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農民兄弟
這個社會很少有把農民工當成孩子看待的，起碼沒有當成自己親生的孩子。在我看來，農民工不是誰家的孩子，他們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主人，他們有權利在這個國家的任何地區出賣自己的勞動，他們也應有權利在任何地區享受他們的勞動創造。沒有這種認識，要很好地解決農民工的問題，簡直沒有多少可能性。
我的農民兄弟
這是《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抗爭——湖南衡陽考察》一書中有關農民維權抗爭精英的速描部分。這些描寫散置於每一人物的訪談錄之前，現彙編於此。
一、組織者的謀略
[彭榮俊，男，1961年生，高中文化，1979年參軍到雲南前線，1982年退伍回衡陽縣渣江鎮鹽田文德村江東組務農。1998年發動建立了跨村的“減負上訪代表”組織，領導農民與地方政府進行著各種方式的抗爭。現為衡陽縣農民協會主要籌備人。]
最早引起我關注衡陽縣農民抗爭活動的就是彭榮俊。那是2000年3月20日，我從兩位衡陽縣農民那裏知道了有一位叫彭榮俊的退伍軍人，在本鄉鎮發動13位農民成立“減負代表”組織，然後通過宣讀中央減負文件等方式，聯合幾百農民上訪省市，還就農民負擔問題直接與鄉村幹部進行談判，並遭受了各種打擊。我感到農民先建立組織再進行抗爭，是有政治動向性的事件，需要重點關注。
於是，我向他們提出訪問彭榮俊的要求。他們沒有肯定回答我，隻是說要先“請示”一下。3月31日晚，我剛從外地來到衡陽，還來不及整理行裝，上次來訪的一位就陪著另外兩人來到了我的住所。據介紹，來者就有彭榮俊。看來，經過上次的交談，他們認為與我交談沒有危險，彭榮俊才願意與我相見。
彭榮俊是一位很健壯的中年男子，中等個子，著裝與我們在城裏街頭常見的農民工無異。但無論其走路還是閑坐，腰總是直直的，講話也很幹脆。他煙癮很大。可知道我不喜歡煙味後，在同我談話時，從來沒有吸過煙。他說，自己為人正直、敢作敢為和有克製力，這些都是在部隊養成的習慣。但是，在我看來，彭榮俊絕不是一個有勇無謀的人，他所具有的政治智慧，在他領導那個沒有名稱的“組織”及所進行的各種減負上訪活動都充分地表現了出來。
五年來，我已數次訪問過彭榮俊以及他的家人和朋友或同道，詳盡地了解他有過的許多可以大書特書的故事。在獲取這些故事的同時，我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也正是這些考察和研究，改變了我對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看法。因為，我是從彭榮俊們不屈不撓的抗爭曆史中，看到了當今中國農民潛在的政治追求。盡管現在我還不能準確地判斷這種政治追求在人類曆史發展過程中意味著什麼，但我可以肯定地說，如果不能認識和正確對待中國農民在目前的社會結構基礎上所產生的政治主張，將發生的事情絕不是善良的民眾所希望的。
彭榮俊的故事，還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對中國婦女的看法。因為在我訪問彭榮俊時，他多次提到了他的妻子。他將自己之所以走上為農民而抗爭這條道路，主要歸結為兩個方麵。一個是當今農村社會太腐敗，農民受盡了欺壓，他曾經是位軍人，應該為農民說話。而另一個就是他的妻子的鼓勵和支持。他最初成立“減負代表”組織就是在他妻子的支持甚至激勵下進行的。為此，我拜訪了他的妻子湯。這位影響了衡陽縣農民抗爭曆史進程的農村中年婦女，雖然沒有接受多少正規的學校教育，可所具有的政治責任感卻讓我感到萬分驚詫。為此，我就將抗爭精英的妻子以及他們的父母兒女納入了我的研究視野。現在看來，這是十分必要的。可當初我並沒有完全意識到這樣做的重要性。
彭榮俊是一位富有政治理想的人。他深知組織起來的力量。因此，他一直將建立維護農民合法權益的農民組織作為主要的目標和手段。他認為，如果農民有了自己的組織，遇到農民負擔過重等問題時，可以通過農民協會與政府協調，如果能達到互讓互諒，那就不用像現在這樣上訪了。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發動全縣減負上訪代表開始了衡陽縣農民協會的籌建工作，並正式向縣有關部門行文要求成立農民協會。當然，他非常明白實現這一目標的艱難和所具有的風險。但他表示，這將是他不悔的追求。
長時間的跟蹤研究，我成為了彭榮俊的朋友。我深知，這種關係，已經超越了社會調查應保持的界限，因為它有可能影響到我對事件的理解和判斷。可我無意改變這種關係，反而希望能同他保持這種相互信任的友誼。而且，正是由於有了彭榮俊的友誼和幫助，我在衡陽縣的調查才得以順利開展。那些信任彭榮俊的抗爭精英們，很快就給予了我充分的信任。
二、精神領袖的精神
[屈剛，男，1929年生，北方某鋼鐵公司退休職工，1993年以後回衡陽縣渣江鎮官埠責任區老家定居。1996年開始以監督人的身份參與農民上訪，後被當地政府多次打擊，而逐漸成為了衡陽縣農民抗爭活動中的精神象征。]
屈剛的事跡，我在2000年3月第一次訪問衡陽縣農民減負上訪代表時就聽說過了。他們很驕傲地告訴我，衡陽縣農民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覺悟，與一位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的老幹部有關。這位老幹部退休回到衡陽縣渣江鎮老家後，看到當地基層政府不執行中央政策，就發動農民聯名上訪省市縣，還直接組織農民與縣領導談判。雖然他多次遭到鄉鎮幹部和黑社會的關押毆打，肉體上受到過很大的傷害，可他堅定地站在農民一邊。他是衡陽縣農民反抗貪官汙吏、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主心骨。他們還給我看了當地媒體刊登的一篇《無視人權襲用極左方式，幫教對象竟被捆綁掛牌》的長篇報道，從這篇報道中，我知道了一位年已古稀的老人，“因農民負擔問題多次到省、市、縣上訪”而被列為“幫教對象”被捆綁在萬人大會上批鬥的事實。這讓我感到無比的震撼。我對當地采取如此非法的野蠻手段對待民眾感到憤恨，對屈剛老人遭受到的非人折磨深懷同情，為他誓死捍衛農民利益的義舉充滿了敬意。但我很快就意識到了，這樣的情感已經違背了自己在社會調查中長期恪守的原則。因為，在我看來，對自己的研究對象保持一定的警惕和距離是一切社會科學研究所必需的，否則就會讓情感影響到理智，最終影響到研究成果的客觀公正性。為了抑製那已產生的悲憤和敬佩，我決定暫時不訪問屈剛。
轉眼就是三年。2003年1月22日，我來到了衡陽縣渣江鎮。在我訪問為籌建衡陽縣農民協會而聚集在一起的減負上訪代表時，發現他們中沒有屈剛。問及此事，與會者告訴我，屈剛病了。聽到這一消息，我意識到應該立即訪問屈剛。當晚，經過了幾個小時艱難的行駛，在深夜11點多鍾我到了官埠責任區的淩學文家，因為他答應陪我尋訪屈剛。第二天一早，7點多鍾，我們就踏著冰雪前往屈剛的住所。可經過近一個多小時，我們趕到屈剛家時，才知道他昨天身體好一點後就外出未歸。據其家裏人說，他也許在其外甥女處，因為屈剛在本地沒有其他親人。而當我們趕到其外甥女家時，並沒有見到他。就在我感到十分失望之時，淩學文卻告訴我，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屈剛應該在某一位減負上訪代表的家裏。根據他目前的身體狀況，在官埠的陳標家裏可能性最大。於是，我們就在饑寒之中、沿著泥濘的鄉村路前往陳標家。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行駛和步行，我們果然在陳標家中見到了這位充滿傳奇的老人。
屈剛雖已70多歲，又有重病在身，可他在講述自己那不平凡的往事時，是那樣的富有條理和充滿激情。特別是他在演示如何反擊鄉鎮幹部對他進行人身傷害時，我仿佛看到了一位衝殺在戰場的勇猛的戰士。在我看來，他是一位視惡如仇的人，對現今社會的貪官汙吏有著強烈的不滿；他又是一位充滿愛心的人，對受欺壓的農民懷有深切的同情；他還是一位富有理想的人，對未來祥和的農村社會寄予了很多的希望。正是這些不滿、同情和希望，構成了他的晚年人生。他為此經受了許多的苦難，也從中獲得了人們的尊敬，享受其中的快樂。他在衡陽縣農村抗爭精英中是一種象征，一種代表正義和永不放棄的精神。
2005年2月23日晚，我接到了彭榮俊的電話，他哭泣著告訴我，屈剛去世了。
三、農民理論家的呐喊
[陳標，男，1943年生，小學四年文化，衡陽縣渣江鎮官埠責任區新井村白露組，務農。1996年開始為農民負擔等問題上訪省市各級黨政機關。近年來，創作了大量有關農民現實生活的詩歌、政論文、政治寓言等作品，被衡陽縣減負上訪代表稱為“農民理論家”。]
我第一次見到陳標是為了尋找屈剛。那是2003年1月22日，也就是臘月二十，下著雨雪，為尋訪不知去向的屈剛，我們前往陳標家。陳標家在官埠和渣江之間，但並不在兩地公路邊，而是要經過一條村級公路才能到達。可這條村級路的路況十分差，下雨雪時路麵泥濘得車輛根本沒有辦法行駛。我們走了幾十米後就在一個大泥坑前不能再前進了，隻得將車停在那裏，步行前往。
陳標家在一個小山坡下麵，房子有一半已經垮掉了。那些殘磚爛牆，給我一種衰落的感覺。而陳標給我的第一印象卻是個非常樸實而感情豐富的人。當我走進他那已經破爛而陰暗的房子時，他迎了出來，用一雙粗糙的手緊緊握住我的手，用略顯嘶啞的聲音不停地說著：“同誌們辛苦了！”因為房子太暗，我看不清他的臉，但我能感到他在流淚，是那種受盡了屈辱的人得到理解和同情的激動之淚。我為之感動了很久。我當時本想同他多聊聊，但訪問完屈剛已十點多鍾了。我們還沒有吃早飯，跟隨我來的中國農業大學的幾位學生已因饑餓多有表現。盡管陳標一再要留我們這些不速之客吃飯，考慮到一些其他原因，我還是與他及屈剛告別了。可當我們走到離他家已有幾百米的一個小山崗時，他就踏著泥雪追了過來，其目的是要送給我一篇文章。我是站在雪地裏、頂著寒冷的北風讀完了他的那篇題為《現代農奴紀實錄》的。讀著讀著，隻覺得一股熱流迅速充滿了我的全身。從他那好看的鋼筆字和充滿激情的文章裏，我依佛看到了些什麼。他那有些矮小而單薄的身材，也在我心目中一下子變得高大起來。我知道，自己錯過了一個十分難得的訪談機會。但我堅信，我一定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回到這裏。因為，我已經記住了他生活的地方，也已經認識了這樣一位呐喊的人。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山頭的雪地裏，目送我們走了很遠，還在不停地招著雙手，那不正是在表達他的期盼？
春節過後的第三天，我就同從香港來我家過春節的政治學家李連江教授一道，驅車100多公裏，並在泥路上步行了20多分鍾再一次來到了陳標家。他對我們這時就趕來看他，雖然感到十分的意外，但高興之情則絕對是發自內心的。這一天，他的妻子、在外任中學教師的大兒子及小兒子妻子的父親也在。我們就圍著那並不十分溫暖的火爐，聊了起來。
盡管陳標對我的訪問是友好的。但是，這次訪問還是比較艱難。其原因在於，在農村，正月是個吉祥的日子，說些高興的話和做些吉利的事是村民們所希求的。而我們要討論的問題卻過於沉重，有許多往事又是那樣不堪回首，特別是當著兒女親家，那些“有損”於陳家聲譽的往事也就更難以展開。因此，在了解一些基本情況後，我們就離開了陳家。
2003年3月1日，我再一次來到了陳家。有了前兩次的交往，陳標也賦予了我更多的信任和友誼。他不僅將近年創作的兩大本有關農民生活的政治議論文、詩歌、寓言交給了我，而且還非常認真地與我探討了那些我感興趣的話題。
在陳標這個標題下，我還將一個與陳標沒有任何關係的“倪明”的訪談和文章附在這裏。說實話，我決定將對倪明的訪談及所寫的文字作為這裏的附件發表出來，是有許多顧慮的。準確地說，他不是一位減負上訪代表。對這一點他本人有過多次的表白，而其他減負上訪代表也有過這樣的評價。如果要說他與這些活躍在農村社會的抗爭精英們有什麼聯係的話，也隻能說，他是精英們的朋友，是一個願意為精英們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的熱心人。但是，他是一位農民，一位生活在中國最底層的農民。他所具有的思想也許並不代表中國農民普遍的觀點，可又不能說他所表達的不是一個農民的認識。起碼可以像陳標的思想和文字一樣成為當代中國農民政治意識另一個解釋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