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期，文化討論還表現出明顯的全球意識，有出版社出版了國外漢學叢書，有學者主編了《東學西漸叢書》，有學者明確提出要“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讓世界文化走向中國”，有學者主張“走出中西體用之爭”。
這些，相對於80年代，無論在論題選擇和學術視野方麵，都是明顯的前進，凸現了文化討論的價值理性。
新世紀的文化討論，較之80年代和90年代，有了新的氣象。
如果說，80年代的文化討論是以批判、否定、激進為標誌，90年代的文化討論是以清理、肯定、保守為標誌，那麼，新世紀的文化討論則是以詮釋、構建、理性為標誌。
套用一個公式，那就是：80年代是正題，90年代是反題，新世紀是合題。
當然，這個公式未必合適，但大致可以說明總體的情況。
由於下麵要回答你關於當前文化研究的問題，我在這裏就不多說了，我們留待下麵再詳談。
二、文化論爭的問題意識及其貢獻
記者：馬克思曾說過，問題是時代的聲音。
作為一場範圍廣泛的文化論爭，它的問題意識是什麼？體現了怎樣的時代訴求？有哪些貢獻或者成績？
李：我認為，這場文化討論的問題意識是十分突出的，這就是：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如何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如何通過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推動中國社會的現代化。
我們有充分的根據說，實現現代化，複興偉大的中華文明，這個時代訴求在這場文化討論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我覺得，我們結合20年文化討論的貢獻或者成績來談，更能夠說明文化討論的問題意識和時代訴求之所在。
在經曆了20年的文化討論之後，現代化的終極目標是人的現代化，已經成為常識。
但是，在文化討論興起之前，情況並非如此。
眾所周知，從5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政府就開始了“四個（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現代化”的探索。
60年代前期，已經成為國家的正式決策和建設國家的基本方針。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80年代。
盡管中間有過艱難曲折甚至極為辛酸，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是全國上下的共識，甚至可以說是成了一種“集體下意識”。
“實現四化、振興中華”，極大地激勵了80年代的中國人民。
“同心幹四化，風流人物多”，成為唱遍大江南北的民族心聲！我這一輩80年代初期畢業的大學生，就是在這種時代潮流的推動下而“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但是，文化討論興起以後，經過對西方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研究，經過對以日本、新加坡為代表的亞洲國家現代化進程的研究，特別是經過對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現代化實踐的反省，學術界形成一種共識：現代化是人化而不是物化，現代化的終極目標是人的現代化。
我們不僅要“四化”，更要“第五個現代化”亦即人的現代化。
學術界的這個研究成果，影響到政府的決策。
進入90年代以後，黨和國家的文件以及領導人的講話，就沒有再使用“四化”這樣的詞語，而是使用“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之類的表述。
因此，我們可以說，80年代文化討論的一個重要貢獻或者說是巨大成績，就是使得“人的現代化”的理念至少在理論的層麵得到了落實。
深入一點看，就思維方式而言，“四個現代化”是一種新的時代條件下的“中體西用”。
當然，這和張之洞們的中體西用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碼事！我們或許可以說，“四個現代化”是“馬體西用”。
中國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以及整個精神層麵，都是完美無缺的，所缺的，是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等物質層麵的現代化。
實踐證明，沒有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全麵更新，沒有人的素質的現代化，沒有全民族的文化自覺，“四化”也是無法實現的。
正是因為如此，才有後來的改革開放。
套用傳統語言，改革開放是順天應人之舉！根據這種觀點，我認為，文化討論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在思維方式上糾正了過去在現代化問題上見物不見人的偏向，推動了改革開放向更為廣闊、更為全麵的領域發展。
文化討論的另外一個重要貢獻，是使得“現代化並不等於西化”成為人們的共識。
我們知道，自從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以後，經過沉痛反省，先進的中國人都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西方一度成為文明科學進步的代名詞（符號），“向西走”成為時尚。
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全盤西化更是成為一種強烈的呼聲。
80年代文化討論盡管“西化”的調子很高，很激進，但是，國內學術界並沒有人真正提出過“全盤西化”的觀點。
有文字依據的“全盤西化”提倡者，是方勵之。
但方的所謂全盤西化並不是從學術研究、文化研究的層麵談的，不在我們所談的文化反思和文化建構的範疇之內。
而且，方也沒有作出論證，僅僅是情緒化的一句話而已！至於曾經被有的人批評為“全盤西化”的李澤厚的“西體中用”說，在我看來，根本就不是什麼全盤西化。
恰恰相反，我倒是認為李澤厚有比較濃厚的儒家色彩。
把“西體中用”說成是全盤西化，要麼沒有認真看過李澤厚的相關論著，要麼就是別有心思。
光是從文化討論中自始至終沒有出現過“全盤西化”的觀點，就從一個側麵看出，現代化並不是西化，已經成為人們的一種理性自覺。
更何況，以北大教授羅榮渠為代表的學者，曾經明確論述了“從西化到現代化”的中國人對於現代化的認識進程，闡明了現代化並不就是西化的道理。
至於政府當局，則是反複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明確反對西化。
在今天的中國，現代化並非西化已經成為常識，這是和20年文化討論的貢獻密不可分的。
文化討論的又一個重要貢獻，是使得中華民族精神的建設得到重視。
20年的文化討論，其主題之一，是要建構一個全民族的安身立命之道。
中華民族精神的建設，成為關注的重心。
在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下，經過90年代初期關於中華民族精神的研討，總結曆史經驗和改革開放以來文化建設的基本目標、基本政策及其文化實踐，到中共十六大，中華民族精神建設的重要性受到廣泛重視，有了精煉的概括和係統的表述。
振奮民族精神，建設現代化國家，成為全民共識。
文化討論的又一重要貢獻，是文化對於經濟社會的發展的重要意義，得到初步的承認。
文化是綜合國力，是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是建設全麵小康、最終實現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得到了初步的承認。
目前全國很多省（市、區）在建設各自的“文化大省”、“文化強省”、“民族文化大省”，文化建設的意義被政府當局提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文化討論的又一重要貢獻，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得到了新的開掘，文化建設的資源有所拓展。
承認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優秀的成分，是今天文化建設的重要資源，現在已經成為朝野上下的共識。
中學語文教材大力增強了古文的成分，借鑒傳統啟蒙讀物的形式而賦予新的時代精神和內容的通俗讀物，如同雨後春筍遍及神州。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不僅不再被懷疑，而且也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
文化討論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貢獻，是深刻影響了決策當局的文化決策。
文化討論所表現出的強烈的參與意識和實踐精神，對於決策當局有著學術界始料未及的影響。
1986年製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1996年，頒布了《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幹重要問題的決議》；中共十五大報告專辟一章，闡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中共十六大報告專門闡述了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的問題，以及文化體製改革的問題，並特別強調了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1986年的精神文明建設決議，把精神文明劃分為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學文化兩個層麵，社會科學和新聞出版並沒有包括在內。
到了1996年的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社會科學和新聞出版被明確包括在內。
十五大報告第七部分專門論述文化建設問題，一開頭就明確回答了學術界曾經質疑的“精神文明”和“文化”之間的關係，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之間，就其主體內容而言，是一致的。
十五大報告在論述如何對待外國優秀文化問題時，采納了學術界論述過的“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方針。
溫家寶總理2004年12月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闡釋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優秀成分。
諸如此類，都說明文化討論對於決策當局的深刻影響，以及在文化發展路向上學術界和當局的契合。
三、當前文化研究的特點及其走向
記者：作為此前文化論爭的延展，您如何看待當前文化研究的特點及其走向？
李：我想我們應當確定一下“當前”的時間界限。
根據前麵我們所談，我想，“當前”是指進入新世紀以來的這3年多的時間（2001年才是21世紀的頭年）。
整個20年的文化討論，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紀，是很不相同的。
當前的文化研究，從總體上看，是視野更加開闊，思想更加解放，觀點更加多元。
其中，全球意識的擴張和本土觀念的增強，傳統意識的凸現和現代精神的張揚，形成奇妙的結合，在相當的緊張程度上，形成了適度的張力。
上麵我談到，新世紀文化討論的特點是詮釋、構建、理性。
相對於80、90年代的急躁、激動和情緒化，當前的文化研究更為沉靜、穩健。
總的看來，關注全球文明的進程，正視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對於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影響，力爭做出正確的回應，自覺地把中國文化的發展納入人類文明共同發展的康莊大道，是一個總的趨勢。
同時，重視文化研究的實踐效果和理論建設，不同學科都在各自領域增強、擴大學術研究的文化含量，從文化的角度進行新的探討，學術研究和社會發展日益結合，學術研究和意識形態逐漸合理地分離，重視文化的民族性與文化建設的路向，等等，都是當前文化研究的重要特點。
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紀的文化研究沒有集中的熱點，沒有強烈爭論的論題。
盡管全球化問題和文化自覺問題受到比較廣泛的重視，但並沒有針鋒相對的激烈論辯。
可以說，現時的文化研究，沒有80年代的喧囂，也沒有90年代的熱鬧，而是比較客觀平實。
我倒是寧可看到這種情況的出現，認為是文化研究的理性意識在增強。
至於文化研究的走向如何，我覺得在價值多元、主體意識高漲的今天，很難簡單地下判斷。
不過，大致說來，重視學理性的研究特別是學科建設層麵的研究，抉發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並予以創造性轉化，從全球化的視角研究文化、發展文化，將是一個重要的路向。
同時，在既有的學科領域範圍內，拓展文化空間（例如語言文化學、文化哲學、經典詮釋學、文化經濟學、文化哲學、法律文化等的進一步創發），將是一個重要的方向。
隨著文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被人們越來越廣泛的認識，文化研究的實踐性的一麵將進一步凸顯，文化研究和社會實際相結合的廣度和深度將大大增強。
文化學者和政府決策部門的結合，政府決策部門對文化學者的倚重，都將進一步增強，從而使得文化研究的社會功能得到更大程度的發揮，社會資源得到更廣泛的利用。
四、不讚成“中國人世紀”與“文化一體化”
記者：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日益高漲，文化全球化與文化民族主義之爭也愈演愈烈，21世紀將屬於東方文化的觀點和全球文化將走向一體化的展望都遭到了強烈的質疑。
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李：21世紀屬於東方文化或者說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觀點，和全球文化將走向一體化的觀點，我曆來都不讚成。
早在90年代中期，我已經在國內外發表文章（並且在國內外的重要會議上發言），明確表示反對意見。
所謂的東方文化，在某些人心裏，就是中國文化的代稱。
這和20世紀20年代關於東西文明之爭的論戰中的用語和思維方式都如出一轍！客觀平實地講，中國文化並不是東方文化的全部。
日本文化、印度文化乃至韓國文化，都和中國文化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本質性的區別。
這些不同國家民族的文化之間，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都不會也不可能真正整合為一，哪裏來的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的“東方文化”？至於中國文化本身，她正在發展之中，正在堅韌不拔地進行著複興的工作，怎麼能夠（又何苦要）去救世界、救西方？我的看法，經過幾代人乃至幾十代人的艱巨努力，我們一定能夠複興偉大的中華文明，一定能夠實現全麵意義上的、世所公認的現代化！但是，這個時代，好像離我們還比較遠。
而且，即使到了那個時候，我們還是要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別的國家民族的文化，不以救世主自居。
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曾經告誡人們，專心經濟建設，不要在世界上挑頭。
我覺得，這個見解今天可以移植到文化建設上來，專心致誌搞建設，不要去爭當霸主，不要奢望去救人家。
全球文化將會一體化的觀點，我也不讚成。
毫無疑問，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文化全球化在今天已經是一個事實。
實際上蘊涵著西方生活方式和審美取向的麥當勞、肯德基、比薩餅，好萊塢大片，已經遍及全球；科學、民主、自由、正義、人權等等，這些以西方文化為價值導向的理念，在全球傳播。
特別是互聯網的發展，使得信息的傳播和文化的交流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遷，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整合，變得日益便捷，相互之間的聯係更加緊密，文化融合甚至部分趨同的態勢日益明顯，因此，文化全球化是不可改變的既成事實。
但是，我不讚成這樣一種觀點：經濟全球化必然導致經濟一體化，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必然導致文化全球化、文化一體化，進而導致……這是一種簡單的、缺少學理依據和實踐根據的獨斷論，也是西方文化強權主義的表現。
我反對這種文化強權主義。
在我看來，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當然是一種客觀趨勢，我們應當自覺參與到這個曆史進程裏麵去。
但是，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隻是使得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關係更為緊密，不同國家和民族在國際事務中要按照合理的共同規則參加遊戲，相互學習，取長補短，促進本國本民族文化的發展，從而促進人類文明的整體進步。
民族文化始終存在，經濟全球化也罷，文化全球化也罷，都不可能消解民族文化，不可能消解不同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主義始終存在（我分別在《哲學研究》2001年第1期發表了《經濟全球化與民族文化建設》、在《南開學報》2003年第5期發表了《文化全球化與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兩篇文章，表達了我的觀點，你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看）。
甚至，在全球化態勢下，在某種特殊的時期，狹隘民族主義還會抬頭。
這種狹隘民族主義，並不僅僅存在於發展中國家和民族之中，甚至也存在於發達國家之中。
近年人們所經常看到的國際上的文化霸權主義、經濟強權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發達國家的狹隘民族主義的表現。
發展中國家的狹隘民族主義是封閉、排外，是文化割據；發達國家的狹隘民族主義是自大、自私，是強權主義。
兩者都應當反對。
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是這個時代的世界性特征，我們不要忘了這個時代的訴求。
我覺得，世界範圍內，不同民族文化之間，對於自身和他人文化的發展，應當秉持相互尊重的態度；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共同發展。
五、堅持文化研究的理性方向
記者：據我所知，您的教育背景主要是中國哲學。
但自80年代中期以來，您一直致力於中國文化問題的研究，您所帶的博士生碩士生的研究方向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選擇並長期堅持這樣一條學術發展道路，在學術界並不多見。
您是基於怎樣的考慮？
李：我的“出身”是中國哲學。
我讀研究生的時候，研究方向是中國古代哲學，而且兼修古籍整理。
我在中文係、圖書館係修了訓詁學、古代漢語、古文翻譯、圖書館學、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等課程，而且取得了學分。
我之所以選擇這樣一條學術發展道路，與我的人生經曆和學術取向有很大關係。
我這一代人，經曆了國家坎坷發展中的種種磨難，貧窮、愚昧、落後曾經長期困擾我們。
改革開放以後，實現現代化，建設文明、民主、繁榮、富強的中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是包括我在內的一代人的由衷心聲。
因此，在鍾情曆史文化傳統研究的同時，我十分關注國家現代化的進程，關注民生的改善。
即使在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傳統哲學的時候，我也比較注意其中的現代價值的發掘，以及封建痼疾的清除。
總之，我希望自己是既有深厚的曆史感情又有強烈現代意識、既有本土關懷又有全球觀念的學者。
而且，能夠把這些價值理念轉化為現實關懷，為國家的現代化盡綿薄之力。
就中國傳統文化本身而言，她素有學以致用、經邦濟世的傳統。
當然，今天怎樣創造性地轉化這種傳統，值得研究。
作為書生，我們基本的為社會服務的方式，就是學術研究，就是教書育人，傳播文化、積累文化。
通過學術的方式，“闡舊邦以輔新命”。
另外，拓展學科專業的研究範圍，開拓新的學術領域，也是我的思考之一。
我們曾經在很長的時間裏，“全盤蘇化”，專業學科劃分過細過窄。
盡管這些年已在突破蘇聯模式方麵做了很大努力，但現有的學科體製模式，仍然帶有蘇聯模式的痕跡，需要對蘇聯模式再突破。
從事文化研究，對於既有的研究範圍和學科專業領域的拓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我之所以長期堅持這樣一個學術研究的方向，根本的原因，一是我的興趣所在，二是這個時代性的問題至今並沒有解決。
既然有興趣，既然問題沒有解決，那當然就自然而然地堅持下來了。
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堅持這個研究方向，是與興趣同在，與我的國家民族同在。
我可以結合你緊接著的下一個問題作具體的說明。
六、文化研究的學術邏輯和價值追求
記者：從最初的傳統文化研究，到近代文化批判、現代新儒家研究，再到當代文化研究，您的學術研究有一個明顯的發展軌跡。
這種演變除了外在的研究領域的拓展和論題的轉移，有沒有內在的學術邏輯和價值追求？
李：謝謝你對我學術研究經曆和成果的關注。
到目前為止，我關於文化研究的很多想法還沒有實現，還有很多事情正在做，或者打算在不久的將來做，因此，很難說就有一個很強的內在的學術邏輯，價值追求倒是有的。
我關注文化研究，是在80年代前期，亦即文化討論剛剛起步的時候。
我也參加了當時的文化討論，發表過一點無足輕重的論文，參加過多次學術會議，但沒有驚世駭俗之論。
1989年5月，我還參加了在黃山舉行的規模盛大、氣氛極為熱烈的全國青年理論工作者學術交流會，被會議邀請以所謂“青年專家代表”的身份到會作專題報告，談過中國文化的問題。
同月，在北京大學參加了教育部主辦的紀念“五四”70周年學術討論會，也是談的文化問題。
這表明，我十分關注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係的探討。
但是，在80年代的文化討論中，我更關注的是，如何讓青年一代特別是大學生們真正了解中國文化，具備中國文化的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在這個基礎上，再去談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關係之類的大題目。
因此，我寫了一本《中國文化概論》，作為大學教材。
這部著作出版以後，產生了我始料未及的效果。
大概由於它是國內第一部這方麵的高校教材吧！“中國圖書獎”、“全國優秀圖書獎”、“教育部優秀教材獎”等獎項不期而至，近百所高校將其作為教材，台灣出版了繁體字本，韓國翻譯成為韓文出版（並有多所高校作為教材）。
這說明，文化討論需要基礎知識的支撐。
這部著作名曰《中國文化概論》，但實際上基本談的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古代部分。
盡管最末一章從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視角概略地提到了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談了現代新儒家等問題，但主體是古代文化。
在古代文化研究方麵，我還撰寫有《董仲舒與中國文化》一書。
《中國文化概論》是從宏觀上、整體上探討中國傳統文化，《董仲舒與中國文化》則是從個案入手，以董仲舒思想為點，以漢代思想文化為麵，以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為線，點麵線結合探討思想家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探討思想家本身的思想特質、貢獻及其局限，進而探討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
這本著作，寫了將近20年，明年應當可以出版。
其中的若幹篇章，已經在海內外學術刊物發表。
《中國文化概論》出版後，我開始探討近現代中國的文化批判與價值重構的問題。
因為，要真正把握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停留於古代是不夠的，思維的觸角不僅要往上追溯，更要往下延伸。
我以“近現代中國的文化批判與價值重構”為主題，撰寫並出版了《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中國文化出路探討》一書。
這部著作，是集中探討近現代中國的文化發展道路、文化轉型、價值重構、當下狀況和未來路向的。
書中對於近代以來種種關於中國文化出路的觀點，都做了評析，並對海外和港台中國學者的相應觀點也做了闡析，審視了當代中國的文化構成，提出了建構現代中國新型文化體係的構想。
這部著作的撰寫，是想從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轉型文化轉型的視角，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探索中國文化應有的發展路向，提出對於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一些初步設想。
這部著作出版以後，也獲得了廣泛的好評。
《哲學研究》、《光明日報》、《學術月刊》、《中國圖書評論》等近20家報刊發表了書評。
該書獲得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優秀成果獎、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5項省部級以上獎勵。
書中的相當部分內容，被報刊發表，僅《新華文摘》全文轉載的就有兩篇。
書中提出了建國以後唯政治思維泛濫的問題，提出應當破除唯政治思維；認為近代以來的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采用的是“以反求正：用激進方式求漸進改良”，“從否定中求肯定，從激進中求持中”。
書中還指出：近代以來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的經驗表明，“現代化並不等於西化；建設現代中國文化，必須破除舊的思維格局，超越學究式的中西古今之爭、道器體用之辯。”
《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中國文化出路探討》出版以後，我轉到對當代中國文化的研究上來。
我曆來認為，學術研究不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不是為學術而學術、為知識而知識，而要和國家發展、民族興亡、人民安康這樣的價值主題結合起來。
因此，我在文化研究方麵選擇的路子是逐漸地由古代而近現代而當代。
我主持並完成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九五”重點課題“堅持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基本目標基本政策和文化建設實踐研究”的任務，還主持並完成了國家教育部“十五”重大項目“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研究”的任務。
這兩個關係密切、互為表裏的課題，其最終成果是將近40萬字的《當代中國文化要論》（結項的名稱是《文化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將由人民出版社於2005年出版。
書中從文化學的角度入手，對於文化內涵和文化功能、文化理論與文化實踐、文化建設與意識形態、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等方麵的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見解。
對於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文化建設的基本目標基本政策和文化建設的實踐做了反思和總結，從文化理論的層麵，做了前瞻性的探析。
在此基礎上，分專題對文化建設的生態環境、當代中國的法律文化、文化建設與民族精神支柱的鍛造、“中國特色”的文化詮釋、中華民族精神與當代文化建設、當代中國文化價值體係的建構、文化建設與中華民族凝聚力、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文化等問題做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探討。
與上述近現代和當代文化研究相配合，我還出版有個人專集《傳統文化與人文精神》、主編的《儒家文化與中華民族凝聚力》等著作。
我的研究領域，正如你前麵所提到的，還有現代新儒家的研究。
現代新儒家是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上重要的現象，也是一個重要學派。
我研究現代新儒家，主要是從文化的層麵進行的。
我主持並完成了國家教育部的人文社會科學規劃課題《現代新儒學與中國文化》的研究。
我出版的《傳統文化與人文精神》一書裏麵，相當部分內容是關於現代新儒家的。
個人著作和主編單本專著之外，我還主編了三套學術文化叢書。
一是《“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叢書》，二是《“大思想家與中國文化”叢書》，三是《“中華民族精神建設”叢書》。
第一套是探討近代以來中國文化與現代化關係的，共5本，分別是我寫的《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中國文化出路探討》、中山大學任劍濤教授寫的《從自在到自覺——中國國民性探討》、武漢大學趙林教授寫的《協調與超越——中國思維方式探討》、上海同濟大學朱義祿教授寫的《從聖賢人格到全麵發展——中國理想人格探討》，廣州市社會科學院李明華教授寫的《時代演進與價值選擇——中國價值觀探討》。
這套叢書早在90年代初期就已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二套叢書是探討中國古代大思想家與中國文化關係的，選取了中國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19個大思想家（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荀子、韓非、董仲舒、王充、王弼、慧能、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王夫之、戴震、黃宗羲），分別從其思想出發，探討其與中國文化發展的關係。
全套叢書共17本，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除了因為特殊原因目前還沒有出來的一本以外，其餘已經全部出版。
第三套叢書是探討當代中華民族精神建設的。
該書由我擔任所長的中山大學文化研究所組織編寫，從學理的層麵，從傳統與現代相貫通的視角，立足當代，闡述我們認為最能反映中華民族精神的若幹學術思想。
包括總論性的《中華民族精神概論》，以及分論性質的《中國哲學精神》、《中國政治精神》、《中國法律精神》、《中國文化精神》、《中國人文精神》、《中國教育精神》、《中國商業精神》、《中國科技精神》、《中國倫理精神》、《中國史學精神》、《中國文學精神》，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