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光偉：你有些報告文學的開篇是運用電影藝術中“蒙太奇”組接方式展開敘述的，如《幸福》、《人格的力量》等，確實讓人耳目一新。這是否是一種自覺的藝術追求？你主要受哪些電影藝術家、哪些電影文學的影響？
賈宏圖：我很喜歡電影這種藝術形式，無論多麼重大的事件、多麼重要的人物，總能在兩個小時長的電影中交待清楚。“蒙太奇”式的組接方式值得其他藝術形式學習。我看電影的時候很注意每個鏡頭的組接，後來又看了許多電影文學劇本，逐漸自己有了些鏡頭感。寫東西時，眼前總浮現許多有人物的場景和有場景的人物，把它們連接起來，就成了作品。我比較喜歡張藝謀的東西，很樸實的題材，經過他的精心打造，總是充滿詩意。
黃光偉：80年代中期以後，“問題報告文學”開始興起．出現了許多轟動一時的作品，如涵逸的《中國“小皇帝”》、蘇曉康的《陰陽大裂變》、胡平的《東方大爆炸》等等，這些作品以敏銳的觸角，深人到社會中那微妙的、陌生的、局部的、通常的以及某些渠道難以企及的各個生活領域，筆鋒指向許多熱點、難點，如教育、生態、人口婚姻、乃至乞丐、妓女等問題。你的《明月幾時有》、《大學生問題―一位青年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論文》似也可歸於這類報告文學。但是，在所指涉的問題的尖銳性、緊迫性、深刻性上，你的這些作品不僅無法同上述那些作品相比，而且也無法與你自己那些曾引起轟動效應的作品如《她在叢中笑》等相比。
當然，這隻是相對的比較。問題是以你觀察的敏銳、思考的深刻，你同樣可以寫出引起社會矚目的、振聾發饋的作品，是你看不到社會陰暗角落那些可怕的醜惡現象嗎？還是你對這些現象根本就沒有深人的思考？恐怕這些都不是。恐怕這是由於你穩健、冷靜的個性，你的報社負責人的地位，你對黨的新聞事業的責任感，你的不憐逆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等等緣故吧。這是否意味著一種人生智慧呢？
賈宏圖：這個問題提得很好。問題報告文學在中國有廣泛的影響。作為一個記者我有許多機會和條件去寫這種題材，可是我卻寫得很少。大概不是因為我長期做領導工作，不好觸及社會時弊。有人說陳毅“將軍本質是詩人”。無論我做了多長時間的領導職務．說到底還是個文人，和其他文人一樣清高自負，一樣憤世嫉俗。對社會的種種醜惡現象，我也是深惡痛絕，欲除之而後快。而我更關注政治層麵的問題，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問題，是解決所有社會問題之本。政治問題解決好了，其他問題的解決並不難。我寫的《她在叢中笑》、《大森林的回聲》、《跨世紀的人》、《人格的力量》等都是對政治問題的有感而發。因為自己的精力有限，不能麵麵俱到，隻好把眾多的社會問題讓其他同人去寫了。
黃光偉：報告文學當然不是小說，絕對不許虛構，真實性是報告文學的生命線。報告文學的基本事例必須是真實的。問題是，報告文學作家不可能對筆下的人物一肇一笑一舉手一投足，甚至心底泛起的潛意識的浪花皆能了如指掌、洞若觀火，其寫作過程及結果必然包含著一定的想像因素。你怎樣看待報告文學的真實性原則？你怎樣看待真實性與想像性的關係？你的報告文學中有沒有想像的因素？陳秀雲、楊光洪的心理活動內容是否包含你的想像因素？
賈宏圖：報告文學的真實性問題，經常引起爭論。我是嚴格的真實論者，我主張報告文學是報告和文學組成的，報告是它的內容，文學是它的形式。報告是真實的，才能稱其為報告文學；沒有了真實，報告文學也就沒有了生命。這個真實應該是新聞的真實，時間、地點、人物和細節都要毫不馬虎的真實。今年8月我到北京擔任中國第二屆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評委時，曾表示了如下見解：“這些年出現了對報告文學真實性的忽視，很令人憂慮。一些作者缺少嚴肅的創作態度，他們離開事實本身胡編亂造了一些離奇情節，甚至對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曆史人物的描寫，也主觀臆造了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混淆了小說和報告文學的界限。這種既欺騙曆史夕欺騙讀者的創作方式，已引起社會的反感，很值得報告文學界的警惕。失實的結果是失信。如果越來越多的報告文學都寫成了紀實小說，都寫成讓人懷疑其真實性的通俗傳奇，報告文學也就消亡了。”（見2001年9月18日《人民日報》第十一版《評獎引出的話題》）當然，我並不反對報告文學的想像手法的運用，如果報告文學沒有藝術的想像，也就失掉了它的文學性，也不能稱其為報告文學了。
我的報告文學作品中，當然運用了許多想像的東西，特別是人物的心理活動，還有許多自然景物的描寫。當然對人物的心理描寫，要盡量符合人物的身份，符合人物的心路曆程。這來源於對人物大量背景材料的占有，真正做到了對你筆下人物的心領神會。就是對主人公的生存環境，你也要親自看一看，寫的時候才能有的放矢。我是一個比較老實的作者，采訪一個人物沒有一周的時間，沒有幾十人的談話，我是不敢下筆的。有人說我采訪人物比組織部考察幹部都細。對報告文學的真實性，我是一點不敢馬虎的。
黃光偉：你的某些篇什有“小說化”的藝術傾向，如《幸福》、《她在叢中笑》、《大森林的回聲》、《米沙的命運》等。這些作品比較注意人物性格刻畫、情節的演繹、環境氛圍的烘托，這是否是一種自覺的藝術追求？你比較喜歡哪種中國古典小說？哪些外國小說？這些小說對你報告文學寫作是否有一定影響？
賈宏圖：我不敢說我的報告文學有“小說化”藝術傾向，但學習小說創作的一些手法，盡量把作品寫活，特別是把人物寫活，確是我所追求的。當過記者的，寫東西有時過於簡約，過於平直，形象立不起來，缺少風采。我有意改變這種文風。向古典文學學習當然是非常重要的。我認為唐詩和明清小說，是中國文學的兩個高峰。在中國當作家的，誰能說沒背過唐詩和熟讀“三國”、“水滸”和“紅樓”的？我個人比較喜歡《紅樓夢》對人物描寫的精彩，中國和世界作家無計其數，但還無人可以企及。
黃光偉：《大森林的回聲》中敘述者先後有變化，先是第三人稱全知敘事，後兩節卻轉換成第一人稱限知敘事，這是出於一種見證的需要，還是便於發表議論、抒發情感？這是較之早期作品一種突出的變化，是早期作品所沒有的。這種打破敘述人稱統一性的敘述方式，是否出於一種審美效果的考慮？
賈宏圖：對我來說《大森林的回聲》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它獲全國報告文學獎，去年又被選進《人民文學》五十年精品集中。這篇作品中敘述人稱的變化，不是我有意的安排，而是一種順其自然。前六節第三人稱的敘述、描寫，後兩節不由自主地跳將出來，發表自己的見聞和感慨。這種打破常規的結構，可能增加了一些親切自然的氛圍，作者和主人公麵對麵的交流，使作品更真實可信。這種結構也給了作者更多地發表自己的見解的機會。這篇作品寫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風波之後，心裏總有些話要說，不說不快，終於在這篇東西中找到了出口。這和以往的作品不同，那時我躲在人物和事件的後麵，盡量讓它們自己去說話。這次我終於跳了出來。當時並沒有審美方麵的考慮，如果評論家認為有這方麵的意義，我也欣然受之了。
黃光偉：《跨世紀人》的開篇及各部分中關於宗教、自然地理、神話傳說、文物考古等相關知識的引述，無疑豐富了內容，增加了可讀性，也為人物出場做了某種鋪墊，營造了特定的氛圍，這是有益的一方麵；可是，若從敘事的整一性、敘事的節奏上看，未必是有益的，有些內容與人物塑造、深化主題並沒有必然聯係。這是否是受報告文學“學術化”影響的結果？這較之你以往的作品，明顯是種變化，你怎樣看待這種變化？
賈宏圖：《跨世紀人》和《大森林的回聲》一樣，是我寫的政治類的報告文學，這都是我‘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和中國發生“六四”風波之後的思考，對中國共產黨的命運的思考，《跨世紀人》是我對接班人問題的思考。文中關於宗教、自然、曆史等方麵材料的引敘都是我精心安排的，用意是非常深刻的。如開頭從《聖經》的“創世紀”說耶穌誕生，說到毛主席、江總書記關於接班人的講話，是想說明，21世紀中國的“救世主”就是新一代跨世紀的接班人。第一部分講“火山傳奇”是想說，新來的市委書記黎晶，將使五大連池發生火山爆發式的巨變。第二部分講對大興安嶺鮮卑族的曆史新發現，是想說明新任的地委書記張毅將開創新的曆史，可惜這些潛心的用意並沒有被編輯和評論家理解，《人民文學》在發表時，把這些材料刪掉了許多，也許出於篇幅的考慮。報告文學十分講究引用重要的材料，以深化主題，增加可信性、可讀性。可惜我沒有用好。不能抱怨不被理解，隻能總結為什麼沒被接受。
黃光偉：你的敘述是客觀、冷靜甚至有時是不動聲情的，閱讀中我常常感到行文中某些地方過於冷靜，如寫楊光洪、張毅、楊久禮等人物嚴懲腐敗、整肅風氣的行為，很少有慷慨激昂、意氣橫生的抒情、議論，我甚至覺得你的敘述過於樸素了。評論家李炳銀說你的行文樸素、娓娓地讓事實說話，這確實說到點子上，我也讚同這樣的看法。這或許是長期的新聞記者生涯以及客觀真實的新聞寫作原則影響的結果。認真地、深人地思考，我以為這也是一種敘述風格，一種獨特的敘述語氣，在新時期報告文學界是獨樹一幟的，我把這種風格歸結為凝煉質樸、深沉厚重。當然，這是一種整體上、籠統的說法，這裏包含許多豐富的內容。我想聽聽你對自己的敘述文體的一些看法。
賈宏圖：真理是樸實的，對真理的敘述當然也應是樸實的。從我個人的追求看，不喜歡虛張聲勢，不喜歡華而不實。文學的最高境界，是樸實自然。你看老舍的文字，平實如水，卻是韻味無窮。長期當記者也養成了自己的習慣，嚴守客觀立場，盡量讓事實說話，而事實是最雄辯的。當然議論又是報告文學的一個基本手法，不可能不對你提供的事實，發表自己的看法。精彩的議論是報告文學的靈魂，但還是點到為止，意猶未盡，比言過其實要好。我的確比較喜歡凝重質樸、深沉厚重的風格。但如果多一些靈秀、優雅、幽默，也許會更好。我在散文的寫作上，風格上有所變化，我認為這是個進步。固守自己是下策，超越自己才有出息。
黃光偉：你的報告文學，最讓我感動的是《大爆炸―獻給哈爾濱亞麻廠的英雄兒女》，讀了幾遍之後，仍然十分激動，心潮難平。最讓我感動的是亞麻廠的工人、幹部，解放軍指戰員、醫護人員平凡而偉大、普通而崇高的精神境界。讀了《大爆炸》“後記”我才知道，這部作品你付出的感情最多，寫到動情處竟泣不成聲。我看到的一篇文章中說，亞麻廠的工人講，寫“大爆炸”的新聞報道，報告文學中你這篇最好。我想，這大概與你透視這一重大社會事件的角度有關。我想你不是平麵地、簡單地向社會報道這一震驚中外的突發事件；也不是居高臨下地發表一些後見之明，指責有關部門對安全生產重視不夠，等等，等等。你透過廢墟上的煙霧，看到了一個個堅強、勇敢、偉岸的身影，努力挖掘並表現他們崇高的精神品格，這就使得《大爆炸―獻給哈爾濱亞麻廠的英雄兒女》的深刻的主題意蘊、重大的社會意義凸現、彰顯出來，格外引人注目。我記得你在一篇談報告文學的文章中說過，力爭讓自己站得高些，看得遠些，深思熟慮之後再動筆。你能否深人地談談處理題材、提供主題的一些想法？
賈宏圖：《大爆炸―獻給哈爾濱亞麻廠的英雄兒女》是我的動情之作，事情過去這麼多年了，翻看這篇作品我還要落淚。哈爾濱亞麻廠的大爆炸是一次政治事故，是文化大革命這場大爆炸的連鎖爆炸。當年亞麻廠從蘇聯引進了最先進的機器設備，以後的35年蘇聯本土進行8次技術改造，而我們因忙於政治鬥爭，忘記了必須進行的改造更新，結果我們遭受了曆史的報複，而承受這大災難的是用這些應該報廢的機器生產出一流產品的工人！這真是一場大悲劇。在廠毀人亡的巨大災難麵前，工人沒有抱怨，而是自覺地擔負起重建工廠、恢複生產的擔子，這種主人翁精神，驚天動地泣鬼神，誰人能不為之動容！如果說，這篇作品能被工人們接受，是因為我是在一種大的曆史背景下來寫這篇作品的，沒有糾纏具體的事故責任，而挖掘曆史原因。在材料的組織上，是在大事件中描寫小人物，尋找小細節，通過細節刻畫人物，重點展示精神境界。在結構方式上用新聞作導語，突出新聞性。板塊式的橫向組合，使讀者跳出事故看全局。細節描寫都是最單純的白描手法，更增加了真實可信度。整部作品像一部黑白片的記錄電影，隨著曆史的久遠更顯出它的珍貴。
黃光偉：你的代表作或者說有較大影響的作品，大都是寫領導幹部的，《她在叢中笑》中的陳秀雲是工廠黨支部書記；《大森林的回聲》中的楊光洪是伊春市委書記；《跨世紀人》中黎晶、張毅、趙明非不是市委書記、地委書記，就是市長；《人格的力量》中的楊久禮是中國特大型企業大慶石化總廠的廠長，這不是偶然或巧合。這說明一個問題：你極其關注領導幹部的自身素質、行為及其在社會上的形象。領導幹部的所作所為關係到改革開放的成敗，關係到社會主義的前途，關係到中國的未來。這其實是社會責任感及民族“憂患意識”的集中表現。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說，這是政治化寫作或者意識形態寫作。這種寫作的姿態、意義與價值是十分明顯的。任何作家的寫作都是意識形態寫作，非意識形態寫作的純粹個人的私語空間，在當今社會是不存在的。
問題是，不同的寫作方式具有不同的色彩、特點。我發現你格外關注領導幹部的思想素質、道德修養、人格操守，甚至認為這關係到一個企業、一個地區黨的事業的興衰成敗，如《人格的力量》即是如此。應當說，你是深諳中國國情的，尤其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有較深刻的認識。中國傳統文化本質上是倫理道德文化，倫理道德觀念對現實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是古往今來人們所景仰、推崇的。這能否說，在當今市場化時代人們的倫理道德水準下降、普遍缺乏崇高的精神追求，甚至物欲橫流，你期待理想人格，期待具有理想人格的人整肅綱紀，力挽一度頹敗的現實？這能否說是一種道德理想主義？不錯，人格的力量是神奇的，甚至是巨大的，但是，人格的力量又是有限度的，僅僅依靠道德自律並不能解決現實社會中種種複雜的問題。這就是說，既要高度重視道德自律對人的自我教育、約束的作用，也決不能忽視社會他律對人的強製性管理、控製作用。我們對企業家、領導幹部恰恰缺乏極為必要的“他律”，這方麵的經驗教訓實在是太深刻了。讀了你的《人格的力量》等作品，一方麵覺得思想深刻，力透紙背，一方麵感到期望過高，淩空虛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