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科定位來看，文化學是研究文化的科學。
它以文化現象、文化行為、文化本質、文化體係（文化係統）為研究對象，探討其起源、演變、傳播、結構、功能、本質，文化的個性與共性、特殊規律與一般規律，是一門綜合性、邊緣性、交叉性的新興的社會人文學科，是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並重的“應用性基礎研究”學科。
文化學研究文化的生存環境，文化的地域、民族、時代等屬性，文化的積累與變遷、繼承與創新、傳統與現代、大傳統與小傳統、民族化與世界化、多樣性與統一性的關係，亦即探討文化的要素、特征、性質、動力、結構、功能、價值、生命，研究文化各係統的類型、形態、機製、曆程（發生、發展、成熟、衰變），以及不同文化係統之間的傳播、選擇、涵化、交融、轉型、整合的特點及其規律。
從研究的具體內容劃分，文化學的研究對象包括不同的構成方麵和層次。
從構成方麵來看，既有縱向的曆史文化、現實文化，也有橫向的不同地域、民族或國家的文化；從層次上看，有理論文化和實踐文化。
總之，體現在物質文化、行為文化、製度文化、精神文化等方麵的現象，就是文化學研究的範圍。
文化學以文化現象、文化體係為研究對象，探討文化的本質、文化發展的規律等人類生存、發展的基本問題，這決定了文化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要重視基礎理論研究。
但是，這種基礎理論研究，來源於諸多感性、經驗的文化現象，落腳於對現實的人生和社會問題的解決，因而又必然突出應用的一麵。
我國正在進行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中華民族精神的弘揚和培育，中華文化的弘揚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構建，加強文化建設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等，就既是基礎理論問題，同時又是重大現實問題。
而現時受到廣泛關注的“文化產業”、“文化經濟”等問題，便是基礎研究支持下的應用性展開。
文化學不是單純的人文學科，也不是單純的社會學科，或者單純的自然學科，而是綜合人文學科、社會學科、自然學科的知識資源，並緊扣文化經濟化、經濟文化化的時代脈搏建立起來的一門綜合性、邊緣性、交叉性的學科。
國內現在經常談到的政治文化、經濟文化、軍事文化、科技文化、管理文化、行政文化、企業文化、商業文化、旅遊文化、校園文化、體育文化、飲食文化等部門文化，其所指攝的內涵和範圍，無疑遠遠超出了傳統的文、史、哲，數、理、化之類的學科分類，也很難將其簡單地劃分到傳統的人文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的門類之中。
同樣，京派文化、海派文化、粵派文化、巴蜀文化、關東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嶺南文化等地域文化範疇所指攝的內涵和範圍，也是融合了諸多文化因素而成的綜合性概念，涉及既有的諸多學科範疇，甚至是既有的學科範疇所沒有的。
現代文化學的確立盡管時間不長，但作為現代文化學前驅的以文化人類學為核心的文化學的研究，在國外已有很長的曆史。
從“西方文化學之父”泰勒的《原始文化》（1871）一書算起，已有一百餘年的有文獻可考的曆史。
迄今為止，文化學、文化科學、文化史學、文化哲學、文化人類學、文化價值學、文化心理學、文化批評學、文化傳播學等分支學科，無論是其理論構架，還是其應用研究，都已十分成熟，反映出很強的學理性，反映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特質。
“文化經濟化、經濟文化化”的時代脈搏，決定了文化學是一種認識世界、服務世界的新型學科門類，決定了實踐性是文化學最根本的特性。
時下盛行的“文化產業”熱姑且不論，就是我們長期堅持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其自身也充滿了實踐的品格。
傳統的文、史、哲、政、經、法之類的學科分類，自有其道理。
但是，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不同學科之間相互滲透的趨勢日益明顯，跨學科研究已經成為學術研究的新的特點之一，而文化學的研究正是科際滲透的必然結果。
作為一門專門的理論體係，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文化學學科的建設，應當而且必將成為國內學術界拓展學術空間、建構新的學科生長點的重要方麵。
20世紀的後20年，國內文化研究熱潮興起，文化學研究成就斐然。
先後出版有覃光廣等人主編的《文化學辭典》，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年出版。
郭齊勇的《文化學概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趙常林、林婭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學》，北京：中國文化書院1987年出版。
楊鏡江的《文化學引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
劉守華主編的《文化學通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梅新林、趙育光主編的《現代文化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李榮善的《文化學引論》，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
向翔的《哲學文化學》，上海：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1997年出版。
劉敏中的《文化學學文化學及文化觀念》，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等等。
至於《審美文化學》、《犯罪文化學》、《建築文化學》、《電視文化學》、《廣告文化學》、《旅遊文化學》、《經濟文化學》、《企業文化學》、《民族文化學》、《文學文化學》以及《文化哲學》之類的著作，更是比比皆是。
此外，學術界大量翻譯出版了國外的文化學論著，諸如泰勒的《原始文化》，懷特的《文化科學》，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馬林諾夫斯基《文化論》，以及編譯的《多維視野中的文化理論》，《當代國外文化學研究》，等等。
邁進新世紀以後，大陸出版的文化學著作進一步擴大。
主要的有，陳華文的《文化學概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版。
吳克禮主編的《文化學教程》，同上。
陳建憲主編的《文化學教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王亞民等翻譯的俄國學者的《文化學》。
［俄］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瑪爾科娃著，王亞民等翻譯：《文化學》，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3年出版。
此外，還出版了《消費文化學》、《現代旅遊文化學》、《中國傳統文化學》、《比較文化學》、《漢語文化學》、《交際文化學》、《文化學發展軌跡研究》、《國際政治文化學導論》等著作。
這表明，文化學的研究和建設，在新世紀仍然並且進一步受到關注。
和學術界的持續不斷的文化研究相映成趣的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這些年來逐漸認識到文化建設的重要性，都大力呼籲並重視文化建設。
黨和國家領導人講話經常強調文化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已經寫進《憲法》和《黨章》的“三個代表”，其中一個就是“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建設先進文化，發展先進文化，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由之路。
目前，全大陸大約有2/3的省份在建設“文化大省”（或者“文化強省”、“民族文化大省”）。
至於建設文化強市、文化大市、文化名城、文化強區之類的口號和思路，則更是隨處可見。
甚至，在市場經濟最為發達的深圳，居然是要走“文化立市”的道路。
但是，無論內地還是沿海，中央還是地方，其文化建設的思路，主要還是從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從現實的社會管理層麵切入，而不是從文化學建設的角度處理問題。
總的看來，將近30年來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設實踐，主要表現為這些特點：第一，以翻譯、評述的方式積極跟蹤國外文化學研究的新動態和新成果，並努力將國外文化學研究成果與中國文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研究成果。
但是，“中國特色”的文化學體係以及相關的學科群體則尚未真正地、科學地建立起來；第二，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成果較多，但真正的精品不多，精品意識不強，低層次重複者較多，對於“文化學”的探討重視不夠；第三，政府重視當代中國的文化建設問題的研究，但從現實政治經濟方麵考量較多，而對創建一個係統的理論體係和學科體係缺少應有的關注和必要的支持；第四，關注文化工業和大眾文化，但是，在文化與經濟結合的程度和力度方麵，還停留於“初級階段”；第五，文化研究機構遍布全國，但從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的戰略高度進行操作的，基本沒有。
全國幾乎所有的高校都成立了以“文化”命名的研究性機構，所有大型企業都有企業文化的研究和實踐，但迄今沒有一所大學或者研究院從“文化學”建設的發展戰略高度和本科、碩士、博士連續培養的層麵進行係統全麵的操作；第六，政府和民間對文化的社會功能的認識越來越理性，越來越具有時代感，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所高校建立文化學係，文化學在現行學科體製中也沒有取得恰當的地位。
上述情況表明，文化學的建設，應當提到日程上來了。
我們正在現代化建設的途程中邁進。
現代化的內涵十分豐富，其根本之點或者說終極目標，是人的現代化。
而人的現代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文化現代化。
文化現代化，從科學理性的角度看，從20多年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設的實踐看，是文化學的建設。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文化研究遍及全國，影響海外。
文、史、哲、經、法、管、政諸多領域的學者都參與到文化研究中，甚至研究自然科學的也加入到了文化研究的熱潮之中。
根據我們的初步了解，全國高校設立的文化研究機構有數百個，幾乎每所大學都有，甚至有的重點大學有幾個。
北京大學有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中國文化與哲學研究所、文化產業研究所、比較文化研究所等，清華大學有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有東方文化研究所、中國文化與哲學研究所等，中山大學有文化研究所、宗教文化研究所、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等。
武漢大學有中國文化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等。
此外，複旦大學有曆史文化學院，華東師範大學有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湖南大學有中國文化研究所，西北大學、黑龍江大學都有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等等，真是不勝枚舉！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的文化研究，參加人數眾多，涉及學科廣泛，可謂碩果累累。
人物、學派、思潮、地域、民族、傳統、現代、中外比較諸多方麵，都有學者進行研究。
以文化學、文化哲學、文化經濟學、文化社會學、文化價值學、文化產業學、文化策劃學等命名的新的學術生長點已經產生，並已產生相當成果。
這種情況表明，文化研究的實踐已經為國家設置新興的一級學科——文化學——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並在客觀上呼喚著文化學一級學科的設置，以及相應的學位授權點的設置。
同時，也呼喚著在本科階段設置文化學專業。
隻有從學科建設的戰略高度入手，從文化理論體係建設的長遠目標著眼，從文化價值體係構建的長治久安的宏圖大願出發，才能真正推進文化學的建設，促進文化研究的科學化。
我國的市場經濟建設在取得物質文明的巨大成就的同時，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並越來越受到黨和政府的重視，受到全社會的重視。
按照十五大報告的提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就其主體內容而言，與我們一貫倡導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一致的。
迄今為止，一個批判繼承曆史傳統而又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時代精神、立足本國而又麵向世界的新型文化價值體係，還沒有建立起來，還需要全民族的長期艱苦努力。
加強文化學的建設，是推動社會整體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是適應國家需要的重要步驟和重大舉措。
從社會現代化建設對人才需要的角度看，加強文化學建設十分必要。
社會需要的是學有專長、一專多能的複合型人才，但傳統的學科分類和課程設置是20世紀50年代“全盤蘇化”、實行單科劃分的基礎上的產物，現在已不能適應社會的需求，大有改進的必要。
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文化學建立以後，從課程設置到社會實踐，從課程作業到學位論文，都將可以按照學科建設、學術創新、服務社會、引導社會的理念操作，培養一專多能的複合型人才。
從學術創新和文化創新的角度看，加強文化學的建設，有助於整合現有的不同學科的研究力量，逐步超越既有的文化研究的陳舊範式和思維框架，增強文化研究的學理性，促進新興、新型學科的成長，拓展新的學術研究空間。
“文化是個筐，什麼都能往裏裝”的時代，應當結束了。
從文化現代化的角度看，文化學的建設，是規整、提升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設的隊伍和質量的必由之路。
那種泛泛而論的所謂文化，那種把任何現象都泛化為文化的“文化”，那種缺乏嚴整理論體係依托和學科製度支撐的文化，隻能暢意於一時，而不能長久於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