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慚愧，史學上的今與古這個似乎再簡單不過的問題，曾經在很長時期內，使我感到迷惘、困惑，甚至痛苦。
“回首當年渾似夢，都隨風雨到心頭。”重年時，正值抗戰軍興，我隨母親、長兄從蘇州逃亡至原籍鄉間。在窮鄉僻壤，最早給我留下古的模糊概念的，是搭草台演出的江淮戲。那時的淮戲，還屬於民間小戲，有的戲班子完全是由農民中的淮戲愛好者組成的，農閑時演出，農忙時各自回家耕耘、收獲。記得有一年初冬時節，在一個叫呂老舍的村莊，我頭一次看淮戲，在驚歎斑斕彩衣、絕代佳人（按：當時我不過五六歲，根本不懂戲裝、化妝術之類）之餘，隨著《活捉張三郎》、《三擊掌》劇情的發展，我不禁困惑起來：“這是什麼時候的事呢？”問大人，誰也不知道。回去問母親，她正在做飯，一邊用火叉撥著爐膛裏的柴草，一邊微笑著說：“咳，管那個做啥呀？反正是古時候的事罷了！”從此，在我的心目中，古的概念，像遙遠的夜空，神奇而又迷茫，。大約又隔了二年，這時我已經在小學讀了二年書了，因病臥床，偶然得到村鄰借閱的連環畫《隋唐演義》。這可說是我平生閱瀆的頭一本通俗史學讀物。我反反複複看了好幾遍。真是愛不釋手。但是，讀著，讀著，問題又來了：隋唐離現在有多遠？為什麼現在看不見李元霸、秦叔寶、程咬金、史大奈這類人呢？這一回，我向教師請教，他和顏悅色地告訴我：“不知道離現在到底多少年，反正有千把年了吧！秦叔寶、程咬金這些人是古人，是大英雄，今天的人都平平常常的，當然找不到這類人了。”這是我第一次有了“往事越千年”的概念，比起過去的混沌一片，時空上總算有了比較明晰的輪廓。但是，我也從老師的諄諄教導中，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今人不及古人。我甚至惱恨生在當今之世，倘若生在一千年前，不是就可以一睹瓦崗賽裏眾英雄的豐采，並跟在他們身後搖旗呐喊了嗎？越想越感到晦氣。雖然如此，畢竟是“少年不識愁滋味”，此後我千方百計找舊小說來讀，諸如《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薛剛反唐》、《精忠說嶽》、《水滸》、《三國演義》等等，幾乎到了廢寢忘餐的地步。“苦讀”的結果，一方麵我終於慢慢明白了朝代的順序，古的概念再不是抽象、模糊的了。但是，我常常感到，以今視古，勝過“巡天遙看一千河”，仍然充滿了神秘色彩，平添了幾多感慨，幾分惆悵。
我寫這一些，決不是未老先衰，離題萬裏，要讀者跟我一起去懷舊，重拾童年的殘夢。不，我隻是想說。童年時我在今、古上的幼稚、朦朧、困惑，成了我後來習曆史的起點，產生了難以磨滅的影響。這是我在多夢的童年、少年時代始所未料的。
也許更使我慚愧的是，等我長大，在複旦曆史係讀了五年書，又念完了研究生的元明清史專業，雖然有時依然如“童夢成真”，思索史學研究中的今與古問題，但並沒有深入地、刻苦地研究與思考，以粗知太史公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滿足，並抄下來，貼在床頭。至於如何“通古今之變”？實際上根本茫然不知。盡管在求學期間，政治運動不斷，但我珍惜放牛娃出身，父兄的汗水錢來之不易，仍然讀了大量的書，我的借書證，換過好幾本。不過，我幾乎完全埋首在具體的史實裏，對今——現實，對古——過去，很少甚至沒有作連貫的縱向思考及橫向的比較、剖析，其結果，必然是既不知今，也不知古。因此，在此期間，我不僅在史學上沒像樣的成績可言，更重要的——而且痛心疾首的是，很快在政治上栽了大筋頭。當“文革”的紅色狂飆從神州大地上呼嘯而起時，曾有朋友告誡我說：“別參加，肯定要秋後算賬的！1957年的教訓，不能忘記。”但我沒聽進去，更沒有去回顧中國政治史，特別是中國封建專製主義的發展史，卻懷著對已被打著新旗號的造神運動捧成“紅太陽”的赤誠，深深卷進文革，落個當了近7年的反革命、家破人亡的境地。1968年春、秋，1970年冬，我曾三次身陷囹圄。在喪失自由的痛苦日子裏，我在心中重溫曆史，認識現實，也就是把古與今緊密地連係在一起，苦苦探索，終於在今古之間，混沌初開，認定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不過是空前的封建專製主義招魂運動。在受政治迫害的日子裏，雖然被批鬥、訓斥，是家常便飯，被勒令示眾、打掃廁所等等，更是司空見慣，但我從未想到自殺，從未喪失對未來的憧憬。因為這時我已懂得察古知今，眼前的種種政治把戲，沒有一樣不是古代封建專製主義的翻版。當時，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能重獲自由。亡友楊廷福教授（1924～1984）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後，曾在無人時，長歎一聲對我說：“你戴的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比右派分子的帽子重多了。你現在是潛龍在淵，還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龍飛九五呢。”老大哥的關懷使我感動，也使我茫然。但是，痛定思痛，我終於下定決心：隻要有一天我重見天日，一定認真做挖“文革祖墳”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