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張克非先生對我說，要為六十歲以上、七十歲左右具有真才實學的學者，出版一套人文社會科學論著自選集。其中，史學類要我幫忙編選十卷一輯。我想，這可能有兩個理由：第一，是八十歲上下的大學者，多有出版家為他們周密策劃出書事宜。有的大學者的文集、文選不知重複出版了多少套，而六七十歲的少名或無名的“青年老頭”卻少有人來問津。說穿了是因為後者的著作不能為出版者賺錢，甚至還要蝕本。第二，是有官銜的、學者因為有權勢在手，不管他有學問沒學問，也有辦法（例如用公款支付出版費用，甚至公然買書號）令出版社為自己出文集、文選。據我所知，某些“長”字號的此類書籍，就是這樣堂而皇之地出版的。即使沒有人買沒有人讀，他們也會覥然送人，到處張揚。這兩條理由，不知道克非先生是否認同，反正我是這樣想的。
蘭州大學出版社的盛情，令我感動和欽佩，因而不辭自身學養之淺陋，當即答應為他們選薦作者。出版社的標準就是我的選薦標準：隻問學問，不問官職；隻選六十至七十歲之間或略大於七十歲的學者。這時，我不由想起季羨林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說過的一段話：
人文社會科學同自然科學和技術是有很大不同的。科學技術專家，一到六七十歲退休的年齡，有的耳有點不聰，有的目有點不明，難以再進實驗室，拿手術刀手也發顫，隻好退而且休了。而人文社會科學家，則到了這樣的年齡卻是如日中天，正是讀書寫作的大好時候。即使耳目有點小毛病，甚至大毛病，也無大礙。此時，他們書讀得越來越多了，知人論事的能力越來越強了，通古今之變的本領越來越高了，究天人之際的願望越來越旺了，即使遵章退休，也往往是退而不休。
我完全讚同季老的高論，且有所補充。照我看，中國的六七十歲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大多在人生和學術道路上坎坷多難，飽經風雨滄桑，不乏傷心切膚之痛。然而，他們從未頹唐不振，反而因為心靈深處擁有憂患意識，曆史使命感、社會責任感、獨立思考和敢於重新評估一切的懷疑精神，使他們晚年生活追求中始終不曾忘卻對人文社會科學盡自己一份承上啟下、承前啟後的責任。他們雖麵對權威和虛假，卻甘於清貧和寂寞，以信念、醒悟和批評。訴求真實，尊重歧異，鄙棄教條，質疑權威，敢於應對非學術因素幹擾下學術領域的種種挑戰。
我的專業是研究1840年以後中國近代史，所知隻有一百多年的史事，而對中國古代史和世界史則知之甚少。不負所托，為了審慎地選薦叢書各卷作者，我便向這兩個學科的專家和老朋友請教。世界史，我請教於蘇俄史專家陳之驊先生；中國古代史，我請教於明史專家王春瑜先生。之驊謙虛地說他自己的文章暫時沒有時間整理，他誠懇地推薦英國史專家王章輝先生，王先生欣然絎允。春瑜除承諾自編一卷外，又熱心推薦漢唐史專家張澤成先生、宋遼金史專家王曾瑜先生，張、王兩先生亦積極響應。中國近現代史方麵，我敦請王檜林、張注洪、馬連儒、唐寶林四位先生予以支持。檜林先生以主編《中國現代史》（高校教科書）、研究中國現代思想史、抗日戰爭史而名滿學界。注洪先生以研究中國現代史料學與信息學而著稱。馬連儒編審主持《人物》雜誌多年，對中國現代曆史人物研究既深且精。唐寶林研究員近二十年間以研究陳獨秀和托派曆史知名於海內外。在以上八位先生的選薦過程中，我始終在尋找馬大正先生。他是邊疆吏地和少數民族史專家，我雖不研究邊疆史地，但一向關注這個領域的研究成果。大正其時正在新疆考察，直到一個月後才聯通敲定。
九位先生中，六位是舊雨，三位是新朋且從未見麵。他們的研究領域涵蓋漢、唐、宋、遼、金、明、清、民國，邊疆少數民族史和英國史諸學科。我稟性愚魯，才疏學淺，對上述許多領域相當外行，不敢妄評諸公學術成果，但據平時涉獵，參照學界品評，我深信他們都是各自學科中的一流學者。在近二十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進程中，他們以其非凡的學術成果為本學科作出了獨特的有些是無可替代的學術貢獻。這種貢獻的深層意義，在於他們擺脫了長期流行並主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二元思維定勢”，即非好即壞、非美即醜、非善即惡的簡單化絕對化的思維方式。對於他們的研究成果，人們可以見仁見智，樂山樂水，可以提出種種批評見解，但在學德和文品上，他們絕不會愧對廣大讀者，這就是：
——曆史家的第一品格是真誠，是無所禁忌，秉筆直書，而非附庸政治的奴婢。
——曆史學的第一標準是真實，是信史，是史鏡，而非“勝利者的宣傳”。
我堅信，這應當是時下和未來曆史學主體和客體的正確的發展方向。這也是高懸於我和所有作者麵前的崇高的目標，追求之心不敢稍懈。
壬午穀雨後四曰，京東亮馬河畔水南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