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CECT手機：“中國種的狗”事件
2003年2月，南京的個別消費者發現自己購買的中電通信CECT928手機屏幕上竟出現一句問候語“HelloChow”，翻譯意思是“你好，中國種的狗”，消費者隨即向新聞媒體反映。此事經媒體曝光後，立刻掀起軒然大波，許多人都認為這是對民族尊嚴的傷害，是對中國人的侮辱，眾多此手機的用戶準備向廠家討個說法。
事件發生當日，中電通信市場總監飛赴南京解決此事，並與首先發現問題的用戶取得聯係。隨即，中電通信公司發表公開聲明：1．我公司（中電通信）作為國內重要的手機供應商之一，一直以發展民族企業為己任，公司本著“用戶至上的原則”，絕無傷害國內用戶民族尊嚴的想法與行為；2．CECT928是我公司2002年8月推出的產品，以優異的產品質量、強大的功能、時尚的外觀、精湛的工藝、合理的價格而贏得了廣大消費者的喜愛。“HelloChow”是該手機產品的問候語，意為“你好，可愛的寵物狗”，是該手機人性化的開機界麵；3．本著對國內購買者負責的原則，購機用戶如不喜歡該界麵，CECT可提供免費軟件升級，並公布了售後服務中心的地址和電話。
公關得分：40分
理由及點評：
CECT手機“HelloChow”事件出來以後，中電通信市場總監飛赴南京調解此事，並在第一時間與首先發現問題的用戶取得聯係，這一點表現了中電通信對公關危機的重視程度和反應及時性，包括中電通信所發表的公開聲明，都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一則非常簡單的聲明是很難解決問題並令人信服的，由此可見中電通信對這起公關危機的處理是不到位不成功的。
中電通信這起危機公關不成功之處主要有這幾個方麵：
第一，中電通信似乎對事件的嚴重性估計不足，危機處理過於輕描淡寫，過於輕率。當消費者看到自己購買的手機屏幕上竟出現一句問候語“HelloChow”，即“你好，中國種的狗”時，有過激的反應即使將問題上升到民族尊嚴和個人人格的高度也不為奇，畢竟人的思維是多種多樣的，不可能都按照生產者的思路理解成“你好，可愛的寵物狗”。
如果換位思考，假如你是消費者，當你打開手機時出現這樣的畫麵，你會做何感想？這畢竟不是消費者自願或主動下載的，而是供應商強加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事態非常嚴重。而中電通信僅僅和消費者聯係後，就草草地出了文章開頭的聲明。這樣以我為中心的聲明作用能有多大？能夠安撫和平息消費者嗎？能夠給輿論一個合理的交代嗎？
第二，外交辭令並沒有一種良好的公眾態度，以我為中心，暗含危機的原由是消費者的誤解，責任在消費者，而不是在廠家，沒有給自己和消費者都留下餘地。中電通信在聲明中的第二條的意思是說我的手機很好、很受歡迎，開機界麵也沒有錯，是你們理解錯了，你們不應該那樣理解！聲明的第三條中“本著對國內購買者負責的原則”，言下之意好像消費者是在無理取鬧。
顯然這些聲明沒有一種良好的公眾態度，暗含危機的原由是消費者的誤解，責任在消費者。中電通信在此解釋並沒有給自己和公眾留有餘地，反而進一步將對立麵加大。
第三，中電通信在此次公關危機中沒有很好地發揮危機公關中的互動性、諒解性、真誠性的原則。中電通信市場總監飛赴南京解決危機，並與首先發現問題的用戶取得聯係，但並沒有與消費者進行互動，主動讓消費者和媒體參與到此次危機的處理之中。
案例二羅氏：“達菲”風波
2003年2月8日，一條令人驚懼的消息在廣東以各種形式迅速蔓延—廣州出現流行疾病，幾家醫院有數位患者死亡，而且受感染者多是醫生。“死亡”讓不明真相的人們大為恐慌，謠言四起。
2月9日，羅氏製藥公司於廣州召開媒體見麵會，聲稱廣東發生的流行疾病可能是禽流感，並告之其產品“達菲”治療該病療效明顯。羅氏公司的醫藥代表也以達菲可以治療該病而敦促各大醫院進貨。該媒體見麵會的直接後果是為正在浪尖上的謠言推波助瀾，廣東、福建、海南等周邊省份的食醋、板藍根及其他抗毒藥品脫銷，價格上漲幾倍甚至十幾倍，投機商大發“國難財”。“達菲”在廣東省內的銷量伴隨謠言的傳播而扶搖直上。2月8日前廣東省內僅1000盒，2月9日後飆升到10萬盒。曾有顧客以5900元買下100盒“達菲”！
2月15日，《南方都市報》發表《質疑“達菲”：“禽流感”恐慌與銷量劇增有何關係？》的署名文章，指責羅氏製藥蓄意製造謠言以促進其藥品的銷售，並向廣東省公安廳舉報。羅氏公司的商業誠信和社會良知受到公眾質疑，其形象一落千丈。同時，羅氏製藥還將麵臨嚴重的市場危機，直接的後果是“達菲”銷量的直線下跌。《南方都市報》的消息發出後第二天，廣州某醫院“達菲”的銷量就下降到不到10粒（以前每天要售出100多粒），更有消費者提出了退貨要求。
公關得分：5分
點評及理由：
“非典”是對國家、社會、組織和個人的一次嚴峻考驗，對於跨國公司更不例外。跨國公司的中國公司同樣是中國的“企業公民”，在獲利的同時必須承擔起所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和義務。
當“非典”危機來臨的時候，企業扮演了兩種角色，一種是借機公關型，承擔公司在中國的社會責任，扮演富有誠信、愛心、有責任感的“本土化”企業；另一種則是利益熏心，無商不奸型，最終陷入了社會的誠信危機中。羅氏在這場危機中，無疑扮演的是後者。像羅氏這樣一個全球性的集團公司，信譽是其在世界各地紮根的保障。很難想像一個百年企業使用如此短視的營銷手段來開拓市場是怎麼做出來的。“達菲”事件對羅氏（中國）公司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羅氏為什麼沒想到在這種時刻開展公關活動呢？試想，如果羅氏不是召開媒體見麵會，而是向廣大市民贈藥呢？危難之中見真情。如果羅氏宣稱的是“現在病因尚未查明的情況下，請廣大市民不用驚慌，達菲對抗病毒有很好的效果，羅氏將免費向廣大市民贈藥”。其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案例三長虹：海外“受騙”風波
3月5日，《深圳商報》刊載《傳長虹在美國遭巨額詐騙，受騙金額可能高達數億》一文。文章稱：長虹在美國遭遇巨額詐騙的消息在業內傳播甚盛，似乎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並且稱長虹受騙已驚動了外經貿部。
該報記者對此傳聞還進行了多方求證，感覺事態確已嚴重等等。盡管在3月5日晚長虹進行一係列的危機公關，對《深圳商報》的“報道不實”進行了“澄清”。但危機還是來了，讓人措手不及。3月6日股市開盤剛一個小時，四川長虹就遭受了突如其來的巨量拋售，股價上演高台跳水，到收盤時股價下跌4．22％，成交2600多萬，創出了2002年7月以來的巨量，甚至影響了大盤的走勢。此後數天內，國內各媒體開始了對“長虹在美國遭巨額詐騙”事件的各種角度的追蹤報道，形成一邊倒的聲音。
公關得分：60分
點評及理由：
長虹在這次看似突如其來的公關危機中反應的速度是比較快的。該公司在尋找到公關危機產生的根源後，於3月5日晚即展開了一係列的危機公關舉措。這些措施體現了危機公關處理應該具備的及時性、全麵性的原則。
綜觀對此次公關危機所采取的措施，長虹基本是圍繞著防止負麵消息擴散——提供正確的消息——發表權威說法——改善形象——提升形象這一條主線進行，脈絡比較清晰。
首先，在危機爆發的當天，長虹就及時提供給各大媒體一份聲明，雖然這份聲明有一些簡單和模糊，但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負麵信息的擴散。
其次，在危機發生後的第一時間開展係列的政府公關、媒體公關、公眾公關，使危機給企業造成的損失減少到最低的同時並盡可能地重塑企業形象。尤其是長虹依靠與政府的良好關係，展開政府公關，讓綿陽市委出麵說話，使《深圳商報》在顯要位置就《傳長虹在美遭巨額詐騙》一文進行了澄清，起到了積極的效果。而長虹公開聲稱將保留采取法律途徑解決“被詐騙”事件，同時邀請律師通過網站和其他途徑向股民說明可以通過法律途徑向“誤報”媒體索賠損失等，則是穩定股民信心的一個手段。
但同時我們也看到，長虹在處理公關危機方麵也存在不少敗筆。總結起來有這樣幾點值得反思：
首先，危機管理不到位。對於一個企業來說，建立公關危機的預警機製是非常重要的，最好最完善的危機公關是把公關危機“扼殺在搖籃中”。但是由於長虹內部管理的混亂以及工作人員的責任心不強，公司沒有全員公關意識等因素的存在，最終導致危機的爆發。
其次，同行關係不融洽。長虹公關危機事件直接反映了長虹與競爭對手關係的惡化程度。長虹董事長倪潤峰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期間接受記者采訪時就直接指出，這次危機是由基地設在廣州的一家香港上市企業所放的暗箭，目的是打擊長虹的聲譽。可見長虹與同行之間的關係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地步。
第三，媒體關係不和諧。長虹作為國內知名的大企業，但是在媒體的溝通上卻沒有與大企業的身份相匹配和協調起來。實際上從1999年開始在媒體麵前就顯得非常被動。長虹“遭詐騙”被披露出來後，北京、廣州等國內各大媒體開始了大規模跟風和炒作，除了給沉寂已久的家電市場增添幾分熱鬧，給人們增添了茶餘飯後的談資之外，更重要的是反襯出長虹與媒體的關係不和諧。盡管一些媒體對長虹“遭詐騙”事件聽取了長虹方麵的意見，並就此做了分析，但就總體而言，大部分媒體在對長虹的報道上對長虹本身是不利的。
案例四富士：“走私”醜聞
2003年關於“富士走私和富士施樂走私”的傳聞在坊間流傳，而後關於“富士走私”新聞不斷被傳媒曝光，問題的焦點又更多的集中在珠海真科身上。富士一直以沉默作答，僅有的一份“與自己無關”的聲明更顯示出其大有逃避中國媒體和輿論的監督，企圖蒙混過關之意。在媒體公關上，富士更多的是“義正詞嚴”，試圖使媒體屈服。
富士“走私”醜聞更是遭到同行的詬病。柯達全球副總裁葉鶯對外宣稱：柯達對珠海真科的“灰色行為”早就有所耳聞，珠海真科以前的“不規範運作”傷害了柯達。樂凱也表達了“極為不滿”的情緒，並早就收集了有關真科的“違規資料”，上報國家經貿委。
“在我們看來，富士與中港照相本來就是一家。”“中港照相參與走私，富士難脫幹係！”富士成了眾矢之的。
對於富士涉嫌走私事件，富士（中國）副總經理小泉雅士稱，無論是富士總部還是富士（中國），都從來沒有給珠海真科投過一分錢，實際上珠海真科隻與富士總社的代理商有關。有關“走私”的傳聞與富士公司無任何瓜葛。
可經過調查表明，在中港照相的旗下，竟有十幾家“富士”名號的公司。富士本該緊急采取危機公關戰略，力爭平息危機，將危機可能帶來的損害降低到最小限度，以保住自己苦心經營多年的中國市場。可是令人遺憾的是，在其涉嫌走私已經是公開秘密的前提下，富士居然未采取任何的危機公關策略，而是在珠海真科東窗事發後，幹脆把自己推了個一幹二淨。
公關得分：5分
理由及點評：
當今時代，與公司公共關係一道發展起來的還有另一個趨勢：記者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是在各個層麵進行監督。隨之而來的則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發展的“醜聞報道”。
國內媒體與公眾對於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的看法也在發生著變化，先是認為它們是“天使”，隨著時間的推移，傳媒與大眾逐漸認識到一些跨國公司的“另一麵”，媒體對於跨國公司的報道也逐漸從“宣揚”轉為“揭幕”，承擔起了向公眾披露跨國公司危機的重要職責，這同時也是國內媒體市場化的需要。而部分跨國公司又對自身的不合法和有違常理行為在媒體麵前遮遮掩掩，不肯說明事情的來龍去脈，不主動與媒體和公眾溝通，之間必然產生碰撞。在很多時候，由於跨國公司對中國媒體的不理解或者處理不當，往往促發了危機。而又由於公眾與企業這種信息不對稱的關係使得公眾受媒體輿論影響較大，所以危機公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考慮如何向媒體進行公關。
富士在媒體公關方麵一直落後。關於“富士走私和富士施樂走私”的消息不斷被傳媒曝光，而且富士在遭曝光之後還以沉默作答。“與自己無關”的聲明也推卸責任進行敷衍。在對待媒體上又采取“義正詞嚴”的態度，試圖使媒體屈服。富士一紙聲明函發給北京某著名財經媒體，表示要訴諸法律來解決被曝光事宜。
事與願違的是，就在富士發出聲明後的兩個星期後，北京這家報紙仍然利用較大的篇幅對富士以及“膠片”走私事件作了追蹤報道，並配有社評性的評論，大有將曝光“富士走私”事件進行到底的決心。
富士作為一家國際性的公司，在媒體的溝通上卻沒有顯示與跨國公司身份相匹配的風範。“走私”事件被曝光後，北京、廣州等國內各大媒體開始了大規模追蹤報道，則更是把富士與媒體不和諧關係表露無遺。與柯達相比富士缺乏一種與媒體互動性的雙向溝通。這種雙向的溝通不僅僅是一種物質利益上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層麵上的東西。
富士之所以得了較低的分值，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其違反了中國的法律法規的底線。
案例五家樂福：“進場費”風波
入夏之後，中國的各類供應商約好了似的不斷揭竿而起，使馳騁中國零售業並作為第一家贏利的國際超級零售巨頭“家樂福”陷入了一場空前的危機。
6月中旬，包括洽洽、阿明、正林在內的11家知名炒貨品牌不堪收費之苦組成“炒貨聯盟”，並通過炒貨行業協會在上海與家樂福叫板；接著，造紙業“半途殺出”，使家樂福再度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此後，炒貨風波“跨”出上海，南京家樂福也遭“討伐”。隨後“猛料”再出——家樂福低價攪局惹惱春蘭空調，後者揚言要給予家樂福高達5萬元的重罰。對家樂福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多事之夏”。
在一連串的公關危機事件中，家樂福方麵表現得異常低調，如媒體報道的那樣，一如既往地維護自己“高高在上的尊嚴”，既不會主動出擊，更不輕易退讓，強勢的地位使得它依然在沉著地籌劃著如何把曾經的一盤散沙再次“各個擊破”。
公關得分：10分
點評及理由：
家樂福與供貨商的“通路費”問題體現了廠商之間市場和利潤的博弈，隻是這一係列事件在短時間內都聚集到家樂福身上，且瞬間爆發，使家樂福危機空前。通過這次家樂福公關危機，極有可能改變目前商家與廠家之間的利益對比，改變潛在的“遊戲規則”，甚至會使中國政府重新考慮對零售業的開放以及相關法律與法規的變更。
作為世界著名超級零售巨頭的家樂福，在中國政府的公關上似乎一直是個“門外漢”。據路透社2001年2月8日報道，中國經貿委官員表示，法國零售商家樂福在中國開設的分店都隻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審批，而違反了有關合資公司在中國開設連鎖店須經中央政府許可的規定。
《金融時報》更進一步指出，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對家樂福采取整改措施。在這個事件裏與其說家樂福對中國市場相關法律的“忽視”，還不如說是其政府公關的失敗。“進場費”事件也是同樣的道理，當家樂福在被各大廠家“爆炒”的時候，相關的各級政府部門為什麼遲遲沒有出來進行調節與處理？惟一出來的炒貨行業協會還是與其叫板的。“進場費”風波發生後，作為市場宏觀調控與監管者，政府和工商行政部門一直沒有介入。
家樂福不妨拜訪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或商委，甚至中華商業聯合會等國家機構，將整個事件進行陳述與溝通，取得政府機關的支持與諒解，以解決各方“劍拔弩張”的局麵。可惜，家樂福都沒有做。
案例六麥當勞：“消毒水”事件
2003年7月12日，廣州兩消費者到麥當勞用餐，點了兩杯紅茶後發現其中有極濃的消毒水味道。現場副經理解釋，其原因可能是由於店員前一天對店裏燒開水的大壺進行消毒清洗後，未把殘餘的消毒水排清所致。兩消費者與麥當勞相關人員就賠償等問題理論和爭執長達兩個多小時之後，店長和督導才到達現場，甚至在工商局工作人員趕到現場調停近一個小時後最終仍以破裂收場，消費者憤然報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