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就是嶺南文化，也還可細分為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等更小的地域的文化個體。
顯然，作為嶺南文化或者當代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的廣州文化，隻是特定地域文化的一部分，甚至隻是一小部分。
因此，我們在研討“廣州人精神”的時候，應當看到它的獨特的地域性，努力合理地詮釋它的特質，揭示它的價值。
同時，也要看到文化個體與群體之間以及與文化圈之間的關係。
質言之，要看到“廣州人精神”與“廣東人精神”、“中國人精神”之間的關係，以及與世界文明發展潮流的關係。
既要有地方特色，也有要全國觀念，更要有全球意識。
“廣州人精神”應當是廣州文化乃至廣東文化（包括傳統的嶺南文化）的精華。
從文化學的角度審視，文化精華作為文化的特殊標記，作為特定文化的主要趨勢和模式，它應當具有普遍性，可以為社會的絕大多數人所認可、接受。
因此，在詮釋“廣州人精神”的時候，毫無疑問要充分考慮到廣州任的接受心理、認知模式和行為方式，特別是生活方式，不能脫離廣州社會生活的實際。
“廣州人精神”的研討，並不是個單純的學術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它是一個迫切的現實問題。
一個國家、民族，一個地區的人民，一個團體，沒有精神支撐，是不可能持續強勁發展的，甚至是不可能存在的。
“廣州人精神”的研討和最終提煉、概括成功，將會通過社會熏染（社會化），通過文化再解釋，通過文化整合，而產生積極的作用，形成廣州人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形成廣州社會普遍的、自覺的健康文化心理，促進廣州文化的傳播和合理變遷，從而為廣州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重要的精神力量。
同時，也可為“廣東人精神”的研討，為廣東社會經濟文化的健康、協調發展，為率先實現現代化做出應有的貢獻。
廣州城市形象提煉的思考
世界上任何城市，都有自己的氣質和形象。
提起北京，人們馬上想到它的大氣，想到天安門、故宮、長安街，想到京城氣象。
提起上海，人們馬上想到它的洋氣，想到外灘、南京路、“東方明珠”和“十裏洋場”。
提起廣州，人們馬上想到珠江，想到四季常青的花城，想到“食在廣州”，想到它的平民氣，想到生猛——繁華喧囂和生機勃發。
可見，感性的形象和內蘊的氣質，是城市形象的主要支撐。
城市形象是在城市長期發展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在這個意義上講，它是自發的、自在的，是該城市人們長期生活方式和社會實踐熏染的結果，是該城市文化風貌的自然體現。
但是，另一方麵，在現代化進程中，文化自覺意識的高漲，文化創造和文化參與意識的蘇醒，使得人們對於城市形象有了一種自覺的提升意識，並期望用這種城市形象彰顯該城市的特質，外樹形象，內聚力量，從而活化該城市的精、氣、神，為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為人們更為舒適地生活提供新的文化力量。
因此，城市形象的塑造和提煉，顯然具有積極的意義。
從文化大傳統與文化小傳統交互關係的角度考察，從文化特質的視角切入，城市形象的提煉，從一般性層麵而言，應當具有如下要素或者特征：
獨特性。
任何城市形象的提煉，都應突出該城市的獨特方麵。
大而言之，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宏觀層麵，應當突出自己與眾不同的主要方麵。
比如，北京城市形象的提煉，有人就很強調政治性，強調“責任意識”、“榜樣意識”；深圳城市形象的提煉，有人就很強調其開放性和創新性。
如果一個城市的形象提煉出來後，與別的城市相同或者基本相同，就失去了該城市“形象”的意義。
當然，強調獨特性，並不是鼓勵故弄玄虛，並不是主張生編硬造，而是提倡彰顯特定城市的個性。
典型性。
構成城市形象的要素很多，即使采用化約的方法，往往也會表現出多個甚至上十個要素。
如果采用簡單羅列、疊加的方式，好似麵麵俱到，實則淡化了主題，削弱了典型性。
而且，簡單羅列必然導致相應的表述文字冗長，不容易記誦，難以在社會上特別是大眾中傳播。
因此，應當從典型性的角度選取素材，並用精煉的文字表述。
形象性。
城市形象的提煉與城市精神的提煉固然有相關的一麵，但畢竟是不同層麵的兩回事。
城市精神的提煉，可以比較抽象，比較具有理論色彩，甚至具有一定的口號色彩。
比如廣州城市精神被概括為“敢為人先、奮發向上、團結友愛、自強不息”；深圳城市精神被概括為“開拓創新、誠信守法、務實高效、團結奉獻”。
而城市形象的提煉，則應當具有較強的形象性、直觀性，應當使人們能夠很形象地感受到、體會到該城市形象概括的內涵，直截了當，而不用費心去猜。
換言之，城市形象的概括提煉，應當有“形”有“象”，能夠讓人們透過簡練的文字，感受到該城市的活生生的生活、活生生的氣象，該城市的精神氣質，就蘊含在形象性的表述之中。
可以說，任何城市形象的概括提煉，都不能離開上述理念而進行。
而廣州作為中國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作為具有兩千多年曆史的城市，作為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充滿活力的城市，其城市形象的概括提煉，無疑應當遵守上述獨特性、典型性和形象性的基本要求。
在遵守並突出上述“三性”的同時，廣州城市形象的提煉，還應重視突出特殊性（個性），應當關注以下“三性”：
平民性。
廣州是中國非常平民化的城市。
平民化反映的是大眾化。
為人低調，不事張揚，平易質樸，崇尚實際，有較強的平等觀念，是廣州人的顯著特征，也是廣州城市平民氣質平民氛圍的重要表現。
皇權觀念在廣州沒有市場，貴族生活在廣州缺少根基。
相反，世俗的、平易的生活方式，在廣州大行其道。
大排檔遍布全城、路邊店舉目皆是，隻要能夠“揾食”，隻要有得食，人們就樂此不疲，而不在乎形式上的豪奢與否。
這類情形，從平民性中顯示出質樸，從平易中顯示出崇高。
生活性。
廣州是一個很重視生活質量的地方，廣州人是很會生活的人。
“食在廣州”的美名早已傳遍神州，並為海內外品嚐過廣州美食的人們所認同。
“生猛”這個典型的廣州生活詞彙，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延伸，已經成為國人熟知的新詞，並進而成為國人認同廣州人改革創新、生氣勃勃的精神狀態的代名詞，成為廣州城市的重要特征。
這個獨特的精神氣質，不是用意識形態化的政治口號表述出來，而是用極其生活化的“生猛”一詞來表達。
人文性。
關注人的存在，重視人民生活，崇尚人文追求，是充溢於廣州這個城市的重要情趣。
尊重人的價值，尊重他人隱私，尊重他人的生活方式，經過30年改革開放的陶冶，已經成為廣州人的集體文化意識。
提倡個性，包容多樣，寬容失敗，崇文向學，已經成為廣州這座城市的現代風尚。
重視物質生活質量而又崇尚文化生活的提高，堅持正確的價值取向而不喊政治口號，反映的是對人的生存質量的關注，對人文精神的弘揚和拓展。
總之，在廣州城市形象的概括提煉過程中，我們應當有自覺的文化意識的引導，有平實的態度和豁達的胸懷，兼聽各種意見，通過創造性的整合，最終形成廣大市民喜聞樂道的廣州城市形象。
開放創新：廣州亞運的基本精神
廣州亞運從籌辦到圓滿結束，創造並積累了諸多財富，其中，“亞運精神”是極為重要的精神財富。
這個精神財富，從長遠來看，對於廣州市廣東省甚至整個當代中國而言，其意義遠在亞運場館乃至地鐵之類的物質財富之上。
對於廣州亞運精神的概括，人們盡可見仁見智。
在我看來，就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而言，開放創新是廣州亞運精神的重要特質和基本內容。
開放，本身是創新的表現、創新的要求；創新，是開放的根本目的和必然結果。
因此，開放和創新緊密相連，是推動社會進步這一重大問題的兩個方麵。
用創新型思維辦亞運，跳出單純的體育思維辦亞運，是開放創新的亞運精神的首要表現。
亞運開幕式采取走出場館辦亞運的方式，以城市為背景，以珠江為舞台，把開幕式辦得別開生麵，氣象萬千，生動活潑，生機勃發，令所有現場觀眾和電視觀眾耳目一新，心潮澎湃，齊聲讚好。
亞運會開幕式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跟用開放創新的精神辦亞運，勇於超越既有的奧運會亞運會開幕式在體育場館裏封閉式舉行的思路和模式分不開的。
全民參與，官民良性互動，提升公民的現代意識，培育官員和市民的公民社會精神，是廣州亞運精神的極其寶貴的經驗和財富。
亞運會從籌辦到舉行再到圓滿結束，始終倡導全民參與（“人人都是東道主，個個都是誌願者”），重視市民意見，傾聽民聲，關注民意，吸納民智，官民不斷互動，洋溢著公民社會的朝氣和銳氣，彰顯了公民意識的崛起和公民社會的正氣。
從BRT建設前期市民的種種不理解、種種質疑甚至比較激烈的反對意見，到亞運會開幕後前幾天全市免費交通導致的交通過於擁堵、上班受阻而出現的各種不滿和強烈質疑，再到某些亞運工程一度由於管理不善和施工單位責任缺失導致的市民激烈批判，政府及其官員不是文過飾非，不是強詞奪理，更不是以勢壓人，我行我素，而是以平等待人的態度，和市民對話，接收批評，糾正失誤。
市長和相關主管副市長多次向市民道歉，甚至承認有的施工項目“擾民”，責令相關施工單位改正錯誤。
這些態度和舉措，最終贏得了市民的理解、尊敬和支持。
人們並沒有認為市府和市領導沒麵子，市府和市領導也沒有追究某些並不正確甚至帶有偏見的意見的提出者，彼此沒有糾纏最終誰是誰非，而是以最終如何高質量地辦好亞運會、創造新生活為標尺，從而凸顯了官民雙方公民社會意識的增強。
在亞運會圓滿結束後的今天，我們理性地審視過去，就會發現：廣州亞運幾乎可以說是在市民的質疑、批評聲中展開，在官民不斷互動的場景中發展，最終取得圓滿成功，並得到市民的一致好評。
這個事實生動地說明，公民意識的整體崛起，公民社會的自覺建設，是廣州亞運的重大成就，是包含了現代體育精神而又超越體育本身的文化精神價值的新創造和新發展。
我們可以很有底氣地說，廣州亞運這種開放創新的精神，典型地彰顯了廣東文化、嶺南文化的務實進取特質，典型地表達了廣州市民和廣州社會平和、寬容和理性的文化心理及生活態度。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提出，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是廣東的時代文化精神。
我認為，這個論斷符合廣東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實際，符合當代中國文化建設文化發展的邏輯。
因此，我們說廣州亞運開放創新的精神，是廣東時代文化精神的具體化和形象化。
不僅如此，這個開放創新的亞運精神，又是和新時期廣東人精神（敢為人先、務實進取、開放兼容、敬業奉獻）、新時期廣州人精神（敢為人先、奮發向上、團結友愛、自強不息）緊密相連、互為表裏的。
自然，它也是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中的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相通的，是時代精神的生動體現。
培育現代公民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由之路
一個現代化的社會，應當而且必然是和諧社會。
而和諧社會的構建，是為了使人生活得更為自由幸福，更為全麵地發展自身，實現自身價值，而不是相反。
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提升現代意識，培育現代公民。
眾所周知，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經曆了漫長而又坎坷的道路。
建國以後，經過從物質層麵的現代化——（工業、農業、科技、國防的“四化”）到全方位的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踐，人們認識到一個樸素的真理：現代化最終是人的現代化，而不是單純的物質層麵或者製度層麵的現代化。
以人為中心，以人為本，一切服務於人，是現代化的基本價值取向。
換言之，建設現代化國家和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是人，享受現代化與和諧社會成果的是人，因而必須關注人，提升人的素質。
從根本上講，現代化的主題（甚至可說是難題）是人的素質的現代化。
解決人的素質現代化，有很多方式和途徑，而從思想道德文化的層麵培育現代公民，則是一種有力有理也有利的方式。
從思想文化的層麵看，人的素質的現代化，很大程度上是人文素養的現代化。
人文素養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可以包括很多方麵，但作為現代公民教育意義上的人文素養，主要的應當是愛國、守法、誠信、知禮。
在中共中央頒發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中，把公民基本道德規範歸納為“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並以此作為提高公民道德素質，促進人的全麵發展，培養現代公民的基本綱領和基本方式。
廣東省全麵貫徹中央關於公民基本道德規範，采取了一係列重大舉措。
其中，省委關於建設文化大省的決定，就是屬於戰略方針方麵的重大決策。
實踐表明，建設文化大省，就要在廣東堅持建設和發展先進文化，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切實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斷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大力發展教育和科學事業，不斷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積極推進文化體製改革，發展壯大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
努力使廣東擁有先進的文化設施，發達的文化產業，一流的文化精品，拔尖的文化人才，充滿活力的文化體製，繁榮有序的文化市場，各具特色的城鎮文化環境，豐富多彩的群眾文化生活，文化綜合實力明顯提高，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明顯增強。
這些文化建設的目標，始終圍繞的是以人為本、建設為主的價值主題。
而要實現這些目標，完成價值主題，根本的還是要全麵提高全體廣東人民的素質，使其具有真正的現代公民意識和素質。
因此，把愛國、守法、誠信、知禮作為現代公民教育的基本內容和提升全省人民基本素質的重要方式，顯然是科學的決策，是抓住了關鍵。
一個能夠在政治上愛國，在社會生活中守法，在相互交往中誠信，在為人處事中知禮的人，就必然順理成章地做到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
培育現代公民，要與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相結合。
中華民族在數千年的發展曆程中，逐漸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這個民族精神，其主體內容表現為愛國主義的民族情懷、團結統一的價值取向、貴和尚中的思維模式、勤勞勇敢的優良品質、自強不息的進取意識、厚德載物的博大胸懷、崇德重義的高尚情操、科學民主的現代精神。
每個中華兒女，都要自覺地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實踐中，提升自己的人格素質和道德品質。
愛國、守法、誠信、知禮，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具體弘揚，也是結合新的條件新的要求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培育，因而應當花大力氣貫徹落實。
培育現代公民，就廣東文化大省建設的戰略目標而言，應當光大敢為人先、務實進取、開放兼容、敬業奉獻的新時期“廣東人精神”。
敢於走在別人前麵，敢於做前人、時人沒有做過的正當事業，不務虛名、崇尚實際，不屈不撓、奮鬥不止，以博大的胸懷，宏闊的氣度，開放的心態，迎對八麵來風，吸納各種營養，兢兢業業工作，自覺自願奉獻，為率先發展、協調發展而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這樣，就把現代公民的教育、廣東人精神的落實和文化大省建設的目標緊密結合了起來。
廣東是中國的經濟強省，這無可非議，無須論證。
廣東正在建設與經濟強省相適應的文化大省，已經引起國內外的矚目。
但如何建設好文化大省，如何真正通過文化建設使得政治經濟進一步融合，使得文化與政治進一步融合、文化與經濟進一步融合，則還有很多艱巨的工作要做。
通過文化大省的建設，促進廣東經濟社會的良性發展，增強廣東的綜合實力，增強廣東的核心競爭力，是擺在我們麵前的重要課題。
現代公民的培育，對於廣東文化大省的建設，是一個具體的落實步驟，是有力的推進措施。
試想，如果全省人民都能夠真正做到愛國、守法、誠信、知禮，則法治社會、和諧廣東的理想就容易變成現實，而在經濟強省、文化大省的雙翼振動下，富裕安康目標自然能夠如願以償。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從古以來，中華民族就孜孜不怠地追求社會和諧，努力建設美好社會。
中國傳統文化中關於和諧的理論相當豐富、成熟，貴和尚中成為中華民族的基本思維模式和價值訴求，本身便是其追求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的有力證明。
在今天，和諧社會的內涵有了不同於往日的現代價值理念，這就是胡錦濤同誌所說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如果我們堅持用這些價值理念引導人民，指導社會，則我們的人民就會成為具有現代意識的公民，我們的社會就會成為溫馨美滿的和諧社會。
沒有社會和諧，沒有現代公民，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最終實現。
就廣東而言，就沒有經濟強省、文化大省、法治社會、和諧廣東的有機統一和整體實現，就沒有富裕安康可言。
從臣民、順民到公民，再到現代公民，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可喜進步。
但現代公民的出現，不是自發的，而應當是自覺的。
這種自覺，既需要每個公民的自我價值意識的提升，也需要政府和社會各方麵的教育灌輸。
因此，現代公民教育活動的開展，理所當然，勢所必然！有了現代公民，才有真正的公民社會，才有真正的和諧社會。
所以，我們可以斷言：培育現代公民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由之路！
公平正義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征
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在很多方麵堅持不懈地努力。
其中，堅持並實現公平正義，是重要保證之一，同時也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征。
公平正義，就是各方麵的利益關係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
這是胡錦濤同誌最近給出的闡釋。
這個闡釋符合當今現實需要，符合當代文化建設的基本目標和理論價值的追求。
從利益分配的角度看，公平正義的實現最為必要。
在過去很長的時期中，我國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根據改革開放20多年的經驗，近年調整為按生產要素分配。
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符合我國目前的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係狀況。
在當今按照生產要素進行分配的框架中，勞力、資金、知識等等，都是生產要素。
換言之，無論參與分配者是提供勞動力，還是提供資金（資本），或者提供知識（包括技術），都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參與者，都是各具權利、人格平等的公民。
因此，按照他們各自的貢獻，進行公平正義的分配，顯然具有無與倫比的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分配，並不僅僅是經濟利益的分配，還應當包括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的分配。
公民所應當享有的所有政治權益，對於各種生產要素的提供者來說，都是一樣的，必須一視同仁。
公民所應當享有的經濟權益、文化權益，則應當區別不同情況，根據生產要素提供者所做出的貢獻，進行合理的分配。
任何生產要素的提供者，都不應當侵占其他生產要素提供者的權益。
否則，就沒有公平正義可言，就必然導致矛盾的出現乃至激化，社會和諧也就無從實現。
列寧曾經說過，幾何公理如果侵犯了人們的利益，也會受到反對。
在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在建構和諧社會的努力中，通過維護和實現公平正義，以妥善協調社會各方麵的利益關係，應當是題中應有之義。
從社會整體全麵和諧的角度看，維護和實現公平正義，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一個現代化的社會，必然是和諧的社會；隻有和諧的社會，才能稱得上是現代化的社會。
從國家民族發展的角度看，和諧應當是整體和諧、全麵和諧，而不是局部的、片麵的和諧。
每個公民自我身心的和諧，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不同利益階層之間的和諧，等等，都是和諧社會的具體體現和基本特征。
而要實現社會的整體、全麵和諧，就不能離開公平正義。
公平正義的貫徹，有利於社會整體全麵和諧的實現。
公平正義的貫徹，是在包括經濟、法律、道德等層麵，維護不同利益階層的利益，協調不同利益階層之間的關係，從而使人們各有所安，和諧共存，共同發展。
從民族振興的角度看，維護和實現公平正義，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中華民族的振興，需要若幹代人的持續努力。
中國的現代化實現之日，才是中華民族振興之時。
從孫中山1894年明確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到20世紀80年代國家響亮提出“實現四化，振興中華”，再到今天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華民族在振興中華的道路上迅猛前進，成就斐然。
但是，作為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振興中華的實現，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
因此，必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上下同心，維護和實現公平正義，正確處理各種矛盾，妥善協調各種利益關係。
沒有不同利益的妥善協調，沒有各種矛盾的正確處理，就沒有團結統一的局麵的出現，就沒有和諧社會的出現，從而就沒有民族振興可言。
值得注意的是，公平正義的維護和實現，並不是傳統社會的均貧富，也不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普遍貧窮，恰恰相反，它是為了最大限度地維護和發展不同方麵人們的利益，為了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推動社會進步。
因此，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鼓勵競爭、提倡先富和共富一致的原則，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相一致的原則，扶持和幫助弱勢群體由弱變強的原則，都應當得到尊重和遵守。
歸根結底，公平正義是和諧社會的重要保證和基本特征，我們應當努力而又自覺地維護並實現之。
弘揚中華文化建設精神家園
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十七大報告的這個重要精神，是文化建設的理論創新，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發展在思路上的新開拓。
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精神動力。
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基本精神，是5000年中華文明的集中體現，是中華民族賴以存在、發展、進步的不竭源泉。
中華文化優秀成分的凝聚和升華，形成中華民族精神。
中華民族精神的基本內容，表現為愛國主義的民族情懷、團結統一的價值取向、貴和尚中的思維模式、勤勞勇敢的淳樸品質、自強不息的進取意識、厚德載物的寬厚胸懷、崇德重義的傳統情操、科學民主的現代精神。
正是在中華民族精神的引導和激勵下，中華文化、中華民族“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雖然曆經千難萬險，但始終挺立不倒，最終走向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迎來了文化創新、文化繁榮的新時代。
曆史證明，沒有中華文化之光的照耀，沒有中華民族精神的支撐，就沒有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基礎。
因此，我們今天弘揚中華文化，首先就要弘揚中華民族精神，並自覺地將其作為建設精神家園的基礎。
弘揚中華文化，應當重視保持文化的民族性。
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發展曆程中，通過創造性的實踐，發揚文化自覺意識，逐漸形成的具有顯著民族特色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理想人格、國民品性、審美情趣。
無論其建構過程，還是其表現方式，都充滿了“中國的”、“中國人的”特點。
這種特點，已經成為文化下意識，決不是任何外部力量或內部人士能夠輕易改變的。
更為重要的是，中華文化作為一個整體，它本身承載、反映著中華民族的智慧和精神，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我們應當自覺地保持、堅持文化的民族性，從而在新的條件下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弘揚中華文化，應當重視充分體現文化的時代性。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化，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
中華文化在其長期的發展中，經曆了不同時代，反映了特定時代的時代精神。
經過揚棄，它逐漸納入民族文化的整體框架之中，為民族性的增強提供了時代條件。
在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今天，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無疑是我們弘揚中華文化的重要坐標。
我們應當站在改革創新的時代高度，用新的時代精神審視中華文化，更新中華文化，進而發展中華文化。
弘揚中華文化，建設共有精神家園，還應當充分重視文化建設的先進性和普及性的統一。
在目前階段，在堅持先進文化的精神方向的前提下，更要注意文化建設的大眾性、普及性，為不同地域、不同行業、不同階層的廣大人民群眾建造精神家園，並喚起他們自覺參與精神家園建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而真正實現自己的文化權利。
弘揚抗震救災精神建設共有精神家園
四川汶川“512”特大地震發生至今，已經整整一月了。
在這一個月中，中華民族全民奮起，同心同德，與特大自然災害作鬥爭，譜寫了中華民族精神的壯麗詩篇。
對於這場波瀾壯闊、撼人心魄的抗震救災活動，胡錦濤總書記在四川召開的抗震救災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充分體現了萬眾一心、同舟共濟的偉大民族精神。”這種萬眾一心、同舟共濟的民族精神，本質上就是“抗震救災精神”。
顯然，這次抗震救災鬥爭能夠迅速有效地取得階段性的重大勝利，和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密不可分，和災區人民奮起自救、堅韌頑強的精神密不可分，也和海內外中華兒女萬眾一心、同舟共濟的偉大精神密不可分。
應當說，抗震救災的偉大實踐，抗震救災精神的彰顯，正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弘揚，是新形勢下中華民族精神的培育。
5000多年來，我們中華民族逐漸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長期的實踐中不斷結合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要求，豐富著這個民族精神。
這次抗震救災中形成的萬眾一心、同舟共濟的抗震救災精神，如同前些年形成的“抗非精神”一樣，正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豐富和發展，是對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進一步增強。
正是在中華民族精神的激勵下，在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感召下，廣東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反應迅速，積極奉獻，自覺參與到這場抗震救災的偉大鬥爭之中。
省委省政府為此召開會議，省委省府主要領導親自安排，迅速部署我省支援災區抗震救災工作。
省委要求，把支援災區抗震救災作為頭等大事和首要任務來抓，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抗震救災的決策部署上來，全力以赴支持災區抗震救災工作；在全省廣泛組織向災區捐款捐物活動，發揚“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優良傳統，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巨大優越性，以各種方式支援災區，幫助災區渡過難關。
省委書記汪洋強調，要發揚萬眾一心、共克時艱的精神，全力做好支援抗震救災工作。
牢固樹立“全國一盤棋”的思想和排頭兵的責任意識，“災區需要什麼，我們就支援什麼，要人派人，要物給物，要錢給錢，要血獻血”！真是擲地有聲，蕩氣回腸！正是在省委的有力領導下，廣東全省在這次支援抗震救災工作的實踐中，做出了表率，取得了成效，培育升華了廣東人文精神，體現了先富地區的精神風貌，樹立了廣東的良好形象。
截至6月9日10時，廣東社會各界向災區捐款4451億元，捐贈物資折款505億元，在全國各個省市區中名列第一。
真正體現了爭當實踐科學發展觀排頭兵的風範，彰顯了先富幫後富的人文情懷。
捐款捐物固然十分重要，它十分直接地體現了廣東人民中華一體、遐邇一家的民族情懷。
然而，更為生動、更為感人的，是廣東各界的其他種種行動。
在支援汶川抗震救災的全國6支公安特警隊伍中，廣東公安特警救援隊是最先到達災區、人數最多的川外公安救援隊伍！他們的艱辛貢獻，贏得了當地民眾贈送“警界鐵軍”的牌匾；廣東省援川醫療隊，是第一支進入災區震中映秀的地方醫療隊！他們辛勞和奉獻，收到了吳邦國、溫家寶、李長春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讚揚和勉勵。
廣東新聞界派到災區采訪的記者就有270多人，個個表現出色。
有的記者冒著生命危險，衝鋒陷陣在第一線，迅速把災情真實地傳播到全國全球。
他們自覺意識到，自己所傳播的，“是中華民族的魂魄，也是所有新聞工作者願意為它付出汗水、熱血甚至生命的動力”。
龍川78歲的農村老黨員胡火慶，將自己省吃儉用積累的1萬元“養老錢”捐給了災區，體現了共產黨員的高尚情懷；當年參加長征經過汶川、受惠於汶川人民、現年91歲的老紅軍、廣東省原副省長範希賢，連續兩次捐款，回報當年的恩人，這反映了廣東人的感恩精神；已經去世半年的革命老戰士黃雪楠，其女兒將其生前積蓄五萬元捐給了“希望工程汶川地震救助基金”；深圳一個拉板車的，也將自己一天拉板車的25元收入捐了出來；廣州市民競相認養震災孤兒，以致領養QQ群被擠爆；廣州一對夫婦，就收留了兩對汶川地震後來穗的母子；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傳統美德，在南粵大地熠熠生輝；珍愛生命，關愛同胞的人道主義旗幟，在南國高高飄揚！
在這次支援四川抗震救災的活動中，諸如上述動人的事跡，不可勝數！其間，愛心，人性，責任，這些人類最為基本的道德情懷，充溢其中！全省上下齊動員，人人都奉獻出自己的愛，舉全省之力，支援四川抗震救災，體現了社會主義製度在動員、組織社會力量方麵的強大優越性，也體現了廣東省委省府極強的號召、組織、協調能力；應當說，沒有大愛、大仁、大勇、大智，就沒有目前已經取得的階段性重大勝利！沒有對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的堅定不移的信奉，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感召和凝聚，質言之，沒有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自覺維護和積極弘揚實踐，就沒有廣東這次的優異表現，就沒有社會效益如此之好的廣東人形象的大大提升，就沒有廣東人文精神的展現！敢為人先，務實進取，開放兼容，敬業奉獻的“新時期廣東人精神”，在這次支援四川抗震救災的偉大實踐中得到了升華，得到了豐富，也得到了思想解放意義上的創新！因此，我們應當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弘揚中華文化，闡揚嶺南文化優秀傳統，培育廣東人文精神，創新“新時期廣東人精神”，為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而創造條件。
深圳文化建設要走創新發展之路
深圳文化建設經過30年的發展，已經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在未來的發展中，深圳文化建設的基本取向，應當是堅持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立足深圳文化建設的現實基礎，開拓創新，創建富有時代精神的新型文化。
同時，繼承發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優良成分，吸收借鑒世界上別的民族文化的有益成分，創造性地轉化為我們文化中的有機內容，為深圳現代化建設提供精神支撐和智力支持。
同時，為創新、提升改革開放後新的文化價值理念和文化精神，創建當代中國新型文化價值體係而提供樣板。
深圳經濟特區是改革開放的產物，特區文化邏輯地具有改革創新的基因，並負有在當代中國文化建設方麵引領潮流、率先垂範的責任。
今天，深圳經濟社會已經發展到一個相當高的平台，成為國內外矚目的現代城市。
要保持並增強深圳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把深圳建設成為率先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示範城市，加強文化建設是重要方麵。
而深圳特區的文化建設不能沿襲其他城市或地區的發展老路，而要走創新發展的道路。
隻有不斷創新發展，才能增強深圳文化的生命，才能建構並彰顯深圳文化的優勢所在。
換言之，改革創新是深圳文化建設和文化發展的優勢所在，是其文化生命的根基。
從增強深圳文化優勢和鞏固文化生命的根基的層麵而言，深圳應當加強文化體製的改革。
大部製的改革是行政體製改革的應有方向，文化體製改革自然也要遵循這個方向辦事。
但是，值得我們警惕的是，一要防止大部製的改革流於形式，搞花架子，隻有虛名沒有實效；二要防止形成新一輪集權，防止大部製的改革成了新的部門甚至個人權力壟斷的機會，避免導致文化機製的僵化和權力的濫用。
文化體製改革的目標和成效，應當是調動和提升相關領域從業人員的積極性，激發其創造性，而不應當是相反。
深圳文化的改革創新，還要開闊視野，利用民間力量辦文化。
政府包辦文化的體製，在今天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趨勢了。
除了公益性文化事業，覆蓋全社會、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體係的建設，應當政府主導，政府承擔基本責任（經濟責任和社會管理的責任）外，文化建設的其他方麵，都應讓民間力量參與，使不同階層不同人士都能真正行使文化創造文化建設的權利，使深圳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具備更為廣闊的社會力量的基礎。
其實，即使是公益性文化事業，公共文化體係的建設，也可以吸收民間力量參與，但這不能成為政府推卸自己所應承擔的文化建設責任的口實。
深圳的文化建設和創新發展，還應創建一種新的文化資源配置的體製，而不是單純靠政府部門甚至個別官員來裁決。
構建一個真正能夠吸納社會多元資源、公平合理地配置文化資源的體製，並且這個體製內部能夠做到相互製衡而又相互協調，這個體製能夠和整個外部的社會體製及其運行機製相適應，做到良性互動，應當是深圳文化建設努力的方向。
從文化建設的宏闊視野審視，改革創新應當落實在具體的層麵，這不僅包括創新體製，而且包括創新觀念、創新理論。
深圳文化建設要創新觀念，首先是要立足30年來深圳文化建設的實踐基礎。
深圳是改革開放的前沿地、試驗田，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實踐是從廣東起步的，深圳經濟特區的創辦是改革開放的標誌性事件。
30年來，深圳在創造了巨大經濟奇跡的同時，更創造了影響深遠的新型文化價值觀念。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效率意識，當年“蛇口風波”中深圳青年麵對觀念陳舊的思想政治導師而勇於質疑、捍衛自身發展的權利意識和公民意識，等等，都是對於既有的中國文化精神的批判性超越和創造性發展，是對於古典的中國文化精神的更新，這些新型文化精神不僅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的中國社會，更成為當代中國新型文化精神、新型價值觀念的領潮爭先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