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編從文化大省到文化強省的價值追求(上)(2 / 3)

《決定》要求: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切實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斷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大力發展教育和科學事業,不斷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積極推進文化體製改革,發展壯大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

《決定》對這些具體的目標做了具體的闡釋,對於廣東文化的發展,對於文化大省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現實的操作價值。

一、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文化大省

《決定》摘要

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必須與建設經濟強省相適應,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文化大省。

努力使廣東擁有先進的文化設施、發達的文化產業、一流的文化精品、拔尖的文化人才、充滿活力的文化體製、繁榮有序的文化市場、各具特色的城鎮文化環境、豐富多彩的群眾文化生活,文化綜合實力明顯提高,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明顯增強。

專家解讀

“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文化大省”,是立足廣東實際,麵向全國,放眼世界的高屋建瓴式的文化建設綱領。

這個綱領以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為宗旨,以提升廣東文化的品位,提高廣東人民的文化素質和科學素質為現實目標,以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根本,符合廣東建設經濟強省的文化需求,符合社會穩定協調發展的長遠需要,符合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身立命的需要。

“建設文化大省”這一戰略構想的提出,本身就是文化創新的表現。

文化創新既有觀念創新、內容創新,也有方法創新、思路創新,更有戰略創新和目標創新。

“建設文化大省”這一理念的提出,可以說是對文化建設方麵觀念創新、內容創新、方法創新、思路創新、戰略創新和目標創新的有機綜合,反映了廣東文化建設的新思路和新氣象,真正是合乎潮流,順乎民意。

從文化學的層麵看,“建設文化大省”對於當代中國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型的“文化大傳統”具有積極的意義;同時,對於發展具有地域特色的廣東文化,建設新時期的“文化小傳統”,也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大傳統與小傳統的交融,必將催生新的文化活力,激發新的文化機製。

廣東要成為文化大省,必須滿足一係列的條件,《決定》對此有明確的表述。

文化設施要先進,文化產業要發達,文化精品要“一流”,文化人才不能平庸而要拔尖,文化體製不能凝固僵化而要充滿活力,文化市場要繁榮而又有序,城鎮文化環境不能千篇一律而要“各具特色”,群眾文化生活不能單調更不能乏味,而要豐富多彩。

在此基礎上,通過有機整合,實現文化綜合實力的明顯提高,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明顯增強。

根據文化結構的理論審視,上述這些規定和要求,包括了物質文化、製度文化、思想文化三個層麵的協調發展。

從大眾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層麵看,上述規定和要求既包括了大眾文化也包括了高雅文化,既考慮到了文化建設的先進性,也充分注意到了文化建設的普及性,可謂先進性與普及性的統一。

可見,無論是從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角度,還是從文化學的理論闡釋和實踐層麵,“建設文化大省”的戰略構想都是內涵豐富、充滿科學理性精神和現代人文精神的。

二、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培育新的民族精神

《決定》摘要

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

……大力弘揚和培育我省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形成的敢為人先、務實進取的精神,使全省人民始終保持奮發有為、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

專家解讀

十六大報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

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中華民族在數千年的發展曆程中,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的民族精神。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長期的實踐中不斷結合時代和社會發展的要求,豐富著這個民族精神。

當今,麵對世界範圍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的極為重要的任務,並將其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與時俱進、不斷發展的內在的精神動力,是一個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的集中體現。

中華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發展的內在精神力量,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典型代表。

中華民族精神反映著中華民族的強大的生命力、豐富的創造力和強大的凝聚力。

中華民族精神的強弱與否,製約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民族文化素質的發展。

因此,必須堅持不懈地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培育新的民族精神。

中華民族精神是與時俱進、不斷完善的。

古代經典《大學》提倡“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即一旦能夠獲得自新,就要天天都能自新,每天都有新的進步。

《周易》裏麵講“日新之謂盛德”,意即日日更新而自我完善是美好的德行。

成語革故鼎新,就是說明要不斷去除舊的,建立新的。

這種“日日新”的革故鼎新的傳統,實際上就是自強不息的優秀文化傳統,亦即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構成。

中華民族精神發展到今天,需要根據時代精神進行創新。

廣東省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形成的敢為人先、務實進取的精神,競爭精神、效益觀念、契約觀念、法律意識、公正意識、平等意識等,都為當代中華民族精神的創新提供了思想文化的條件。

如果能夠保持、發揚和提升這些新型民族精神的素材,則我們就能始終保持奮發有為、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就能培育出新型的中華民族精神。

培育新型民族精神,文化創新是一個重要途徑。

文化創新,是要創建超越中國傳統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文化創新能夠弘揚、更新既有的民族精神,使得民族精神與時俱進、更上層樓。

三、加強思想道德體係建設,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

《決定》摘要

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凝聚全省人民的力量,深入開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的宣傳教育,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既體現時代精神又繼承傳統,加強思想道德體係建設。

專家解讀

堅持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理想。

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發展中國,這是已經被實踐證明的真理。

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的今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日益深入的時代,價值多元化,個性多元化,已經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的事實。

但是,在指導思想方麵不能搞多元化。

我們一定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

同時,在思想文化領域,要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堅持進行正麵教育,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如果沒有正確的價值引導,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沒有解決好,人們的行為就會失範,就會導致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的泛濫。

因此,我們應當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文化建設,認真貫徹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弘揚愛國主義精神,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誠實守信為重點,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設。

實踐證明,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僅靠一般性的強製性灌輸是不行的,靠政治運動式的方式進行教育也是不行的。

解決這個問題的治本之法,是要加強思想道德體係的建設。

我們曾經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建設方麵,錯誤地以破為本,以破代立。

在付出慘痛的代價和經曆了極為痛苦的過程後,這些年認識到了思想文化建設應當重在建設這個樸素的道理。

但是,如何建設,還是沒有很好解決。

現在黨中央明確提出“要建立與社會主義法律規範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係”,這是從根本上解決如何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的戰略方針。

隻有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的思想道德體係,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民的安身立命之道和國家的長治久安的問題。

《決定》根據十六大精神,提出精神文明建設和人民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要堅持先進性與廣泛性的統一,依法治省與以德治省相結合,既體現時代精神又繼承傳統,加強思想道德體係建設,創造性地貫徹了十六大精神。

四、不斷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

《決定》摘要

大力發展教育和科學事業,不斷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

堅持以人為本,教育先行,優先發展教育,加快建設教育強省,培養各類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人才,增強廣東發展後勁。

專家解讀

我們正在從事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事業,是全方位的現代化,包括物質文明、製度文明和精神文明。

其中,人的現代化是根本。

沒有人的現代化,就沒有政治、經濟、文化協調發展、長期穩定的社會繁榮。

要不斷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就必須大力發展教育和科學事業。

《決定》堅持以人為本,教育先行,優先發展教育事業,符合國情、省情,符合廣東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時代需求,是英明之舉。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堅持不斷地、長期地、韌性地發展教育和科學事業。

鄧小平同誌曾經指出,改革開放頭十年,最大失誤是教育。

他所指的這個教育,是廣義的教育,既包括國民教育,也包括思想教育。

質言之,是指對人民科學文化素質、整體綜合素質提高的教育。

《決定》以“不斷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為宗旨,強調大力發展教育和科學事業,真正做到了以人為本,是抓住了根本。

要不斷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就必須加快建設教育強省,大力培養各類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相適應的人才,以增強廣東發展後勁。

《決定》為此做了具體的規定和闡述。

與此相應,《決定》提出要“普及科學知識,弘揚科學精神”。

將科學知識的學習和掌握,上升到弘揚科學精神的高度,真正是從提高人民素質的戰略高度著眼。

五、發展文化經濟,整合文化資源

《決定》摘要

積極推進文化體製改革,發展壯大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

……促進文化與經濟融合,發展文化經濟……增強文化綜合競爭力……整合文化資源,提高集約化水平。

專家解讀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設文化大省,一個重要的內容,是要發展文化經濟。

《決定》明確指出,要“製定建設文化大省規劃綱要,切實把發展文化事業、壯大文化產業擺上增強經濟綜合實力,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和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戰略地位,作為重要組成部分,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計劃”。

這就從製度的層麵保證了文化大省的建設。

而決策、規劃製度化,是現代化管理的重要特征和基本要求。

國際上有一句名言:“文化是明天的經濟”。

文化本身也是生產力,是綜合國力的重要體現。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和交融日益增強,經濟與文化之間的交融日益增強。

經濟文化化,文化經濟化,已經顯露出強勁的勢頭。

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演藝、美術、文博和文化娛樂、旅遊、會展業、現代信息服務業等,都是文化中包孕著經濟、經濟中滲透著文化的事業,是典型的“文化經濟”事業。

這類事業的發展,對於廣東經濟強省和文化大省的建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這類事業建設好了,我省的文化綜合競爭力就會大大增強。

要發展文化經濟,建設文化大省,必須改革文化體製,整合文化資源。

通過文化體製的改革,將我省文化資源整合為一個具有勃勃生機的、功能協調的整體,以消除各自為政、重複建設的類似諸侯經濟的諸侯文化現象,提高集約化水平,增強我省的文化綜合競爭力,樹立良好的文化形象。

廣東建設文化大省的若幹思考

廣東正在開展前無古人的建設文化大省的偉大事業。

自覺、積極地參加這一事業,是每個廣東文化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基於這樣一個認識,本文擬從三個方麵對文化大省建設的一些問題,闡發粗淺的見解,供同行方家討論和有關部門參考。

這三個方麵的問題是:(一)文化定義和“文化大省”的內涵;(二)“文化大省”的目標定位;(三)建設“文化大省”的基本思路和措施。

一、“文化”定義和“文化大省”的內涵

建設文化大省,開宗明義,應當在文化定義方麵有一個初步的共識。

因為,如何理解文化的內涵,對於我們文化大省建設中的“文化”的定位,不僅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更有積極的實踐意義。

更何況,在國內文化學界,雖經長達20年的文化研討,但對於文化的定義至今仍然是見仁見智。

關於文化的定義,世界範圍內都有頗為不同的闡釋。

根據有的研究者的統計,在國際上,有說文化定義有100多種的,也有說有200多種的,還有說有300多種的。

如果考慮到中國內地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化研究熱潮中所出現的種種關於文化定義的詮釋,中國人素來喜歡“成一家之言”,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化研究熱潮中,各色人等都在給“文化”下定義。

初步估計,這些“中國特色”的定義,大約在一百種以上。

估計全球關於文化的定義不下四五百種。

無論是中外曆史上關於文化的定義,還是當代西方、日本、蘇聯、印度和我國關於文化內涵的表述,盡管沒有對文化定義形成共識,但大致可以分為廣義文化和狹義文化兩種類別。

所謂廣義的文化定義,是指將文化看成“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總和”(有的又表述為“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總和”),或者“生活方式”,或者“現存的一切”。

所謂狹義的文化定義,一是指將文化看成“文學藝術”,二是指將文化看成“思想文化”(又稱“精神文化”)。

廣義文化又被稱為“大文化”,狹義文化又被稱為“小文化”。

但在實際上,所謂廣義文化或者“大文化”,還有一種對應性的表述,即社會生活中與政治、經濟兩個領域相對應的那個領域。

與政治、經濟相對應的文化,也屬於大文化的範疇,它既包括物質的層麵,也包括精神的層麵,還包括行為的層麵。

文化學家從結構功能的角度劃分文化的不同層麵。

一般認為,文化可以劃分為物質、製度、思想三個層麵。

物質的層麵處於文化結構的表層,容易變動;製度的層麵處於文化的中層,相對於物質層麵而言,比較穩定,變動較難;思想的層麵處於文化結構的深層,不易變化,一旦形成,相當穩定,並且有滯後性,亦即物質層麵甚至製度層麵的文化變化甚至消失了,思想層麵的文化可能仍然存在。

這種觀點,就是在學術界相當流行的“文化結構三層次論”。

詳見李宗桂:《中國文化概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4~9頁;《中國文化導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5~11頁。

根據我黨、我國長期以來關於文化建設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的實踐,我認為,我們建設廣東“文化大省”所謂的文化,應當是指相對於政治、經濟而言的文化,亦即大文化。

這個大文化,包括政治、經濟之外的所有領域。

甚至,當我們要從文化精神、民族精神的角度闡釋、建構當代中國文化的時候,它還包括政治、經濟層麵所蘊涵的價值因素,亦即從政治、經濟的層麵抽繹出的精神層麵的東西。

例如,現時人們正高度關注的政治文明、文化經濟之類,便屬此類。

概括地說,“文化大省”建設所說的文化,就是十五大報告和十六大報告所說的文化,以及毛澤東等政治家所說的文化。

十五大報告第七部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一開頭就明確指出:“文化相對於經濟、政治而言。

精神文明相對於物質文明而言。

隻有政治、經濟、文化協調發展,隻有兩個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十六大報告的第四、第五、第六部分,其內容分別是:“經濟建設和經濟體製改革”、“政治建設和政治體製改革”、“文化建設和文化體製改革”,也是將政治、經濟、文化對應看待。

此前,毛澤東在20世紀40年代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名文章中,就一直是將文化與政治、經濟並提,明確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等概念。

質言之,政治家們所說的文化,政府管理層麵所說的文化,是與政治、經濟相對應的文化。

這樣一個內容宏富的文化,決不是“文學藝術”或者“思想文化”這樣的“小文化”所能涵括。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建設廣東文化大省的“文化”,固然是相對於政治、經濟而言的文化(大文化),但從思想實質和精神建設的層麵審視,特別是從構建“新時期廣東人精神”這樣一個現實操作的層麵考察,從弘揚、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的戰略理論高度著眼,從為不同層級的人們提供安身立命之道的價值體係構建考慮,則我們建設廣東文化大省的文化,又必須以思想文化(精神文化)為重心。

這樣,文化大省的建設,以大文化為基礎、為背景,以小文化(思想文化)為重心,層次分明,重點突出,相互發明,相得益彰,從而使得我們的文化大省建設對象明確,範圍確定,目標清楚,措施得當。

關於“文化大省”的內涵,人們有不同的理解。

我覺得,現有的比較規範、成熟的表述,是《中共廣東省委關於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六大精神的決定》中的相關表述。

該《決定》在關於“推進文化建設和文化體製改革,建設文化大省”部分明確指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必須與建設經濟強省相適應,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文化大省。

努力使廣東擁有先進的文化設施、發達的文化產業、一流的文化精品、拔尖的文化人才、充滿活力的文化體製、繁榮有序的文化市場、各具特色的城鎮文化環境、豐富多彩的群眾文化生活,文化綜合實力明顯提高,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明顯增強。”圍繞這些目標,要“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切實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斷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大力發展教育和科學事業,不斷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積極推進文化體製改革,發展壯大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

見廣州:《南方日報》2003年1月7日A2版。

這些表述,是對於“文化大省”建設的指導性方針和原則性構想,學術界和政務部門在實踐中可以創造性地貫徹。

從文化研究學者的立場看,“文化大省”應當是在文化建設方麵卓有成效的省,是在全國各省(市、區)文化建設方麵引領潮流、名列前茅的省。

就文化建設的發展戰略和實際效果而言,無論物質文化、製度文化層麵的建設,還是思想文化層麵的建設,該省都有宏大的氣魄,表現出恢宏的氣勢,有令人信服的成就。

就物質文化而言,要有富有文化品味、反映高尚審美情趣的豐富的產品(商品),特別是要在產品(商品)的設計理念、構築形式、包裝樣式等方麵,反映出獨特、高雅的文化品位。

同時,要有先進的文化設施,能夠為先進文化的傳播,為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提供優越的條件。

就製度文化而言,要有與本省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健全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種種製度,這些製度不是機械的、僵硬的教條,而是反映社會經濟發展內在需求、反映健康人性需求的製度。

就思想文化而言,要有一套符合中國國情、適合本省省情、符合人民需要的科學的思維方式,健康的人格追求,合理的價值觀念,進步的倫理道德,高尚的審美情趣。

特別具有實踐意義的是,“文化大省”應當培育出該省獨特的精神風貌,展現新時期廣東人的精神風貌和價值追求,使得“廣東人精神”成為凝聚廣東人民的精神紐帶,成為廣東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精神動力。

同時,也成為弘揚、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徑。

比喻的說法,或者形象的說法,“文化大省”應當是當代中國的文化名片,外省、外國的人一說起廣東,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它的諸多獨特的文化品質和形象性特征,就像人們一說起法國,自然就想起巴黎,想起埃菲爾鐵塔和盧浮宮;一說起埃及,就自然想起金字塔;一說起美國,就自然想起紐約、華盛頓。

總之,文化大省必然是社會經濟發展迅猛,成果豐碩,文化含量高,文化品位高,在全國居於領先地位的省份。

二、“文化大省”的目標定位

經濟建設已經發展到一個較高平台的廣東,現在大力建設與經濟強省相適應的文化大省,是廣東人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表現。

毫無疑問,從文化方麵尋找、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是智慧的表現。

參見李宗桂:《文化建設:廣東再造輝煌之本》,廣州:《新南方》1995年第1期。

因此,發揚科學理性精神,合理地為“文化大省”的目標定位,對於預期目標的實現,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在總體上,“文化大省”的建設,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目標、基本政策為指導,參見李宗桂:《文化的先進性與文化建設的基本目標》,廣州:《學術研究》2000年第8期。

以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目標,與經濟強省的建設相適應,在全國率先建成寬裕的小康社會,實現文化方麵的全麵小康、寬裕小康。

文化方麵的寬裕小康,如同經濟方麵的寬裕小康一樣,既要有定性的指標,也要有定量的指標。

但由於篇幅所限,以及研究進程的限製,本文不擬在此處論說量化的問題,容當另文專論。

在這個總目標的統率下,以下方麵似可成為廣東“文化大省”建設預期的具體目標:

(一)從地位、作用和影響的方麵看,廣東“文化大省”的定位,應當是國內領先,國際知名。

全國各省的文化建設,各有其特色、地位、作用和影響。

現在,已有不少省份明確提出建設文化大省或者文化強省的戰略目標。

浙江、江蘇、山東、四川、山西、福建、黑龍江、雲南、遼寧、貴州、甘肅等省,都已明確提出建設文化大省(強省)的目標,加上我們廣東自身,總數占全國省份的三分之一要強。

估計,隨著國內經濟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隨著經濟文化一體化趨勢的增強,以及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趨勢對國內影響的增強,參見李宗桂:《經濟全球化與民族文化建設》,北京:《哲學研究》2001年第1期;《文化全球化與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天津:《南開學報》2002年第5期。

還會有新的省份提出建設文化大省的戰略。

百花齊放,百舸爭流,友好的競爭合作將有力地推動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

在這種態勢下,廣東“文化大省”應當在全國具有崇高的地位,有廣泛的影響,居於公認的領先地位。

廣東應當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重要代表,成為新型文化精神、民族精神的催生地。

要使廣東人文化品位高雅,廣東的文化設施先進、充裕,文化產業發達,文化精品不斷湧現,在全國居於領先地位的文化人才量多質高,文化體製充滿活力,文化市場繁榮有序,城市和鄉鎮文化環境各具特色、健康優良;群眾文化生活豐富多彩,人們能夠充分享受自己應有的文化權利;文化綜合實力明顯提高,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有力支撐。

在國際上,廣東文化應當具有較高的知名度。

這個知名度,不再僅僅局限於粵菜、中餐館的馳名,而是作為中國文化的當代形象的縮影,作為當代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作為當代中國人文明形象的表征出現。

一說起當代中國文化,就使外國人自然而然地想起廣東,想起從物質文化到精神文化的廣東人的特質。

(二)從國內外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和創新性思維的層麵看,廣東“文化大省”應當通過製度創新和文化整合,創建出適應經濟文化化、文化經濟化趨勢的文化經濟一體化的創新性機製,以及使得這種創新性機製得以持續發展的文化生態環境。

文化對於經濟的作用,在國內曆來長期被看輕,甚至被忽視,近年來有所好轉。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經濟發展中的文化因素日益增強,文化對經濟的依存度、文化的經濟含量越來越大。

無論是可持續發展理論、生態理論,還是信息產業、文化產業等,都充滿經濟文化一體化氣息,帶有明顯的經濟文化一體化色彩。

所謂經濟文化一體化,就是經濟與文化相互滲透、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為動力,互為支撐。

具體說來,就是經濟領域、經濟行為越來越充溢著文化的成分,依托文化的力量發展壯大經濟,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單純地就經濟論經濟;同樣,在文化領域,各種文化行為、文化決策、文化實踐,已經突破傳統的意識形態框架的製約,並放下貴族架子,開始世俗化、平民化的進程,從經濟活動的裁判者變為經濟活動的直接參與者和創新者。

今天,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使得工業產品的設計、包裝、推銷,實際上變成了文化理念的競爭。

“科技以人為本”,“我們一直在努力”,這類工業(經濟)產品的廣告語言,滲透著強烈的文化價值觀。

同樣,在文化領域,以文化產業的崛起為代表,文化經濟化的勢頭越來越猛。

音像業、電影業、出版業、大眾傳媒業,這些以往以突出政治為首業的行業,這些往往“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行業,現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唱響主旋律、堅持多樣化的方針指導下,也加入了經濟建設的行列。

這些行業實行的“事業單位,企業管理”的機製,實際上就是典型的文化經濟化的表現。

至於在廣東正如火如荼發展的會展業,在全國獨占鼇頭的旅遊業,別具一格的演出業,特別是網絡信息產業,等等,按照傳統的行業劃分,你就很難確認它是屬於經濟還是文化。

事實上,它們既是經濟的,又是文化的,典型地反映了文化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和特點。

鑒於上述情況,廣東“文化大省”建設應當通過製度創新而改革文化體製,整合文化資源,創建出符合廣東社會經濟發展趨勢和要求的文化經濟一體化的創新性機製。

同時,還要努力創建使得這套創新性機製能夠發揮最大效應、能夠持續發展的文化生態環境。

(三)從現代化的基本價值追求——人的現代化來看,廣東“文化大省”的建設,應當著眼於人的文化綜合素質的整體提高,使廣東人的文化綜合素質在全國各省居於前列,提升廣東文化形象,提升廣東人形象。

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對於現代化特征和實質的探求,經曆了從“四個現代化”到“人的現代化”、“人的全麵發展”的過程,逐漸認識到現代化的終極目標是為了人而不是為了物,現代化是要“人化”,而不是“物化”。

而人的現代化也罷,人的全麵發展也罷,說到底,“人化”的現代化歸根結底是要提高人的文化綜合素質,進而推進現代化進程,最終實現全麵意義的現代化。

為此,就必須將人的文化綜合素質的提高放在首位。

沒有全省人民的文化綜合素質的整體提高,就沒有符合人性的、符合科學理性的現代化,現代化的進程會被延緩。

人的文化綜合素質包括諸多方麵,例如科學素質、文化(知識層麵的文化,亦可視作受教育程度)素質、思維水平、價值取向、人格追求、審美情趣、開拓精神、創新能力、法紀觀念、競爭意識、合作精神,等等。

如果沒有全省人民文化綜合素質的整體提高,則不僅“文化大省”的建設計劃會落空,而且經濟強省的建設也會受挫。

全省人民文化綜合素質的整體提高,不僅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要求,而且符合廣東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對於提升廣東文化形象,提升廣東人形象,都將大有助益。

(四)從文化動力學的層麵看,廣東“文化大省”的建設,要努力提升文化在經濟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使文化成為新型生產力,成為“綜合省力”的重要構成,在綜合競爭力中居於重要地位。

就全球範圍而言,20世紀以來的發展指導方針及其研究,主要是經濟取向的,忽視了文化因素的作用。

其實,文化因素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早在20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從文化取向研究現代化問題,受到廣泛的關注。

韋伯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是與西方新教倫理的文化背景密切聯係的,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結構與儒教倫理則是排斥或者阻礙資本主義興起的。

人們對韋伯的觀點並不一定都表示認同,但韋伯從文化的角度闡釋經濟社會發展原因的視角和方法,卻受到普遍的好評。

盡管20世紀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現代化研究主要是經濟取向占據上風,但20世紀90年代以後,由於對“工業東亞”現代化成功的文化背景的關注,現代化研究的文化取向重新出現,並逐漸成為重點之一。

對傳統與現代化關係的重新估價,對儒教文化中有利於現代發展或適應於現代生活合理性因素的重新估價,以及對於現代西方文明中的現代性的重新估價,構成了現代化研究中的文化取向的基本方麵。

參見羅榮渠:《現代化新論》第七章《東亞崛起的新經驗——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因素》,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11—2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