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天不負苦心人，“不信東風喚不回”。1977年4月，我終於由上海市公安局徹底平反。我重新拿起了筆。
據說，“文革”中因各種政治案件而受株連的人，有二億多。在這個巨大的數字的背後，隱藏著多少血與淚！我妻過校元女士（1937-1970）、一位年青的物理學者，就是因我而株連被迫害致死的。難道還有比自己的親人死於非命更慘痛的嗎？懷著悲憤，我寫出了《“株連九族”考》。在這篇文章的結尾，我寫道：“明清之際有句俗話說：從死地走一回，勝學道三十年。血的曆史教訓啟示我們：必須堅決蕩滌封建專製主義，健全社會主義法製。應當把株連九族這具封建僵屍，永遠深埋在曆史的墳墓之中！”顯然，倘若我未在“文革”中“從死地走一回”，就不會對“株連九族”的曆史及現狀有這樣深切的認識。明明是瘋狂的政治迫害，卻一切都在“革命”的詞藻下，在“萬歲”之聲不絕於耳的熱潮中進行的。我參加打倒別人的大會，跟著大家一起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在打倒我的大會上，也是一片“萬歲”聲，如歌如潮。在這場批鬥會上，又有人訓斥我：“你怎麼不跟著叫萬歲！”而在另一場批鬥會上，有人斥責我：“你是反革命分子，有什麼資格喊萬歲？”嗚呼，這時我才懂得了，“萬歲”，“萬歲”，“思不出其位”。1978年下半年至1979年春天，我陸陸續續搜集曆史上“萬歲”的資料，考察“萬歲”的來龍去脈，終於寫出了曾產生較大社會影響的《“萬歲”考》，不僅不少省的內刊轉載了這篇文章，後來《新華文摘》及海外的《大公報》等報刊也轉載了此文，台灣的《中國時報》還專門發了一條消息。這些年來，與海外學術界同行交往日多，有好幾位朋友都說讀過此文，並謬承誇獎。一個真正的有良知的史學家，他的脈搏，應當與時代、人民的脈搏跳動一致，隻有這樣才能寫出反映人民心聲、觸動時代敏感神經的作品。使我難以忘懷的是，幾十年前，雖嚴冬已過，但殘雪猶存，真個是“乍暖還寒時節”。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倘沒有一些好友的鼓勵，我未必有足夠的把握將文章麵世。楊廷福學長當時客居中華書局，我們不時小聚，他不僅極力慫恿我寫《“萬歲”考》，還提供過幾條材料。文章成篇後，征求意見時，許多人都勸我不要發表，說文章太尖銳了。可是，我寄給在廷福兄介紹下得以結識、並成為好友的著名學者馮其庸教授，他很快就來信說，收到此文後，他連夜快讀一遍，覺得寫得很好，“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可連浮數大白！”而《未定稿》的編輯李淩、王小強同誌，收到我的文章後，很快就打來電話，說用最快速度發表，從此我們並成為好友。“獨學無朋則不樂”。作為今人，倘把自己關在象牙塔裏，“遺世獨立”，很可能沒有膽量麵對嚴峻的現實，也就不可能率先去打破史學禁區，理直氣壯地麵對古人。繼《“萬歲”考》之後，我又陸續地寫了《燒書考》、《吹牛考》、《語錄考》、《說“天地君親師”》等文章，社會反響是好的，以後這些文章收入《“土地廟”隨筆》。從《光明日報》、《文彙報》、《北京日報》、《大公報》的書評看來，讀者最感興趣的，仍然是這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