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人精神”有十分豐富的內容。
探討廣東人精神，可以從不同方麵作出概括。
我認為，平和樸實、開放兼容是廣東人精神的重要內容之一。
平和，指平實溫和；樸實，指樸素、質樸誠實、踏實、不浮誇。
按照地域文化的分類，廣東屬於傳統的嶺南文化範疇。
從性情和言行方麵看，嶺南文化與慷慨悲歌的燕趙文化，豪放剛烈的關東文化，激情澎湃的荊楚文化，高音亮嗓的京派文化，追求雕飾的海派文化，大有不同。
嶺南文化的平和樸實，在其間獨具特色。
廣東人為人不盛氣淩人，說話不故弄玄虛，衣著打扮講究實用舒適而不刻意追求隆盛，這是在全國處於富裕行列的廣東人的顯著特色。
特別重要的是，在精神氣質和人格追求方麵，廣東人崇尚平民化境界。
不要說普通百姓，就是那些“事業有成”的人士，甚至不少著名企業家，在說話做事方麵，往往欣賞並實踐的是“普通人”的品格，而不是故意顯擺，裝出高人一等的架勢。
“擔水劈柴，便是妙道”的神韻，在廣東人的生活中最容易找到佐證。
在抗擊“非典”時期，廣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長鍾南山院士的言行，堪稱平和樸實精神的典範。
中央電視台記者問鍾南山的工作和政治是什麼關係，這次“抗非”為什麼不顧安危爭取把危重病人從別的醫院轉到自己所在的醫院。
鍾南山回答：做好我的本職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你們記者做好你自身的新聞報道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
我是從事呼吸病研究工作的，“非典”出來，我要找出問題所在，研究其規律，所以我要這樣做。
我私心猜想，如果換成某些人，就不會是鍾南山這種講法，而是大講一通“革命”道理，高唱一番空頭政治高調。
關於“非典”的病原體問題，國家疾病預防控製中心首席科學家洪濤院士與鍾南山院士有明顯分歧。
洪院士認為是衣原體，鍾院士認為是新型病毒。
後來事實證明鍾院士的見解是正確的，不少人貶斥洪院士，甚至有人要求罷免洪的院士資格。
但鍾院士不僅沒有盛氣淩人地指斥洪院士，反而對於批評洪院士的人耐心開導，明確指出：“學術上的分歧無需政治化”。
鍾院士這種平和的心態，樸實的性情，誠實的品格，集中體現了廣東人精神的平和樸實的一麵。
至於廣大人民群眾，則更是在“抗非”鬥爭中表現了突出的臨危不懼、沉著應對的精神。
不談“非”色變，不編造“讖言”，不輕信政治謠言，成為廣東人的自覺行為。
“非典”時期，學校不停課，工廠不停產，商場不關門，機關不休班，該做什麼就做什麼，市麵平靜，人心穩定。
再說開放兼容。
由於廣東人自身崇尚平和樸實，因而比較看得開，容易接受不同意見，能夠對外開放，兼容不同人群，吸納外地優秀人才。
近年，上千萬外來工在廣東工作生活，上百萬海內外專門人才移民廣東，“文化新客家”已經成為當代廣東人組成中的重要成分。
外來工也罷，專門人才也罷，“文化新客家”也罷，廣東人並不排斥他們，他們已經融入廣東社會之中，不少人還成為所在行業、部門的骨幹。
長達數百集、至今熱播一年有餘的電視劇《外來媳婦本地郎》所表現的內容和價值觀，便是廣東人開放兼容精神的一個十分平民化、生活化的例證。
至於廣東人在生活方式、文化品位、價值選擇、人際交往方麵的多樣化，則更是不勝枚舉。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不相互幹涉，真正體現了“道並行而不相悖”的人文精神。
在“非典”肆虐的時期，廣東人更是體現了開放兼容的精神。
廣東沒有對從事正常商務政務活動的人實行種種限製，沒有對廣東人到內地進行正常的商貿文教活動進行限製，而是在確保安全、確保疫病不擴散的前提下，鼓勵人們正常生活、工作。
對於外界的某些誤解和批評，也不急於辯白，更不針鋒相對地采取過激措施，而是通過切實的抗擊“非典”的行動，總結經驗教訓，為其他地區提供鑒戒，並提供切實的人員和技術支援。
這種開放兼容的文化心態和價值觀，凸現了科學理性精神、關愛生命意識和社會責任意識。
總之，平和樸實、開放兼容的精神，是新時期廣東人精神的重要方麵。
這種精神，既淵源於傳統嶺南文化的優秀成分，也得益於改革開放後對西方先進文化的吸收，更立足於20多年來現代化建設的實踐。
試論“廣東人精神”
廣東正在建設“文化大省”。
要建設“文化大省”，而且是與建設“經濟強省”相適應、與率先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相適應的“文化大省”，全體廣東人民就必須始終保持飽滿的精神和昂揚的士氣，質言之，必須在全省上下保持並高揚“廣東人精神”。
精神，古代既指生成萬物的靈氣，又指精力、活力、神韻；在當今，是指人的意識、思維活動和自覺的心理狀態，包括情緒、意誌、良心等，概括或者比喻的說法，便是指活力。
“精神”是由人來承載、體現的。
“廣東人精神”是由廣東人創造、提煉、傳播、實踐的。
它具體指廣東人的精神麵貌、精神狀態，以及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心理狀態、人格追求、倫理觀念等方麵的基本狀態。
從文化結構“三層次”說（文化分為物質文化、製度文化、思想文化）的角度考察，“廣東人精神”屬於思想文化層麵的範疇。
建設、概括、發展、創新“廣東人精神”，首先要弄清或者說把握幾項基本的原則，即：曆史繼承性、現實操作性、理論指導性、文化積累性、實踐前瞻性、觀念創新性。
“廣東人精神”是從曆史的廣東發展而來的，是對傳統嶺南文化的批判性繼承和創造性發展，離開曆史繼承性，“廣東人精神”是無源之水。
但我們今天研討“廣東人精神”，決不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或者為了搞一套玄學式的、大而無當的“理論體係”，而是為了發展廣東的社會經濟文化，因而必須有強烈的現實感，有較強的操作性。
值得警惕的是，這種現實的操作性，決不是就事論事、短平快式的應景花架子，而是從思想文化建設的理論高度，從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的文化戰略高度入手，因而它必須具有理論指導性。
強調理論指導性，是要將“廣東人精神”納入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精神的宏闊視野中考慮，是從民族文化積累的角度看待“廣東人精神”的建設，既立足當前，更放眼長遠。
因此，在“廣東人精神”的建設過程中，我們應當旗幟鮮明地立足當前、重視實踐，但同時要注意前瞻性的問題，亦即我們的“廣東人精神”建設，要向前看，要有適度的超前意識，不能局限於當下，要將現實與理想相統一，用理想的旗幟引導當下的實踐。
換言之，要用先進性統率普及性。
不僅如此。
在建設“廣東人精神”的實踐中，我們還應當倡導並實踐文化創新的理念，亦即堅持觀念的創新性。
沒有創新，我們就會停留於傳統嶺南文化的固有思維和價值框架之中，我們建設的就是古典的、因襲式的文化，而不是充滿現代意識的、當代廣東的新文化。
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也是建設“廣東人精神”的靈魂，我們決不能幹沒有魂的事情。
我們今天講的“廣東人精神”，是指當今廣東省行政區劃內廣東人民正在創造並將繼續弘揚、培育、創新的整體精神，而不是傳統的“嶺南文化精神”。
傳統的“嶺南文化”中的“嶺南”，是地域概念，指“五嶺”以南。
“交趾”之類姑且不說，它至少包括現今的廣東、廣西、海南三省區。
廣西、海南等兄弟省區，自有其文化建設的思路和方法，我們可以相互學習、支持，但不可能越俎代庖。
總之，我們要建設的應當是當代廣東行政區劃內的文化，而不是其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拙文：《廣東文化建設的現實思考》，載《中山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
不僅如此。
由於嶺南文化是個曆史性概念，它自身蘊涵著豐富的曆史內涵，就其價值指向而言，它代表著、意味著“傳統”；而我們今天所講的“廣東人精神”、“廣東文化大省”的“廣東”，其價值指向是“當下”，代表著、意味著“現代”，二者不可同日而語。
質言之，研討“廣東人精神”、建設“廣東文化大省”所謂的“廣東”，是指“當代”的“廣東”，是以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目標的“廣東”，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嶺南”。
因此，“廣東人精神”本身應當充滿現代化精神，應當洋溢著社會主義的時代精神。
當然，我們強調文化建設的時代性，並不是否認其曆史性。
“廣東人精神”不是突兀地冒出來的，而是有著深厚的曆史文化淵源。
從思想源頭來看，“廣東人精神”淵源於傳統的嶺南文化精神。
傳統的嶺南文化精神，主要表現為敢為人先、崇尚實際、重利重商等方麵。
這些，對於我們今天的“廣東人精神”建設，對於“文化大省”的建設，都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但是，即使是傳統嶺南文化的優秀成分，在今天也要經過現代化的揚棄，才能為我所用。
“廣東人精神”作為一個複合性概念，具有豐富的內涵。
從廣闊的文化視野審視，它是廣東人民立足當代廣東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創造性地繼承轉化嶺南優秀文化傳統，批判性地吸收外國優秀文化成分，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而熔鑄出的新的文化精神。
對於這個精神，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區（城市）、不同的角度，可以有種種不同的概括。
例如，前些年，深圳人就曾將“深圳精神”概括為“開拓、創新、團結、奉獻”。
這是根據深圳改革開放20來年的實踐而提升的理論概括。
這兩年，根據新的形勢和需求，經過廣泛研討，由學術理論界總結、提煉，將“新深圳精神”概括為：“開拓創新、誠信守法、務實高效、團結奉獻”。
這個概括得到了深圳市市委市政府的認可，在全市廣泛宣傳，推動著“新深圳精神”的實踐和發展。
在廣州，也有類似情況。
廣州正在進行“廣州人精神”的討論。
80年代，廣州人的“精神”被概括為“稻穗鮮花獻人民”。
現在，“廣州人精神”的內涵大為豐富，人們從多角度、多層次概括，盡管目前還沒有取得共識，沒有一個被各方麵都認同的概括，但從已有的概括已經可以看出“廣州人精神”的大致內容，這些概括是：求真務實、恪守誠信、勇於創新、率先開放、渴求新知、熱心參與、寬厚和氣、見義勇為、樂善好施、移風易俗、兼容並蓄、崇文重道、靈活變通、開明博愛，等等。
正在力爭創建廣東第三大城市的佛山，開展了“佛山的人文精神”的討論。
“佛山的人文精神”被概括為：務實、樸素、守信、善良、團結。
在2002年12月舉行的“第二屆世界廣東同鄉聯誼大會”上，發表了“宣言”，這個“宣言”明確地提出了“廣東精神”的概念，並將其概括為：“敢為人先，開放進取；克勤克儉，頑強不屈；精明誠信，包容務實；念祖愛鄉，團結重義。”誠然，人們對上述“深圳人精神”、“廣州人精神”、“佛山的人文精神”、“廣東精神”的概括可能見仁見智，但我們從這些討論和理論抽象的過程，可以看出一個顯著的事實：曾經被某些內地人稱作“窮得隻剩下錢”的廣東發達地區，已經不滿足於物質生活的改善，不停留於經濟指數的增長，而在更高的層次上追求生活質量的提高，追求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廣東人追求的是精神，是要活出精神，活得精精神神！
“廣東人精神”的理論分析和文字概括，應當立足於廣東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來源於對廣東不同地區文化樣態和精神實質的綜合性、創新性概括。
在我看來，“深圳人精神”、“廣州人精神”、“佛山的人文精神”、“廣東精神”所包含的內容，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廣東人精神”的主要方麵。
參考這些概括，加上我在廣東生活20多年的體會，以及學術界同道們的理解，我覺得，“廣東人精神”大致可以概括為：開拓創新，求真務實；效率優先，誠信守法；重商尚文，崇德重義；平易樸實，開放兼容；念祖愛鄉，團結奉獻。
開拓創新精神，是敢為人先的精神，是反對守舊、力主開新的精神。
改革開放初期，廣東大膽衝擊計劃經濟體製及其思維模式，破除唯政治思維的弊端，明確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石破天驚，開啟了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尊重經濟規律、按照價值規律辦事的先河。
90年代，深圳萬豐村破除舊體製的弊端，大膽實行“共有製”，為農村經濟體製改革創造了一個範例。
在公路和橋梁建設方麵，貸款修路、修橋，收費還貸，也是在全國開先例的舉措，既為國家減輕了負擔，又加快了經濟建設的步伐。
開拓創新不是亂闖蠻幹，不是搞形式主義的花架子，而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以講求實效的精神為根基，因而求真務實便成為開拓創新的價值準則。
求真務實精神的邏輯要求，是不務虛名，講求實效。
無論政治生活、經濟生活，還是文化生活，廣東人曆來反對空談，重視實幹，重視實際的效果，用生動的實踐證明了“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個平凡的真理。
效率優先、誠信守法的精神，是充滿現代意識的創新性精神。
就整體而言，無論是中國傳統文化，還是嶺南傳統文化，都沒有這種精神。
效率優先的精神，是改革開放以後在現代化建設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它首創於廣東。
當年深圳以“一天一層樓”為特征之一的“深圳速度”，以“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和實踐，顛覆了計劃經濟體製下的價值觀從而更顛覆了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開啟了中國人效率優先的現代意識。
這種效率優先的現代意識，至今並且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是我們應當堅持的。
當然，效率優先並不是金錢至上，不是隻顧自己，而是要“兼顧公平”，要依靠誠實的勞動、遵守信用和遵守法紀的行為換取。
誠信守法並不妨礙效率優先精神的貫徹，效率優先原則不能突破誠信守法的道德底線。
經過多年的市場經濟活動的考驗，廣東人越來越懂得既要追求效率，更要誠信守法，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開始了新的攀登。
重商尚文、崇德重義的精神，是“廣東人精神”頗具特色的方麵。
至少從明代中葉開始，廣東就是商業活動十分繁盛的地區。
到了近代，以廣州為中心，廣東成為全中國商品經濟意識、商業精神蓬勃發展的地區。
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後，重商精神得到廣泛發揚，商業活動帶來的經濟效益占廣東經濟總量的很大比重。
更為重要的是，從文化建設的角度看，商業文明帶給廣東人形象的效益，帶給廣東的文化生命力，決非金錢所能計算。
可以說，就其普遍性、廣泛性而言，廣東人對商業活動的認同和熱衷，廣東人的商業成就，在當代中國是首屈一指的。
在弘揚和培育商業精神的同時，廣東人十分重視文化建設。
廣東的精神文明建設成就，在全國居於前列。
全國第一個精神文明學會、第一本精神文明學專著，出現在廣東；全國第一個專門研究“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學會，也出現在廣東。
精神文明學的研究和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研究，都是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都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弘揚和培育。
在影視方麵，廣東花大力氣鑄造精品，不少獲得全國範圍廣泛好評的影視作品，出在廣東。
在文化教育事業、大眾傳播事業等方麵，廣東在近年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當然，“尚文”既是當下的事實，也是應當不斷追求的境界，廣東在這方麵還有很多值得去做的工作。
與“重商尚文”相一致，廣東人崇德重義的精神十分突出。
堅持正確的思想方向，堅持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廣東社會的主流。
從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新三字經》、《公民道德四字歌》、《家庭美德五字謠》，到新世紀出版的《公民道德格言》，這些由廣東省領導直接組織、由學術界共同參與編寫的讀物，無疑是崇德精神的展現。
與崇德思想密切關聯，在思想道德領域，廣東人一個突出的特點是重視道義。
以義為尚，以義為上，成為廣東全社會的自覺意識。
從廣東省內和省外的對口扶貧到捐資助學，從救助危困人員到扶持弱勢群體，無一不體現出“義”的精神。
平易樸實、開放兼容，也是“廣東人精神”頗具特色的重要內容。
為人不盛氣淩人，說話不故弄玄虛，衣著打扮講究實用舒適而不刻意追求隆盛，這是在全國處於富裕行列的廣東人的顯著特色。
特別重要的是，在精神氣質和人格追求方麵，廣東人崇尚平民化境界。
不要說普通百姓，就是那些“事業有成”的人士，甚至不少著名企業家，在說話做事方麵，往往欣賞並實踐的是“普通人”的品格，而不是故意顯擺，裝出高人一等的架勢。
“擔水劈柴，便是妙道”的神韻，在廣東人的生活中最容易找到佐證。
由於自身崇尚平易樸實，因而比較看得開，容易接受不同意見，能夠對外開放，兼容不同人群，吸納外地優秀人才。
近年，上千萬外來工在廣東工作生活，上百萬海內外專門人才移民廣東，“文化新客家”已經成為當代廣東人組成中的重要成分。
外來工也罷，專門人才也罷，甚至“文化新客家”也罷，廣東人並不排斥他們，他們已經融入廣東社會之中，不少人還成為所在行業、部門的骨幹。
長達數百集、至今熱播一年有餘的電視劇《外來媳婦本地郎》所表現的內容和價值觀，便是廣東人開放兼容精神的一個十分平民化、生活化的例證。
至於廣東人在生活方式、文化品位、價值選擇、人際交往方麵的多樣化，則更是不勝枚舉。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不相互幹涉，真正體現了“道並行而不相悖”的人文精神。
念祖愛鄉，團結奉獻，也是“廣東人精神”中富有特色的內容。
根據統計，全世界的華僑有3000多萬，廣東人就占了2000多萬，這個特點（或優勢）在全國各個省市（區）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華僑對於當年的辛亥革命的勝利，對於當代廣東甚至全國的現代化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聯係海外華僑和廣東人之間的精神紐帶，是中國文化。
思念祖先，熱愛家鄉，是中國固有文化的優秀傳統。
廣東人大力弘揚這個優秀傳統，海外華僑也認同並發揚這個優秀傳統，因而加強了彼此間的聯係，增進了鄉誼親情，增強了凝聚力，共同為廣東的經濟社會發展和祖國的現代化事業貢獻力量。
僅在廣東，改革開放以來，華僑捐資建設的中小學就有18000多所！至於給廣東和全國經濟發展帶來巨大推動作用的“外商投資”，現在人所共知，主要是“華資”，亦即海外華僑、華人的資金。
這些數量巨大的“華資”之所以能夠投到廣東乃至內地，其精神動因就是念祖愛鄉。
認同中華民族文化，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團結一心，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而奉獻，是廣東人與海外華僑華人的共同理念。
就廣東本省而言，全省不同方言、不同市縣的人民，都有著深厚的念祖愛鄉的傳統和風尚，都有團結一心，為把廣東率先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家園而奉獻的自覺意識。
上述“廣東人精神”的概括，隻是一個初步的、非常粗淺的嚐試。
從傳播的角度看，從好記、上口、簡練的角度看，上述概括還需要進一步提煉。
但限於“廣東人精神”的研討剛剛起步，缺少足夠的資料基礎和認知條件，可資借鑒的理論分析和簡練概括很少，所以這裏隻能冒昧拋磚，意在引玉。
應當看到的是，“廣東人精神”的建設，與中華民族精神的弘揚和培育有密切關係。
中華民族精神既是全世界中華兒女智慧的結晶，也是全中國各民族共同努力而實現的文化整合、價值整合的結果，還是不同省市（區）人民在不同地域進行精神創造的成果的有機整合。
質言之，“廣東人精神”作為傳統“嶺南文化”的批判性繼承和創造性轉化的成果，作為地域文化更新的當代成果，它本身屬於文化小傳統的範疇。
這個文化小傳統，反映、承載著中華民族精神這個文化大傳統；而中華民族精神這個文化大傳統，規範、引導著“廣東人精神”這個文化小傳統。
大、小傳統交融滲透，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推動中華民族的發展。
廣東正在進行的建設“文化大省”的工作，是前無古人的偉大而又艱巨的係統工程。
“廣東人精神”的建設，是“文化大省”建設的極為重要的內容。
從價值功能的層麵看，“廣東人精神”的建設，對於提升廣東文化的品位，提高廣東人的精神境界，樹立廣東人的良好形象，都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和意義。
同樣，“廣東人精神”的建設，對於廣東“經濟強省”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精神支撐作用（有興趣的讀者，請參看拙文：《文化建設：廣東再造輝煌之本》，載《新南方》1995年第1期）。
這些，應當是無需贅論的。
從“抗非”看廣東人精神
抗擊“非典”的鬥爭，在廣東已經進行了數月。
數月來，廣東人民同心同德、眾誌成城，與“非典”進行了堅韌頑強的鬥爭，湧現了不少英雄人物，產生了大量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跡。
其中，廣東人團結奉獻、重商重義、平易樸實、開放兼容的精神得到一次集中體現。
我在近期開展的“新時期廣東人精神”大討論中，認為“廣東人精神”可以概括為：開拓創新，求真務實；效率優先，誠信守法；重商尚文，崇德重義；平易樸實，開放兼容；念祖愛鄉，團結奉獻。
這是就整體而言的。
聯係當前廣東“抗非”鬥爭的實踐，我們可以看到，團結奉獻、重商崇義、平易樸實、開放兼容等優秀品質，的確是新時期廣東人精神的重要成分。
團結奉獻是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構成。
在這次抗擊“非典”的嚴峻而又艱巨的鬥爭中，廣大醫務人員臨危不懼，舍生忘死，救死扶傷，為挽救感染“非典”人員的生命而日夜奮鬥，有的甚至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葉欣護士長、鄧練賢醫生、陳洪光醫生、範信德司機等，就是其光輝典範。
在其他行業，也有不少感人事跡發生。
相互提醒，相互幫助，和衷共濟，共渡難關，成為全省上下的共同心聲和實際行動。
重商崇義的精神在這次抗擊“非典”的鬥爭中得到了創造性發揮。
一手抓“抗非”，一手抓生產（工作），是科學理性的體現。
廣東人在這次“抗非”鬥爭中，繼續弘揚獨特的商業精神，通過商業活動，一方麵發展經濟，一方麵為社會提供充裕的商品，為社會穩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康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而在商業活動和其他經濟活動中，廣東人崇尚道義，為防止“非典”的擴散，為救治“非典”病人，捐贈了大量的錢物。
“葉欣護士長基金”的迅速創立並得到各界大力支持，便是明證。
商業精神和道義精神的統一，在這次抗擊“非典”的鬥爭中得到了新的發展。
平易樸實，是廣東人精神頗具特色的方麵。
崇尚平易，推重樸實，不危言聳聽，不嘩眾取寵、巧言令色，不盛氣淩人、故弄玄虛，在這次的“抗非”鬥爭中表現極為突出。
有病治病，無病防病，不談“非”色變，不編造“讖言”，不輕信政治謠言，成為廣東人的自覺行為。
“非典”時期學校不停課、工廠不停產、市場不關門、機關不休班，該做什麼就做什麼，該上酒樓照上酒樓，市麵平靜，人心穩定，這是與平易樸實的廣東人精神分不開的。
開放兼容的廣東人精神，在這次抗擊“非典”的鬥爭中也表現得十分突出。
廣東沒有對外來人員設立種種關卡，沒有對從事正常工商政務活動的外地人作出種種限製，也沒有對廣東人到內地進行正常的商貿文教活動進行限製，而是在確保安全、確保疫病不擴散的前提下，鼓勵人們正常生活、工作。
對於外界的一些批評意見，也不急於辯白，而是通過切實的抗擊“非典”的行動，總結經驗和教訓，為其他地區提供鑒戒。
這種開放兼容的文化心態和價值觀，凸現了科學理性精神、關愛生命意識和社會責任意識。
總的說來，這次“抗非”鬥爭的實踐，弘揚、培育了廣東人精神，弘揚、培育了中華民族精神，對於廣東經濟社會的發展，對於經濟強省和文化大省的建設，都有積極的意義。
“廣州人精神”的文化學闡釋
“廣州人精神”是一個看似簡單和平實的概念，實則不然。
它是一個複合性概念，是具有深刻內涵和豐富內容的概念。
今天，在建設廣東文化大省的時候，給予“廣州人精神”以文化學的闡釋，似乎更能為“廣州人精神”的研討和理論提煉，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和豐厚的文化內涵。
同時，也能為“廣東人精神”的建設提供合理的資源，進而為廣東文化大省的建設提供精神動力。
本文擬從文化學的層麵，對“廣州人精神”內涵和範圍的確定，以及最終的提煉、概括，做一個文化學方麵的理論闡釋，試圖提供一個參考性的思路。
“精神”是一個合成詞。
“精”具有精力、精神、精華等意義；“神”具有意識、精神、神奇等含義。
“精神”一詞，在中國古代指天地萬物的精氣，也指神誌、心神，精力、活力。
在現代，主要指人的意識、思維活動和一般的心理狀態；也指宗旨、主要意義、活力等。
從本質上看，“廣州人精神”是一種文化精神。
所謂“文化精神”，是指一種文化特有的精神，是一種文化中具有決定性力量的價值係統。
由這個價值係統所決定的人們在價值取向、態度、評價、心態、情緒等方麵所表現出來的精神品質，即是一種文化獨具一格的特色。
文化精神是一種文化的內在品質，亦即基本的、整合的價值係統。
文化精神由該文化內的平均人格類型來反映。
文化精神又被稱為“主旨”。
“廣州人精神”作為一種文化精神，其所謂“文化”，是指精神文化，亦即價值取向、思維方式、理想人格、市民品性、審美情趣等處於深層結構的文化的總和。
但作為廣州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從其形成的基礎和實踐條件來看，“廣州人精神”所謂的文化，是指廣義的文化，亦即廣州人的生活方式、生存樣式。
正是廣州人的獨特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樣式，孕育了“廣州人精神”。
“廣州人精神”內在地包蘊著、體現著廣州人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人格追求、市民品性、倫理觀念和審美情趣等方麵的內容，是對這些方麵的理論提煉和現代概括。
文化精神既可是民族文化意義的，也可是地域文化意義的。
“廣州人精神”作為地域文化的表現，其文化精神當然也是屬於特定地域的。
因此，“廣州人精神”的概括和提煉，應當而且必須既能夠反映中國文化的精神，更能夠體現廣州人獨特的精神風貌、生活方式、心理狀態和品味追求。
“廣州人精神”是工商為本的精神。
自明代中葉以來，廣州就是重要的通商口岸，是內貿和外貿的重要港口和集散地。
重商精神，是廣州人一以貫之的傳統。
重視商業活動，重視商業在生活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以傳統的“重農輕商”觀念為尚，而以商業文明為追求，是近代以來廣州人逐漸形成的優秀傳統。
改革開放以來，廣州的商業文明逐漸發展並日益成熟，成為引領國內風尚的商業文明策源地，是商業文明的典範。
廣州的各種形式的商業機構和商業活動，從八十年代早期的“個體戶”到今天的包括諸多大型商業機構在內的公私商業團體和機構，為廣州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其形成的新型重商精神，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精神的重要資源。
在重視商業的同時，廣州人也重視工業。
從國有大型企業到遍布全市的私人企業，其所生產的產品和形成的價值追求，對於廣州人精神的孕育，起了重要的作用。
現在馳名全國的廣州本田汽車，以及其他的相應的以製造業為基礎和特點的廣州工業發展模式和生產格局，體現了廣州人新的時代精神。
這種工商為本的精神，既是對傳統中國重農抑商思想的再突破，也是對近代以來工商皆本的進步思想的發揚光大，更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社會經濟、創新中國文化精神、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的新創造。
“廣州人精神”是城市精神。
城市是社會文明發展的產物。
廣州是一座有著3000年建城曆史的城市。
城市品位、城市風貌、城市風格，是廣州人精神的重要內涵。
廣州的城市精神，是以吸納外來文化為重要標誌，追求時尚為顯著特色，融貫古今中西而又自成一格的獨特的精神。
商業文明，源自城市；工業文明，規範城市。
商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載體和集散地，就是城市。
工商為本的廣州，以“市民味”、“平民味”而凸現自身風格，本身就顯示了城市精神的追求。
“廣州人精神”是平和質樸的市民精神。
廣州沒有北京的雍容，沒有上海的洋派，沒有西安的古樸，它擁有的是平和與質樸。
廣州人的穿戴和行為，隨意、率真，不刻意修飾，不故作莊嚴。
廣州人做事，不盛氣淩人，不誇誇其談、嘩眾取寵，重視的是實事、實效、實功。
2003年上半年的“非典”事件期間，廣州人從容應對，不談“非”色變，不追逐風潮，學校不停課，工廠不停產，市場不關門，機關不休班，該做什麼就做什麼，市麵平靜，人心穩定，廣州人平和質樸的市民精神起了重要作用。
“廣州人精神”是一種兼容並包的精神。
“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決絕態度，在這裏被化解為“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寬容精神。
對合理傳統的認同和弘揚，對外來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的消化，以及對港台文化的吸收，反映的是廣州人的開放兼容態度。
最近20年來，千百萬民工到廣州打工，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實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特別是以接受了高等教育為主體的大學生、碩士、博士乃至博士後，來到廣州，經過磨合，最終都在不同崗位上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
“嶺南文化新客家”，成為廣州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這些，反映了廣州人的開放兼容，反映了廣州這個城市的包容度。
甚至，“廣州話”裏麵所保留的古代漢語的某些發音，所吸納的某些英語以至別的語言的表達方式和語音，都可看作“廣州人精神”兼容並包的氣質。
“廣州人精神”是綜合創新的精神。
平心而論，“廣州人精神”、廣州文化、廣州人，並不是單一的、平麵化的概念，屬於廣州人原創性質的或者俗話所說的土生土長的文化理念，並不彰顯。
我們現在所說的“廣州人精神”，其實是廣州人經過曆代的陶洗，通過文化整合，對中原和嶺南，本土和外國，傳統和現代，甚至廣州和港澳的比較、選擇，綜合各種新的文化質素，從而形成了廣州文化的基本風貌，創造出了“廣州人精神”。
因此，我們可以說，“廣州人精神”是一種綜合創新的精神。
“廣州人精神”是“現代精神”。
廣州獨特的地理位置，特別是廣東在近代中國的獨特遭遇，使它經曆了比別的城市和地區更多的血與火的洗禮，承擔了更為艱巨的曆史使命和時代責任。
近代的嶺表風流，當代的改革開放，使廣州得現代精神滋養之先，並轉而不斷創新現代精神。
因此，追蹤世界文明發展的潮流，勇於革故鼎新，不斷進取，日新日新又日新，成為“廣州人精神”的基本特質，而這個特質，說到底，就是近代化、現代化。
“廣州人精神”是“廣東人精神”的主體內容和價值先導。
正在研討和實踐之中的“廣東人精神”，從地域文化特別是縣域文化的層麵看，是由不同地區（市縣）的精神質素所構成。
“廣州人精神”、“深圳精神”、“佛山人文精神”、“廣東精神”，等等，交融貫通，提煉整合，就成為“廣東人精神”。
其中，“廣州人精神”理所當然地成為“廣東人精神”的主體內容和價值先到之一。
道理十分簡單，廣州作為華南地區無可置疑的中心城市，作為具有深厚曆史積澱和現代意識熏陶的城市，作為具有很強凝聚力和吸引力的城市，它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名詞，或者城市的符號，而是一種新型價值觀的代表，一種新的時代精神的象征。
因此，在研討和建設“廣州人精神”的時候，我們應當理性地、自覺地注意提升和彰顯它的先進性、示範性和前瞻性。
“廣州人精神”是當代中國文化精神的先導。
當代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人們可以做很多見仁見智的概括。
但競爭意識，效率意識，契約觀念，法製意識，社會公正意識，等等，這些傳統中國文化所缺乏而在改革開放以後首先在南粵大地（隻要是在廣州）滋生開來的新型文化精神，應當通過“廣州人精神”的研討和貫徹實踐，推廣開去，轉化為我們民族文化的內在精神。
因此，我們說“廣州人精神”是當代中國文化精神的先導，並不為過。
我們需要努力的，是要將這種精神的先進性、示範性揭示出來，並通過切實的現代化建設實踐，使其傳播開去，得到全社會的認同。
“廣州人精神”是對當代中華民族精神的弘揚、實踐和培育。
以愛國主義為核心，以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為基本內容的中華民族精神，經曆了五千年的文明發展曆程。
以敢為人先、務實進取、念祖愛鄉等內容為導向的“廣州人精神”，對於中華民族精神的積極的弘揚，是切實的實踐，也是敢為人先的培育。
在這個意義上將，“廣州人精神”與中華民族精神是一致的，是互相發明、互為助益的。
從文化空間的視野考察，“廣州人精神”屬於地域文化的範疇。
地域文化亦可稱為地區文化。
按照地域大小，地域文化可以分為文化圈、文化群體、文化個體。
就世界範圍而言，有歐美基督教文化圈、阿拉伯伊斯蘭教文化圈、印度佛教文化圈、東亞儒學（教）文化圈。
文化群體的地域規模，小於並從屬於文化圈，一般以國家民族為單位，如東亞儒學（教）文化圈裏麵就有中國文化、日本文化、朝鮮文化等。
文化個體的地域範圍，比文化群體要小。
它是文化群體亦即國家、民族文化內部的組成單位。
例如，嶺南文化、巴蜀文化、齊魯文化、吳越文化、荊楚文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