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漣等人被魏忠賢之流的閹黨關進詔獄，受盡淩辱、酷刑，慘死獄中，不能不是個莫大的悲劇。特別是楊漣，他曾經上疏彈劾魏忠賢24條大罪，認為“寸磔忠賢，不足盡其辜”（《楊大洪先生文集》卷上），確實是個憂圖憂民、嫉惡如仇的鐵骨錚錚之士。但是，包括楊漣在內的“六君子”，無一不是封建社會的愚忠。楊漣在獄中寫下的血書裏，固然有“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碧血錄》第7頁）以抒憤懣。但是，他在臨死前寫的《絕筆》中，仍然堅信“漣死非皇上殺之，內外有殺之者。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以身之生死，歸之朝廷。”（《碧·向錄》第2-3頁）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公八年（公元1504年）李夢陽在詔獄中寫下的“昔為霜下草，今為日中葵。稽乎沐罔極，欲報難為詞”（《空同詩集》卷六第4頁）的詩句，可以說寫出了明代所有關在詔獄中的那些忠而獲咎者的心聲。楊漣輩對魏忠賢恨之入骨，但魏忠賢難道不正是假天啟皇帝朱由校至高無上的皇權，才得以逞凶肆虐，作惡於詔獄之中，流毒於普天之下的嗎？就此而論，楊漣至死還在叨念天恩，同樣也不能不是個莫大的悲劇。
《詔獄慘言》是一麵曆史的鏡子。它從一個側麵，照出了封建社會法外之法的可憎可怖，從而揭示了像《大明律》那樣嚴密的法典，以及三法司那樣完備的司法機關，在皇帝特設的詔獄麵前，不過是一紙空文，形同擺設；它更是明代大肆膨脹、高度發展的皇權，在進一步強化封建專製主義過程中，充分暴露的腐朽、野蠻、殘酷的一個縮影。聽一聽三百年前楊漣等人在詔獄中淒厲呼喊、悲痛呻吟的慘言，對於我們了解封建專製主義的危害，是不無裨益的。
（《法學雜誌》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