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文化的建設，重在實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同樣重在實踐。
但文化建設僅有實踐是遠遠不夠的。
從社會管理和國家長治久安的發展戰略著眼，文化建設離不開理論的支撐。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遍及全國的文化討論熱潮，到90年代和本世紀頭10年來的國學研討和傳播熱潮，再到2011年10月中央十七屆六中全會關於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決定，特別是其關於建設文化強國的宏偉目標的製定，都表明文化建設日益受到全國上下的高度重視。
但最近30年來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設實踐，存在著一個明顯的不足，這就是缺少嚴謹的文化學意義上的理論支撐。
80年代的文化研討，其文化理論資源主要是西方的文化人類學和文化社會學；90年代和新世紀頭10年的文化研討，其理論支撐一是具有很強政治宣教性和意識形態管理功能的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二是學術界推出的以哲學原理或文藝學原理為依托而形成的各種“文化學”論著框架。
總體上看，一個立足本國實際而又吸納西方文化學精華，批判繼承曆史傳統而又充滿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範疇周密、體係嚴謹的學科、學術意義上的中國特色的“文化學”還沒有建立起來，還需要通過文化建設的實踐特別是通過有誌者群體的艱辛努力而逐步實現。
近年的文化討論中，關於中國文化的出路、文化理論的建設、西方文化理論的評介，論者提供了種種主張。
然而對文化成熟的基本要求和標誌，則尚未見有人進行理論探討；引進的西方文化學，在這方麵也尚付闕如。
本文擬從文化建設的理論高度，結合中國古代文化史實，論證文化成熟的基本要求和標誌之所在，為新文化體係的創建，提供一個史論結合的參照點。
概括而言，文化成熟的基本要求和標誌是：社會製度的創建；價值係統的奠定；文化模式的確立；文化大傳統的形成。
一、社會製度的創建
要確認一種文化成熟的基本要求和標誌，首先必須厘定文化概念的內涵。
我認為，就文化的深層結構而言，所謂文化，是代表一定民族特點、反映其理論思維水平的精神風貌、心理狀態、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和人格追求等精神成果的總和。
這種理解，基於對文化結構的分析。
關於文化結構，有“三因子”說、“三層次”說和從文化變遷的角度提出的“四層次”說。
“三因子”說認為，文化由物質層麵、社會組織和精神生活“三因子”構成。
社會組織層麵介於物質和精神二者之間，是文化的骨幹，其外在表現是典章製度。
在文化變遷時，社會製度的惰性比個人行為的惰性更高，大凡製度愈僵化，其抵抗力愈強。
精神生活層麵相對於物質生活和社會生活而言，是文化的核心，包括語言、心理和價值。
語言是精神的外表，心理與價值則是其“內心”。
吳文藻：《論文化表格》，載馬林諾夫斯基《文化論》附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
“三層次”說認為，文化包含著物的部分、心物結合的部分和心的部分。
如果把文化整體看作立體的係統，那麼，最表層的是物質的層麵，中層是體現心物結合的種種製度和理論體係，以及隱藏在表層物質裏的人的思想、感情和意誌等；深層則包括審美趣味、價值觀念、道德規範、宗教信仰、思維方式和民族性格等。
文化的物質層，最為活躍，變動不居；而理論、製度層，是最權威的因素，它規定著文化的性質；心理的層麵，則最為保守，它是文化成為類型的靈魂。
龐樸：《稂莠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頁。
“四層次”說認為，“文化變遷可以分成很多層：首先是物質層次，其次是製度層次，再其次是風俗習慣層次，最後是思想與價值層次。
大體而言，物質的、有形的變遷較易，無形的、精神的變遷則甚難。
現代世界各文化的變遷幾乎都說明這一現象。”餘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版，第48頁。
以上關於文化結構的三種觀點，都有其合理性。
不過，我認為“三層次”說較為簡明。
本文便是以文化結構“三層次”說為理論根據，以漢代文化的曆史現象為材料，並結合文化變遷“四層次”說進行論證的。
根據以上思路，我認為，社會製度作為文化的中層結構，它既製約著文化的物質層麵的發展，又反映並影響著深層文化的發展。
從結構功能的角度看，社會製度在文化整合的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所謂文化整合，指把某種文化的要素綜合得相互適應、和諧一致，從而成為一個有機整體的過程。
美國著名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曾指出文化整合的重要形式之一是主題整合。
她指出，每種文化都有一種思想與行為的一致模式，一個主題。
該文化自覺不自覺地根據這一主題，對不同的文化要素進行熔鑄，加以組合，從而形成某種社會模式。
文化學家一般認為，文化整合的過程包含三方麵的內容：（1）在各種文化意義中的一種邏輯的、情緒的或美感的協調；（2）文化規範與行為的適合；（3）不同成分的風俗製度彼此間在功能上的相互依賴及其加強。
根據以上認識，考諸中國古代文化實際，我認為，社會製度的創建，是一種文化成熟的內在要求和具體標誌之一。
首先，社會製度的創建，標誌著政治統一的完成和思想統一的進行，標誌著社會秩序的穩定，是統治者自覺進行文化建設的反映。
其次，社會製度的創建，確立了該文化的政治主題和價值主題，在客觀上起到了思想導向的作用。
它對人們的政治價值觀和倫理價值觀起著規範作用，對處於文化深層的人們的心理狀態和思維方式，也起著引領方向的重大作用。
再次，社會製度的創建，使該國屬於不同區域、不同民族、不同類別的文化要素（子係統），整合於一個統一的製度之內，從而在新的基礎上，形成新的統一類型的文化。
同時，原來的不同文化要素（子係統），又可以在整合後發揮更大的功能。
文化人類學家認為，“文化的真正單位是‘製度’。
……製度顯然是混合著多種的功能的”。
馬林諾夫斯基：《文化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第72頁。
這種見解，如果從社會製度的文化整合功能方麵去考察，就更容易加以科學的說明。
事實上，漢代創建的封建國家、地主和自耕農三位一體的土地製度，以中央集權為核心和特征的、君主專製的政治製度，以儒為主、以法為輔，以陰陽五行為理論骨架、統合諸家的思想文化製度，以太學為主導的官方學校教育製度等等，都從不同的層麵，對大一統的、多民族的、趨善求治的中國古代文化類型及其特點的形成，起了文化整合的作用。
沒有漢代各項社會製度的建立（及其健全），就沒有後世所謂中華民族文化的產生。
正因為漢代大一統國家的形成和各項社會製度的建立，才使中原文化與其他區域文化，如巴蜀文化、齊魯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閩粵文化等，相互吸收、融化、調和而趨於一體化，成為中華民族文化整體的一部分，從而它們也分別在更大的空間範圍內，發揮自己的功能。
同樣，先秦以來的諸家思想，如儒、道、法、墨、名、陰陽、農等，是在漢代地主階級國家的統一、中央集權和專製主義三位一體的曆史要求下，在各項社會製度的規範下，經過董仲舒等大儒的製作，而統合為一的。
不少論者認為，中國文化具有很強的兼容性或同化力，它可以吸收外來文化而又保持自身特色，這是很有見地的。
但多數論者將中國文化這種開放性和兼容功能，歸之於儒家的寬容精神，我覺得失之偏頗。
就整體結構和功能而言，我認為，中國文化所具有的兼容性，很大程度來自漢代所創建並為後世所承襲的各項製度，以及這些製度間在功能上的整合。
漢代創建的各項社會製度，其文化整合功能極其強大。
這種強大的功能，整合了不同文化的特質，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體係，增強了它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因此，雖曆經2000年的風風雨雨，但中國文化仍挺立於世，而不像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一朝消退。
這些有力地證明，社會製度的創建，是文化成熟的內在要求和重要標誌之一；漢代各項社會製度的創建，是中國古代成熟的內在要求和標誌之一。
二、價值係統的奠定
近幾十年來，文化人類學家把文化看作成套的行為係統，而文化的核心則由一整套傳統觀念尤其是價值係統所構成。
這種觀點，注意到了文化的整體性和曆史性，為社會科學工作者所廣泛接受。
依照文化學家的觀點，所謂價值係統，指一個人所持有的或一個團體所讚同的一組相關價值，它是一種文化係統的基礎，或一種“文化精神”。
參見覃光廣等主編：《文化學辭典》，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45—346頁。
我大致接受以上觀點。
不過，從文化的整體性和曆史性著眼，我覺得可以將價值係統這一概念修正為：個人或特定社會群體（民族）所持有、並借以指導其行為的一整套價值觀念，它是特定文化係統的核心，是文化精神的集中表現。
它是相對穩定的，但又曆史地發展著。
價值係統的奠定，反映了特定類型的文化發展的曆史要求，是該文化臻於成熟的標誌。
首先，價值係統的奠定，是文化類型確立的前提。
所謂文化類型，是指曆史上形成的、特定的社會群體（民族）共同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心理狀態、精神風貌等思想文化的最本質特征。
一種文化類型之所以區別於其他文化類型，其關鍵在於該文化的價值係統的特質。
價值意識的自覺，價值係統的建立，是特定文化係統凝聚力、向心力之所在，是該文化之所以如此的內在根據。
其次，價值係統的奠定，對於特定類型的文化，起著巨大的整合作用和價值觀方麵的導向作用。
文化價值係統的奠定，形成了一個主導型的價值觀念。
在這個過程中，通過社會製度特別是文化價值的整合作用，使不同曆史時期、不同區域、不同學派的文化，逐漸滲透、融合，趨於一體。
一體化的價值係統一旦確立，無論它是一元化的還是多元化的，也無論它是封閉型還是開放型的，在客觀上，它都起著價值導向的作用。
再次，價值係統的奠定，有助於開辟人的價值意識，提升人的文化精神生命。
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人具有趨善棄惡、求真去偽、崇美貶醜的價值意識。
如果說，作為個體的人，其價值意識並非理性的、自覺的，那麼，在該民族的價值係統奠定以後的文化氛圍中，人們往往是用全社會認同的價值準則規範自己的行為，以求得與社會的一致。
這種情況表明，價值係統的建立，對於人們價值意識的開辟，具有文化製約作用。
同時，價值係統的建立，使人們對本民族文化的內在精神，有更深切的領悟和認同感，對於個人文化精神生命的提升，有著重大的推動作用。
從中國文化史來看，漢代所奠定的文化價值係統，確曾起到了上述諸種作用。
簡要說來，這個文化價值係統的主要內容有：在政治方麵，推崇大一統的國家和民族觀念，強調政治權力的集中統一，忠君即是愛國；在經濟方麵，穩定小農經濟，以農立國，重農抑商，德本財末；在人與自然的關係方麵，提倡順應自然，天人合一；在人生價值方麵，強調人禽之辨，天地之性人為貴，個體的價值存在於整體的、族類的價值之中，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事業；在道德價值觀方麵，躬行親親與孝親的原則，三綱五常、重義輕利成為全社會自覺認同的道德規範；在審美價值觀方麵，以大為美，以自然為美，以善為美。
以這些為主體內容的價值係統的形成，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基本形態的基礎，增強了漢代文化的凝聚力，並成為後世價值係統的藍本。
因此我們說，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史實上考察，價值係統的確立確是文化成熟的內在要求和重要標誌。
三、文化模式的確立
文化模式這一概念，是西方文化學的術語。
通常指一民族的各部分文化內容之間彼此交錯聯係而形成的一種係統的文化結構，或者說是諸文化特征協調一致的組合狀態。
如果用簡單而通俗的語言概括，所謂文化模式，是指特定的社會群體（民族）的文化構成要素和方式，以及由此表現出來的穩定的特征。
文化模式和文化類型是密切相關的。
文化類型是文化模式的內在特質的反映，文化模式則是文化類型的構成要素和方式上的集中概括。
二者統一於文化的主體內容及其所依存的社會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及其曆史進程的基礎之上。
文化模式與價值取向有著直接的關係。
人們常說的價值取向，通俗地講，是指人們在價值選擇上的趨向。
這種趨向，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受該文化的價值係統的引導，這在普通民眾中是如此，在知識階層中更是如此。
從上述漢代文化的價值係統的主體內容來看，正是人們的價值觀及其在這種價值觀的指導下的實踐，構建了封建的正統的文化模式。
從漢代社會的實際考察，大致說來，這個文化模式表現為：（1）在物質的層麵中，是封建國家、地主和自耕農所有製三位一體的自然經濟生產方式；在大一統的條件下，是重農抑商政策的鉗製下日益發展的商業經濟；以自給自足為基本目的的手工業生產；以實用為目的、為農業文明服務的科學技術；以飽食暖衣為滿足，以勤儉為生活準則的社會消費。
（2）在製度的層麵中，是以鞏固皇權、令天下道一風同的君主專製的政治製度；以放任和調控相結合、以平穩發展為追求的自然經濟製度；以凝聚人心、穩定社會、企求長治久安為終極目的的思想文化製度。
（3）在思想意識的層麵中，是天地人合觀的求統一的整體直觀的思維方式；重義輕利、崇古唯上、群體第一的價值取向；盡人事以待天命、成聖成賢的理想人格；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日趨成熟並逐漸交融滲透的大、小文化傳統。
總的說來，這個文化模式是以小農生產為基礎的自然經濟，以君主專製為核心的集權政治，以穩定和諧為理想追求的思想文化的有機結合。
這種文化模式的形成，是此前中國人的生活經驗、知識技術、風俗信仰、宗教觀念、思想傳統等長期積累的結果，是當時的思想家理性總結、提煉的結果。
它們被規範化、製度化，甚而神聖化，從而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價值抽象，超越了個體的經驗範圍，成為全社會民族文化的共識，增強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強了中國文化的穩定性和延續性。
特別重要的是，這種文化模式強化了民族的心理特征和行為特征，整合了此前的不同區域、不同流派的文化，形成了以趨善求治、貴和持中為主題的傳統文化的特質，從而區別於世界上別的民族文化的類型。
傳統文化的這個主題，長遠而深刻地影響著我們民族的發展，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可見，文化模式的確立，正是一種文化區別於它種文化的理論前提，是一種文化由離散到聚合，由波動到穩定，由感性體悟到理性自覺的集中表現。
因此，它是文化成熟的內在要求和必然表現。
四、文化大傳統的形成
自從文化人類學家雷德斐（RobertRedfield）在其《農人社會與文化》《PresantSocietyandCultur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6.一書中提出文化大傳統（GreatTrandition）與小傳統（LittleTrandition）之說後，便給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富於實用價值的理論構架和方法論上的啟迪，因而廣為流行。
一般認為，所謂大傳統，是指某種優勢文明的文化形態表現於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傳承規模，它是相對於小傳統而言的。
所謂小傳統，文化學者一般認為，是指具有地方社區或地域性特色的文化傳統。
它相對於大傳統而言。
小傳統的文化，一般有很強的區域性，變易性較大。
當受到別的文化衝擊時，其文化結構就會重組，形成一種新的文化體係。
無論是從文化形態的數量還是質量上考察，大傳統的文化都顯示出一種穩定、成熟、恢宏的氣勢，因而使該文化代代傳承，不易被別的文化衝擊所打斷。
生活於其中的人，傳統觀念根深蒂固，一般不易發生劇變。
海外著名史學家餘英時教授指出，近些年西方史學界提出的精英文化（eliteculture）與通俗文化（popularculture）的概念，與大傳統和小傳統的概念是異名而同實。
他說：“大體說來，大傳統和精英文化是屬於上層知識階層的，而小傳統或通俗文化則屬於沒有受過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
由於人類學家和曆史學家所根據的經驗都是農村社會，這兩種傳統或文化也隱含著城市和農村之分。
大傳統的成長和發展必須靠學校和寺廟，因此比較集中於城市地區；小傳統以農民為主體，基本上是在農村傳衍的。”他還認為：中國文化很早就出現了“雅”和“俗”兩個層次，恰好相當於上述的大、小傳統或兩種文化的分野。
“雅言”作為中國文化的大傳統，不但起源極早，而且一脈相承，延續不斷，因此才能在曆史上發揮了文化統一的重大效用。
“即使在政治分裂的時代，中國的大傳統仍然繼續維係著一種共同的文化意識。”餘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67—169頁。
依我看來，上述關於文化大傳統的見解是有深刻道理的。
它有助於我們從心理狀態和行為方式的層麵，剖析中國傳統文化的內聚力之所在，探究其曆久彌堅、挺立不倒的個中奧秘。
當然，傳統文化中的大傳統，是否僅僅是“雅言”，還值得進一步探討。
從文化價值論的角度考察，文化大傳統的形成，有助於人們價值意識的理性提升。
作為一種文化的主導內容和精神生命的曆史表現，大傳統的形成，使人們的文化意識有了心理層麵的歸屬感，促進了共同文化的價值觀念的凝聚，增強了文化價值認同的自覺性。
從文化模式論的層麵審視，大傳統的形成促進了文化模式的成熟和鞏固。
它使文化傳播變得更為現實，更為直接。
它不僅使整合於文化模式中的各種文化要素獲得了傳統上的前承後續，而且使由該文化模式決定的新文化體係，獲得了成熟感和後繼的可能。
一種文化的曆史長短，特質的穩定和變易，往往取決於文化模式的穩定與否。
文化模式越穩定，該文化係統的延續就越悠久，價值取向也越鮮明，而這又與大傳統的形成密切相關。
大傳統一經形成，便對價值取向起著強化作用，對文化特質起著鞏固作用，從而使該文化的類型特征更為突出。
漢代以儒為主，以陰陽五行為理論骨架，儒、道、法互補，兼容名、農、雜諸家的新思想體係，正是中國古代文化的大傳統。
這一以儒為主、統合諸家的大傳統的形成，進一步鞏固了趨善求治的中國古文化的模式，突出了它的特征，強化了人們的傳統心理，並長期廣泛而深刻地影響著後世。
以上論析表明，文化大傳統的形成，確是一種文化成熟的內在要求和重要標誌。
綜上而言，社會製度的創建，價值係統的奠定，文化模式的確立，文化大傳統的形成，是民族文化成熟的四項指標，也是其基本要求和重要標誌。
有見於此，我們應當從創建現代新型文化體係的戰略高度，積極進行體製改革，加強各項製度的建設，增強其文化整合能力，以突出改革開放時代的政治主題和價值主題。
以兼容天下的胸懷，古今綜觀，中西參照，建立一個多維視野、層次謹嚴、人們自覺認同的價值係統。
以開放的眼光，麵向未來的前瞻式的文化戰略心態，建設一個能使全民族協同一致，而又充滿內在活力的文化模式。
我們還要揚棄傳統的精英文化，借鑒西方的大眾文化，構建以集體主義、愛國主義、革命樂觀主義、自立自強精神等為核心的、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氣勢恢宏、結構穩定、代代承傳的現代文化的大傳統。
這樣，我們就真正能夠漸漸建立起一個批判繼承曆史傳統而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立足本國而又麵向世界的現代新型文化體係，從而在文化戰略的理論高度，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中國文化研究的時代反思與價值追求本文是《社會科學論壇》記者對作者的長篇專訪。
從形式著眼，原擬放到本書第四部分（《文化專訪答客問》），但考慮到這個專訪主要是談的作者關於我國文化理論和文化建設的問題，而且特別著重於文化學層麵的思考，故放到此處。
一、文化研究的三個階段
記者：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化問題一直是國內學術界、思想界關注的熱點，20年來的文化論爭構成了當代學術史的主體內容。
作為這場文化論爭的參與者，您能否評述一下近20年文化研究的發展曆程及其特點？
李：20年來的文化研究，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80年代、90年代、新世紀。
80年代的文化論爭，其特點主要表現為具有明顯的激進色彩，政治化、情緒化的色彩比較濃厚；90年代的文化論爭，則具有明顯的保守特征，發掘傳統文化的優秀成分，用現代意識闡釋傳統經典，“國學”成為關注的重點之一。
新世紀的文化論爭，具有更為開放的全球意識，同時也更具當下的人文關懷。
總起來看，整個20年的文化論爭，其貫串始終的特點，是對於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深切關注，是對於文化建設方麵中西古今關係的研討，進而努力建構現代新型文化價值係統，具有強烈的實踐性、政治性和現實性，有很強的人文關懷。
文化討論的熱潮始於80年代中期，迄今已整整20年。
其間，隨著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情況的變化，文化討論的浪潮有高有低，但一直是學術界和官方關注的熱點和重點。
在我看來，80年代文化討論熱潮的興起，直接源於當時人們對於當代中國如何盡快實現現代化的渴望，對於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係的反省。
“實現四化，振興中華”，在當時是朝野上下的價值共識。
學術界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文化作為曆時數千年的一個龐大的價值係統，對於當今社會仍然有著深刻的影響，如何清理封建文化的毒素，吸收外國（特別是西方）文化的優長之處，健全民族文化的機體，加速現代化的進程，是值得花大力氣、下苦功夫去做的時代性課題。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文化討論還有一個很強勢的文化心理背景，即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階層的屈辱心理、反抗心態和複興願望。
另外一個文化心理背景，是自“五四”以來形成的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激進主義的批判態勢。
在這樣一個總體狀態下，80年代的文化討論，具有很明顯的激進色彩。
發表的諸多論文，舉行的種種學術會議，出版的種種文化著作，對於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嚴厲批判和時代清理的，是絕大多數。
告別傳統，徹底重建，學習西方，走向現代，似乎成了時髦而又必然的潮流或者說是“話語”場景。
這種情況，幾乎貫串整個80年代的文化討論過程（我說“幾乎”，是因為1989年下半年開始，情況發生了變化）。
這種情況，其實具有某種邏輯的必然性，這就是：屬於後外發生型的中國的現代化，本身就是追趕型的現代化，特別是在經過建國以後相當漫長而又坎坷的道路以後，急於改變落後麵貌的急切心理、激進態度油然而生。
90年代的文化討論，相對於80年代而言，保守的特征很明顯。
從1989年下半年開始，文化討論開始轉向，從激烈地批判、否定傳統，轉為重新認識傳統、肯定傳統。
進入90年代以後，這個態勢進一步增強。
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研討傳統文化的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講話，接見港台和海外與會代表，客觀上增強了文化研究的力量。
“弘揚民族文化”成為很時髦的口號，“國學熱”一度熱遍神州。
重新詮釋中國傳統文化，揭示其中的優秀成分，由此增強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豪感，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成為這個時期文化討論的主題。
北京大學張岱年教授提出的文化發展和文化創新的“綜合創新”論，再度受到重視。
“綜合創新”的綜合，是綜合古今中外的優秀文化，這當然首先要綜合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內容。
張岱年先生主編了《國學叢書》，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做了深入淺出的闡釋。
他在1991年3月寫的《國學叢書序》中說：“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文化，必須對以往的學術成就進行批判性的總結。
……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
清除曆史上從古流傳下來的汙垢，發揚前哲已經揭示的相對真理，是我們的曆史任務。
……創造性的思維仍以通曉前人已經達到的成就為必要條件。”“編印《國學叢書》的計劃，意在承繼前賢誌業，融彙近代以來國學研究成果，以深入淺出的形式，介紹國學基礎知識，展現傳統學術固有風貌及其在當代世界學術中之價值與意義”。
大概可以說，90年代的文化討論，張岱年這些觀點，反映的是主流思想（無論官方還是學術界）。
我之所以說90年代的文化討論具有明顯的保守特征，這可以作為一個重要證據。
需要強調的是，這裏的“保守”並不是貶義，而是一個事實判斷用語。
其實，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集團，一個人，在精神上、在價值上，總要有所守。
如果沒有所守，那就完蛋了。
因此，保守並非壞事，更不可怕。
但是，“保守主義”值得警惕。
在90年代的文化討論中，保守主義一度抬頭。
打著弘揚民族文化的旗號，不分青紅皂白地出版各種所謂曆史文化圖書，什麼帝王術、權謀術、厚黑學、拍馬術之類圖書，在民族文化的外衣包裹下，曆史上的汙泥濁水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占據了文化殿堂。
如果說，這種所謂保守主義，是熱衷於市場效應（經濟效應）的話，那麼，以企圖發表“大陸新儒家文化宣言”為代表的某些所謂儒學傳人，其所執著的保守主義，則是以倡導複興儒學而實現當代中國現代化為職誌的，其宗旨在於文化價值係統的構建。
這種情況雖然是極少數、極個別，但卻是90年代文化討論中的一個重要現象。
此外，關於中國文化人文精神及其當代建構的討論，關於中華民族凝聚力的討論，關於中國傳統文化優良傳統的討論，關於中華民族精神的討論，關於中國文化與世界文明關係的討論，關於21世紀是否中國人的世紀的討論，關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討論，特別是關於中國文化在21世紀對於人類可有的貢獻的討論，以及對於亨廷頓“文明的衝突”的回應，等等，都是90年代文化討論的重要內容。
這些內容及其討論的取向，反映出對民族傳統文化價值的新的開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