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黃光偉：喧囂世紀中的思想者
―賈宏圖訪談錄
黃光偉：你寫的回憶文章，大多是談上山下鄉或者在《哈爾濱日報》社的經曆，而文革前及文革中的經曆就談得少，一般讀者也不大了解這段經曆，請您簡要談談這段經曆，好嗎？
賈宏圖：我是一個中國革命傳統教育中成長的標本。紅旗下長大，接受那個時代正統的教育，以一個幹部子弟和進步少年的身份參加了建國以後中國一次次的政治鬥爭。1966年1月，我已成為少年布爾什維克，建國後哈爾濱市第一批中學生共產黨員。那一年我就要高中畢業，錦繡前程在向我招手，經過嚴格的考察和挑選，我已被選定為出國留法預備生。6月驟起的革命風暴把我從寶塔尖上卷下，被打成“修正主義”的黑苗子和保守派學生頭目，受到批鬥。為逃避現實曾組織紅衛兵長征隊徒步串聯。1968年春知青下鄉運動初見端倪，我在哈爾濱一中第一批報名下鄉，選擇了當時離家最遠的黑龍江邊的一個農場。幾個月後那裏變成了建設兵團，在那裏開始了刀耕火種的勞動，翻開了我人生新的篇章。
黃光偉：我注意到你的散文中有許多篇章都是寫你的上山下鄉的經曆或其他知青戰友的經曆的，那確實是一段讓人刻骨銘心的經曆。那段經曆對你的一生產生了重要影響。我想問的是，風雪北大荒的知青生涯對你的精神氣質、人格操守產生了哪些方麵的重要影響？
賈宏圖：我多次說過上山下鄉是我的大學。文革斷送了我的夢想，下鄉卻使我回到了人生的大地。下鄉是煉獄，使我在苦難中認識了社會和人生。我本來是文革的受害者，但在下鄉之前我對它隻是懷疑和困惑，下鄉之後我才否定了它。因為我目睹了它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人民是曆史的主人，是社會最公正的裁判員。上山下鄉使我從“貴族”變成平民，從充滿理想色彩的少年布爾什維克成為腳踏大地的現實主義者。
至於對我精神氣質和人格操守的影響，最大的是如何在苦難中堅強和忍耐，如何在苦難中勇往直前。我們不能人為地為自己製造苦難，但苦難是人生的幸運。對待苦難的最好辦法是堅強，毫不灰心，毫不動搖；還要能忍耐，沒有吃不了的苦，隻有享不了的福。隻要堅強忍受就會苦盡甜來。苦難中還要不甘屈服，不甘寂寞，有所作為。北大荒為什麼出了那麼多作家，因為他們在難耐的寂寞中拿起了筆，在昏暗的燈光下，編織夢想，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八年的北大荒生活使我脫胎換骨。經曆了北大荒的大風雪，以後的什麼風風雨雨都不在乎了。
黃光偉：我發現你寫的回憶文章常會出現一個閃光的詞語：理想。在當今社會，人們物欲膨脹、人文精神匾乏或者說喪失的情況下，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理想，請問這一理想的內涵是什麼？這一理想有怎樣的意義與價值？
賈宏圖：理想是人生的火炬，理想是社會的燈塔。沒有理想的人如同行屍走肉，沒有理想的社會就是混沌的世界。一代代的人為理想而奮鬥、而犧牲，才有了今天的文明社會和人類的進步。我敬重那些理想主義者，為了人類的進步，為了民族的解放，為了祖國的富強，而英勇頑強的鬥爭精神。即使那些浪漫的理想主義者，空想的理想主義者。我都敬重，因為他們有追求有抱負，心中有開不敗的花朵。他們活在有詩意的生活中。社會橫流的物欲正在撲滅理想的火焰，人文精神的消解將使人性退化。這是令人憂慮的社會病。成熟進步的社會應該倡導高尚的理想，這個理想就是為大多數人的幸福而和諧的生活去奮鬥，主持正義，反對邪惡，爭取光明，消滅黑暗。
黃光偉：你打算為至今仍留在北大荒的知青寫長篇報告文學，而且做了大量采訪，寫下了一部分文字，可最終為何沒有寫成？
賈宏圖：北大荒是令我夢魂牽繞的土地，那裏有給我人生經驗的父老鄉親，特別是還有當年和我朝夕相處的知青戰友。我們回來了，他們還留在了那裏，可能永遠地留在那片土地上―還有他們的子孫。這種“獻完青春獻終身，獻完終身獻子孫”的精神會讓每一個人感動。我當時下決心要寫一部長篇報告文學，題目都想好了―《永遠的北大荒人》。我重新回北大荒跑了許多農場，走訪了幾十個老知青，正要開始寫的時候，我從省作協調到省文化廳工作，大量的行政工作不僅消磨了時間還消磨了激情，使我的寫作計劃落空，寫長的不行了，我就陸續用這些素材寫了一些散文，都收在《為往事幹杯》那本集子裏了，但我的心裏深藏著愧疚和遺憾。
黃光偉：你青少年時期是否受到革命文學的影響、熏陶？卓婭、保爾、雷鋒對你的精神成長有哪些影響？讀過郭小川、賀敬之等人的詩嗎？
賈宏圖：那個時代的熱血青年哪一個不是革命文學滋養的！我最早接受革命文學是父親經常在晚上給不識字的母親和我們讀小說，上小學之後就自己看了，很著迷，每天都是捧著書本人睡。最喜歡的是《牛蛇》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還有中國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紅岩》。上了中學以後學習俄語，更鍾情俄羅斯文學，契訶夫的短篇，屠格涅夫的中篇，托爾斯泰的長篇都讀。高爾基的就更多了。我喜歡現代詩，賀敬之、郭小川是我終身的偶像。他們的許多詩，現在我還背得出。我寫了幾本詩集（自己編的），許多首是模仿他們的。郭小川的兒子小林，是我在北大荒的朋友。賀敬之當文化部代部長時，我見過多次。他的夫人柯岩是詩人，也寫報告文學，也有幸和她結識。無論什麼時候，我的心裏總是充滿詩情。
黃光偉：《大爆炸》的“後記”裏提到你在兵團時寫過詩，而沒有說那是一本詩集，是用銀白色的樺樹皮做封麵的，讀者是你的愛人和同甘共苦的戰友。能談談你最初寫詩的感受嗎？拴些詩作對你以後的報告文學、散文的寫；作有哪些潛在的影響？
賈宏圖：我寫詩是從初中開始的，寫下鄉勞動時的感受，對國內外大事的感慨。到了北大荒，真是情不自禁了，先是發表在自己連隊辦的油印小報上，後來自己用樺樹皮訂了小本，把詩都抄在上麵，非常浪漫。都是對邊疆風情的描述，還有對知青生活的歌頌。現在看很幼稚，但也很感人。年輕人寫詩寫激情，老年人寫詩寫哲學。也許每一個作家的寫作都是從寫詩開始的。我以為，文學就是詩化的生活。我寫人物報告文學是寫他的人生史詩，即使悲劇性的事件也蘊涵著震撼人心的詩意。詩意就是美的境界。寫詩可能對文字表達也是個訓練，如何用最簡練生動的語言表達最豐富的內容，表達最複雜的感情，這都是詩人的功夫。另外語言的韻律，是詩的長處，我寫的東西都可以朗讀，讀起來很上口，有相當的感染力。因為我從小喜歡朗誦。寫東西我是先從C=1裏讀出來，然後用電腦打字的。
黃光偉：你在《兵團戰士報》當了六年記者，在知青當中是有名的筆杆子，可說是見多識廣。你在兵團從事寫作的動機是什麼？這期間你的世界觀是否發生過變化？你對社會現實的看法是否發生改變？
賈宏圖：我不是帶著當記者當作家的願望到北大荒的，盡管我作文一直很好，學生時代我也沒有當作家的夢想。帶著對文革的困惑，到了一個生態天然、物事昨非的境地，油然而生發許多感受，不吐不快，先寫在日記裏，後在連隊小報上寫詩，再後來給報社寫稿。從感情用事到有了一份責任感，覺得我們這幫年輕人在這邊塞之地忘我奮鬥，應該讓人們知道，所以我拿起了筆。使我走上職業寫作道路的是一個偶然的事件。我們連隊的一個東北農大畢業的大學生在一次事故中為了保護知青而英勇犧牲，我為他寫一篇報道，被上麵發現，被調到《兵團戰士報》當了記者。這是1970年7月的事，這以後我有了更廣泛接觸社會的機會，對社會和人生有了比較成熟的看法。現在，這些基本認識隻有不斷深化，沒有改變。
黃光偉：上山下鄉無疑鑄就了一代青年的人生格局，這一社會運動的影響恐怕還要綿延幾代人。你對上山下鄉這場社會運動的總體評價是什麼？我發現你對上山下鄉感情大於理智、肯定多於否定，能談談你的看法嗎？
賈宏圖：上山下鄉對我們來說，真是一言難盡。鼓勵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相結合，這是“五四”的光榮傳統，也是毛主席一貫倡導的。在中國低文化的工農群眾是汪洋大海，有文化的知識分子是鳳毛麟角。知識分子與工農的結合，使知識分子了解了社會，使工農學到了文化，作用是互補的。毛主席過分地強調了工農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而實際上代表先進文化的知識分子對工農的教育和改造更為重要。中國革命的實踐就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列主義，他們用馬列主義武裝了工農群眾，然後才有革命的成功。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這個口號沒有錯。60年代毛主席就提出過，當時還有經濟上的考慮，安置城裏富餘的勞動力問題。文革中毛主席又提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可能有更複雜的原因。為了結束文革超出老人家想像的混亂，他不得不把曾充當先鋒的小將們動員到農村去。於是才有了兩千萬知識青年流向廣闊天地的驚天動地的壯舉。因此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無疑是文革的產物，隨著對文革的否定，，上山下鄉運動自然應該否定。雖然知青下鄉，給廣大農村帶去先進文化，青年本身也受到難得的教育，但就總體而言，肯定弊大於利。從理性上說，上山下鄉是應該否定的。但感情上總有些難以割舍。我們畢竟是在那種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過去的痛苦中總有些美好的回憶。青春總是美好的，無論是痛苦的還是幸福的。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也成熟和冷靜起來。特別是看著年輕一代的幸福，我們才痛切地感到，我們的寶貴青春浪費得太可惜了，那真是個令人詛咒的年代。
黃光偉：你把《哈爾濱日報》社稱為自己的“研究生院”，這是否意味著你在《哈爾濱日報》的工作實踐大幅度地提高了你的思想認識水平、寫作能力？我研究你的人生經曆、思想經曆的時候是比較看重這一段的。我認為你之所以能在新時期文壇迅速崛起，連續獲得三屆全國報告文學獎，這不是偶然的，這與你在評論部期間不斷深人思考緊迫的社會問題、磨礪筆鋒是有較大關係的。能否談談你的看法？
賈宏圖：＿七麵說到，我對知青運動的認識是從感性到理性的。兵團的八年知青生活，我基本處於感性狀態之中，那是我的青年時代；1976年到《哈爾濱日報》之後，我開始處於理性狀態―那是我的成年時代。當時正是中國社會的轉型期，經過十年文革的痛苦，人們從噩夢中醒來，都在思考社會和人生，不由自主地進行一次思想上的撥亂反正。作為輿論中心的報紙，必須對人們關心的問題作出回答。我所在的評論部聚集了一群思想最活躍的精英，每天都在議論題目，撰寫的評論，我是主要執筆人。這對我是一次次很好的思想和文字的操練。報紙的評論總要站在政治家的立場上觀察問題，時間長了，自己看問題的角度也高了，對問題的認識也就深刻了。“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後來我又到記者部當記者，再寫東西，總是在思想性上高人一籌。這為我以後寫報告文學奠定了思想基礎。我在全國評獎中獲獎的三篇報告文學，《在大洋的此岸與彼岸》（與蔣巍合作）、《她在叢中笑》、《大森林的回聲》都是靠思想性取勝。思想著是痛苦的又是幸福的。
黃光偉：有人把報告文學作家分成作家型、新聞記者型，作家型比較注重報告文學的審美價值，注重文學性，注重藝術表現，注重人性、人道、人情；新聞記者型比較注重現實生活的變化，注重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注重切實地解決緊迫的社會問題。當然，這隻是一種相對意義上的說法。你同意這種看法嗎？你認為你自己是哪種類型的報告文學作家？
賈宏圖：是的，報告文學作家從出身背景來分大體上有兩種，一種是記者型的，一種是作家型的，我當然是記者型的。作為一個記者，我是從寫人物通訊開始，後來寫起報告文學了。記者型的作家自然比較敏銳，往往從現實問題出發，調查非常認真，占有材料十分翔實，文風比較樸實，寫出的報告文學社會反響也強烈。作家型確實比較注重審美價值和人文精神，語言和形式也很講究。但是在報告文學發展的過程中，兩方麵的作家互相有所借鑒，後來隻能從作家的出身上有所區別，從作品本身已無法區分誰是哪一類作家了。我80年代的作品，通訊的痕跡比較明顯，到了90年代，我也離開了新聞崗位，到作家協會，與作家為伍，作品的文學性也大大加強了。但我仍然認為自己是個記者。結果到21世紀初，我又回到了新聞崗位。
黃光偉：評論界往往認為你的報告文學現實針對性強，具有參與改革、治理現實的強烈意識，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精神。這話說得不錯，問題是怎樣才能體現出時代精神？．我注意到你在《世界·報告文學和我―關於文學和報告的隨想》中談到：你往往是對某一社會問題有了深人的思考，形成了理性認識，再去尋找事實去驗證自己的看法，或者說有時無意中碰到了一些與自己思考相契合的事情，然後，才提筆將自己的思考傳達出來。我覺得這是有道理的，一個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應該不僅僅是具有藝術修養的文學家，更應該是視野開闊、頭腦敏銳的政治家，思維填密、思想深刻的哲學家，至少是有獨立判斷、獨立思考能力的“思想者”。裏德如果沒有敏銳的政治頭腦，他就寫不出《震撼世界的十天》；徐遲如果僅有詩人的激情與想像，而沒有深刻的反思、批判能力，他就寫不出一時“洛陽紙貴”的《歌德巴赫猜想》。我想，你能否具體地談談如何創作出那些引起轟動效應的作品的？
賈宏圖：我前麵說到，我不是政治家，但我是思想者。對時代熱情的關注，對現實經常的思考，是我多年從事新聞工作養成的習慣。當記者時，我不是見什麼寫什麼，而是寫那些能回答現實問題的東西。1983年春天，中國正在清理文革遺留下來的大量問題，最大的問題是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起用那些中國曆次政治運動中受到傷害而文革中受傷害最重的知識分子。他們是中國走出經濟崩潰的邊緣實現現代化的中堅力量。然而起用知識分子的最大阻力是黨內的某些當權者，他們對知識分子偏見種種，當然也有深層問題，怕被能人取代。這時我卻發現了這樣一個典型―個小廠的支部書記，在文革中大膽使用一個戴著反革命帽子的工程師，讓他負責重要的技術工作， 自己為他承擔風險，為他解決住房，還要為他政治平反。結果自己被撤職。文革剛一結束，國家還沒有落實政策的說法，她卻把這位工程師安排到了領導崗位，這位支部書記叫陳秀雲，工程師叫安振東。當時我寫了一篇通訊《敢開頂風船的角色》，發表在《哈爾濱日報》上，曾引起轟動，陳秀雲立刻成了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典型，安振東被安排到局裏當總工程師。這一年春天，在省人代會上，安當選為黑龍江省副省一長。這個故事成了我發表在1983年第七期《報告文學》上的《她在叢中笑》，這篇作品被全閏幾十家報刊轉載。《光明日報》在轉載時，還在一版頭題發表了評論。這篇作品還被改編成電影、話劇，甚至還有相聲。後來它還被選進《中國報告文學精品文庫》(1924-1993）和《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精選·報告文學卷》( 1949-1999)。如果說我在中國報告文學中還有點地位的話，這篇作品是個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