總也有些憤憤不平，批評多多，也不過是“小罵大幫忙”。因為我也身在其中，不大不小也是個官，官場的種種不盡人意之處我也逃不脫幹係。但我是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正義在胸，我不會放下手中的筆，無論作用多大，我也要盡一份責任。
黃光偉：你主要是以報告文學而聞名全國的，評論界也主要是對你的報告文學進行分析、研究、評論，而較少或者說根本沒有涉及你的散文創作。迄今為止，你已出版了三本散文集。散文創作在你的文學創造中也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就題材表現範圍而言，你的散文題材大體上有五類，一是回顧上山下鄉那段難忘歲月以及在《哈爾濱日報》社的經曆；二是作為作協領導人為各地作家的作品集寫的前言、序言；三是抒寫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判斷與思考；四是關於報告文學創作的創作談；五是出訪的觀感、遊記、劄記。你自己認為這幾類散文，哪類寫得得心應手，寫得最好？
賈宏圖：搞文學創作其實是我的副業，在文學創作中，散文又是我的副業。從沒認真寫過散文。散文是真情的自然流露，一認真可能還寫不好了。中國散文作家太多了，是個作家都寫散文。一不留神，我也出了三本散文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的《散文海外版》還專門為我出過一個小輯。這些意外的收獲，增加了我對散文的興趣。你還真用心，還能把我的散文分出門類。我對寫人寫事的散文比較順手，有篇《同學的故事》，還被《新華文摘》轉載過。還有就是為朋友作序我也拿手，雖然都是溢美之詞，但說到位，說到份，也不容易。我給賈士祥的雜文集寫的序，受到《人民日報》總編範敬宜同誌的讚揚。
黃光偉：你的《美國這杯雞尾酒》受到了廣大讀者由衷的歡迎，你想過這其中的緣故嗎？我覺得這源於以下幾點：一是“平民化”視角，出訪美國時，你已經是省文化廳廳長，是中國大陸地方政府的高級官員，可自然、樸實、流暢的行文中看不到那種高高在上、裝腔作勢的權勢話語，這是一種極為可貴的“公民”意識。二是“文化比較”。主要是政治文化的比較，這種比較不是簡單地比附兩種文化係統的優與劣、是與非，而是從有益於中美兩個國家的未來發展，有益於中國進一步的改革開放，有益於中國加人世界經濟一體化這樣的宏大背景上進行的文化比較，因而這種比較的意義與價值便格外突出地彰顯出來。三是讀者從你的平實、充盈的散文中看到的是一個真實的美國，這恐怕得益於你長年的新聞記者生涯磨練出的觀察現實的深透的眼光。四是自然而樸實的文體，讀你這部分文字，字裏行間似看到一個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中年人向自己的朋友談出訪美國的種種感受、領悟、思考，那樣冷靜、客觀、自然、親切。散文是最難掩飾的，散文總是能透露出作者的真性情。上述印象，不知你以為然否？
賈宏圖：知我者，如君也。《美國這杯雞尾酒》，是我很重要的作品，受到許多文學界朋友的肯定，甚至因為這本書許多人對我刮目相看了。你的分析，可能就是其中的原因。我是以被美國新聞總署邀請的國際訪問者的身份去看美國寫美國的。記者的敏感，學者的眼光，作家的筆觸，成就了這篇東西。其實寫美國的文章多如牛毛，我這篇可能有自己的東西。
黃光偉：我注意到你當了文化廳長以後，就不再發表報告文學作品，偶爾寫些散文，是沒有時間？還是覺得作為一個高級幹部不大方便再談什麼社會問題？還是覺得寫作無非是“紙上談兵”，不如在工作中解決一些實際問題？你覺得作為一個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能實現你的人生價值，還是作為一個高級幹部更能實現你的人生價值？
賈宏圖：你觸及了我的隱痛。熊掌和魚是能夠兼得的。可能是因為我的懶惰和低能，當年王蒙當文化部長時，還經常發表小說；我到文化廳時說，我的座右銘是“做人做事做文章”，我要做的不是個人的小文章，是促進全省文化繁榮的大文章。這個“決策”對不對，值得反思。我的理想境界是半官半文。作家葉永烈說過：“當官一時紅，文章千古事。”我看也未必。關鍵是看你當什麼官，寫出什麼文章。能流傳千古的文章能有幾篇？對我來說，當官做事是人生抱負，寫文章是一種生存方式。
黃光偉：最後問一個私人化的問題，你愛人和你兒子讀你的作品嗎？他們是否喜歡或者推崇你的寫作？
賈宏圖：很幸運，我生活在一個文學氣息很濃鬱的家庭。妻子是我的第一讀者，特善於挑錯別字，為編輯幫了忙。又是一位很嚴格的老師，有時候她看著不順眼的文章，讓我重做。她讀中學時語文比我強，讀書也比我多，但隻讀不寫，卻成就了我這個作家。她永遠是一個挑剔的讀者。兒子小時候對我很崇拜，我寫的東西，朗誦錄音，他帶在身邊常聽。還在上小學時，聽說我要寫健美運動員，他在資料室給我找來幾本健美雜誌。上中學時對我寫的東西，不以為然，基本不看。到報社當了記者之後，更不看了。床頭總是放著新引進的外國的作品，再不就上網。我批評他，毛主席的書不讀，我的書你也不看！他說，你那本《為往事幹杯》，我給你校對的，怎麼沒看？對了，他和他母親一樣善挑錯別字。文字能力還行，在報上寫過有些文采的小文章。網上寫的什麼，我就不知道了。
如此而已。
2000年10月2日
（此文為黃光偉先生所著《高李理想之火―賈宏圖論）中的訪談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