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套叢書的研究和寫作，從1995年底開始，已經進行了整整8年，最近將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說來奇怪，這樣三套叢書的編寫和出版，最初並非我的本意，而是出版社約稿。
我之所以應承下來，是因為和我的研究思路、學術目標、社會認知相一致。
有趣的是，這樣下來，竟然不期然地和我的前述個人著作的理路相應。
前麵你談到我帶的博士生的研究方向是“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問題，我可以告訴你，這並不是我的開創，而是繼承我的導師李錦全教授開啟的研究方向。
不過，最近幾年，我在這個基礎上有所擴大，有所調整。
具體說來，是把“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裏麵的“傳統”兩字拿掉了，改為“中國文化與現代化”，這樣，既可以研究傳統，也可以研究現當代。
從去年開始，我招收博士生的研究方向，新增了“當代中國文化”這個研究方向。
這些，應當可以說明我的研究取向。
可以明顯看出，我的文化研究具有自己的特點，這就是：從現代審視傳統，從傳統觀照現代；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傳統與現代相貫通；本根意識強烈而又具有全球眼光。
從古代到近現代再到當代，一步步走過來；再從當代反思、追溯近現代和古代，最後落腳於現實的文化建設。
因此，要說我在文化研究方麵有什麼價值追求，那就是前麵已經說過的，為當代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特別是文化的現代化貢獻力所能及的力量。
同時，在這個追求中，逐漸形成自己的治學風格和特點。
七、學術研究的整體性和一貫性及其目標
記者：顯然，您這些年的學術研究具有整體性和一貫性，您有沒有為自己設定一個學術目標？
李：我自己覺得，由於我從一開始就有比較鮮明、自覺的文化研究意識，有一些相對係統的想法，因此，說我的學術研究具有整體性和一貫性，我認為是可以成立的。
這從我已經完成的研究成果（包括出版的個人著作、發表的大量論文、主編的三套學術叢書），主持的為數不少的從國家到省部級以至境外的研究課題（我還主持過並已經完成了澳門回歸之前的澳門政府文化課題：“明清到近代中國文化名人在澳門的活動及其對中國文化發展的影響”），獲得的學術獎勵，等等方麵，都可看出。
至於說我有什麼學術目標，我倒是覺得很難說得清楚，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變數太多、太大，有時往往是“勢”不從“理”，“勢”不由人！概括地說，我希望通過自己的學術研究，對中國文化的曆史作一個比較好的清理，從而為當代中國文化的建設提供合理的曆史基礎，這是其一。
其二，我希望為中國哲學的研究，開拓新的空間，進而為中國哲學的內涵做出新的詮釋。
其三，我希望能夠為我們國家的文化學研究提供資源，為中國的文化學學科的建立，做出一點貢獻。
其四，能夠為我們國家新的文化（學術）研究範式的確立，為新時代的知識分子如何參與現實生活，作一點探索。
我是研究董仲舒的，我覺得董仲舒在思想統一、新型價值係統的建構方麵做了那個時代很偉大的工作，但我並不期望成為董仲舒，也沒有資格成為董仲舒。
近年有關部門和學術界嚷嚷著要培養學術大師，也有人自詡大師或者以大師自居。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社會風氣，我們的學術文化管理機製，我們的學術風氣，我們的人文環境，還不是出大師的時候，也出不了大師！更何況，大師並不是像搞計劃經濟一樣通過外力的方式“培養”出來的。
我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讀書人，我當大學教師，並非教授的虛名很受用，而是我自願選擇了學術的生活方式，一種生活方式而已！而且，我願意通過學術的方式，為自己的國家民族的發展竭盡心力而已。
我這一代人，在很大程度上說，是被耽誤被犧牲掉的一代！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整體特征。
因此，與其奢望做出千古留名之事，不如老老實實、腳踏實地地教點書，看點書，寫點有用的東西！如此而已！
八、文化研究的不足及其學科解決之道
記者：應當說，20多年來，一浪又一浪的文化熱、國學熱，推出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但文化討論中存在的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比如：文化學基礎理論的研究和建構相當薄弱，文化學專業人才的教育和培養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在您看來，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什麼？如何才能扭轉文化學研究和專業教育中的這種尷尬局麵？（這是否與文化研究和專業教育缺乏獨立的學科支持有關？文化討論的參與者大都來自文史哲等其他學科，這是否導致了文化研究的泛化？文化學研究和專業教育是否可能及怎樣納入體製化的學科建製之中？）
李：你的看法很對，很深刻，問題也很尖銳。
出現你所看到的這種現象，根本的原因，一是文化學基礎理論的研究和建構相當薄弱，二是文化學研究和專業教育沒有納入體製化的學科建設之中。
應當承認，從學術的層麵看，從科學理性的角度看，千軍萬馬都在研究文化，各行各業都在談論文化，未必是好現象。
文化研究的泛化，甚至文化研究的泛濫，不僅不會促進文化研究的開展，反而會傷害文化研究自身。
不少領導人甚至高校校長並不熱心文化研究，固然有別的一些原因，但是和文化的範圍太寬、口子開得太大有關。
有人就諷刺說：文化是個筐，什麼都往裏麵裝。
因此，純化文化研究，加強文化學基礎理論的建設，十分必要，也大有可為。
80年代文化研究熱潮興起以後，文化理論方麵的論著也出版不少，但要麼是西方文化人類學理論的翻譯或移植，要麼是曆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翻版（加上幾個文化名詞而已），要麼是在各自原有學科的基礎上，增加若幹文化名詞或者代之以文化名號的東西。
據我不完全的統計，國內已經出版的屬於文化學理論方麵的著作，至少有30多種！但是，幾乎都沒有超越我剛才說的那些問題的局限。
其實，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討論、文化研究之所以出現種種問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堅實的文化學基礎理論的支撐！這是一方麵。
另一方麵，從體製上看，文化學專業根本沒有一席之地！現行的學科專業設置，是根據過去的社會需求和學科傳統設立的，要麼是傳統的所謂基礎學科，諸如文史哲之類；要麼是適應市場經濟需求而設立的種種所謂應用性學科。
處於傳統的基礎學科和當今應用學科之間的文化學學科，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從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學科設置，到國家教育部學位辦公室的學科設置，再到全國高校本科專業的設置，都沒有文化學！不僅沒有一級學科的設置，而且連所謂掛靠的類似二級學科的設置都沒有！製度的設立者根本沒有這種文化意識，現有的體製根本沒有將文化學作為一門科學看待，文化專業的人才培養和專業教育從何談起！而沒有專業人才的教育和培養，當然也就難以真正科學地建設文化事業，從而也難以有學科體製的設立和學科建設的成長。
這本來是一體兩麵的問題，或者說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問題。
現在全國大約有二十來個省（市、區）在建設各自的“文化大省”（“強省”），但真正有文化理論支撐的有多少？真正是把文化作為一種事業來看待的，有多少？全國高校招收博士生碩士生的專業研究方向中，已經掛有文化之名的，諸如“中國文化與現代化”、“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中國傳統文化”、“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近代中國文化思潮”、“當代法律文化”、“管理文化”，等等，在在多有！但是，他們授予的學位呢？還是原來的哲學、文學、史學之類！這種局麵，導致了文化研究從理論到實踐的長期貧血。
從學科性質的角度看，文化學是研究文化的科學。
它以文化現象、文化行為、文化本質、文化體係（文化係統）為研究對象，探討其起源、演變、傳播、結構、功能、本質，文化的個性與共性、特殊規律與一般規律，是一門綜合性、邊緣性、交叉性的新興的社會人文學科，是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並重的“應用性基礎研究”學科。
文化學研究文化的生存環境、文化的地域、民族、時代等屬性，文化的積累與變遷、繼承與創新、傳統與現代、大傳統與小傳統、民族化與世界化、多樣性與統一性的關係，亦即探討文化的要素、特征、性質、動力、結構、功能、價值、生命，研究文化各係統的類型、形態、機製、曆程（發生、發展、成熟、衰變），以及不同文化係統之間的傳播、選擇、涵化、交融、轉型、整合的特點及其規律。
從研究的具體內容劃分，文化學的研究對象包括不同的構成方麵和層次。
從構成方麵來看，既有縱向的曆史文化、現實文化，也有橫向的不同地域、民族或國家的文化；從層次上看，有理論文化和實踐文化。
至於具體的專業和課程設置，我們也曾有過具體的研究和設想，限於時間和篇幅，這裏就不談了。
總之，要真正扭轉文化研究的過於寬泛現象，具有真正的科學特質，扭轉文化學專業人才的教育培養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的現狀，促進全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完善現有的學科體製，適應當今文化建設的需求，真正科學地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就必須首先提高政府決策部門的文化自覺意識，將其納入體製之中。
同時，各級各類學校的相關領導以及從事文化研究的專家學者，也要立足長遠，把文化學學科的設立當作一種社會責任，當作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推動力量。
這樣，才有可能最終解決體製問題、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問題，並最終解決文化研究的科學性問題。
問題意識與學科建設：近30年文化研究的省思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文化問題一直是國內學術界、思想界關注的熱點，將近30年來的文化研究和文化論爭，構成了當代學術史的主體內容。
在新的時期，如何提升文化研究的問題意識，加強學科範疇意義上的文化學研究和建設，促進學術界和政界在文化建設方麵的結合，進而推動我們國家文化建設的大繁榮大發展，推動中華文明的偉大複興，值得我們透過近30年實踐的省思，提出一得之見。
一、近30年文化研究的發展階段及其貢獻
近30年的文化研究，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新世紀。
80年代的文化論爭，其特點主要表現為具有明顯的激進色彩，政治化、情緒化的色彩比較濃厚；90年代的文化論爭，則具有明顯的保守特征，發掘傳統文化的優秀成分，用現代意識闡釋傳統經典，“國學”成為關注的重點之一。
新世紀的文化論爭，具有更為開放的全球意識，同時也更具當下的人文關懷。
總起來看，近30年的文化論爭，其貫串始終的特點，是對於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深切關注，是對於文化建設方麵中西古今關係的研討，進而努力建構現代新型文化價值係統，具有強烈的實踐性、政治性和現實性，有很強的人文關懷。
文化討論的熱潮始於20世紀80年代前期，迄今將近30年。
其間，隨著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情況的變化，文化討論的浪潮有高有低，但一直是學術界和官方關注的熱點和重點。
在我看來，80年代文化討論熱潮的興起，直接源於當時人們對於當代中國如何盡快實現現代化的渴望，對於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係的反省。
“實現四化，振興中華”，在當時是朝野上下的價值共識。
學術界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作為曆時數千年的一個龐大的價值係統，對於當今社會仍然有著深刻的影響，如何清理封建文化的毒素，吸收外國（特別是西方）文化的優長之處，健全民族文化的機體，加速現代化的進程，是值得花大力氣、下苦功夫去做的時代性課題。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文化討論有一個很強勢的文化心理背景，即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階層的屈辱心理、反抗心態和複興願望。
另外一個文化心理背景，是自“五四”以來形成的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激進主義的批判態勢。
在這樣一個總體狀態下，80年代的文化討論，具有很明顯的激進色彩。
發表的諸多論文，舉行的種種學術會議，出版的種種文化著作，對於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嚴厲批判和時代清理的，是絕大多數。
告別傳統，徹底重建，學習西方，走向現代，似乎成了時髦而又必然的潮流或者說是“話語”場景。
這種情況，幾乎貫串整個80年代的文化討論過程（我說“幾乎”，是因為1989年下半年開始，情況發生了變化）。
這種情況，其實具有某種邏輯的必然性，這就是：屬於後外發生型的中國的現代化，本身就是追趕型的現代化，特別是在經過建國以後相當漫長而又坎坷的道路以後，急於改變落後麵貌的急切心理、激進態度油然而生。
90年代的文化討論，相對於80年代而言，保守的特征很明顯。
從1989年下半年開始，文化討論開始轉向，從激烈地批判、否定傳統，轉為重新認識傳統、肯定傳統。
進入90年代以後，這個態勢進一步增強。
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研討傳統文化的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講話，接見港台和海外與會代表，客觀上增強了文化研究的力量。
“弘揚民族文化”成為很時髦的口號，“國學熱”遍及神州。
重新詮釋中國傳統文化，揭示其中的優秀成分，由此增強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豪感，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成為這個時期文化討論的主題。
北京大學張岱年教授提出的文化發展和文化創新的“綜合創新”論，再度受到重視。
“綜合創新”的綜合，是綜合古今中外的優秀文化，這當然首先要綜合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內容。
他在1991年3月為其擔任主編的“國學叢書”所寫的《序言》中說：“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文化，必須對以往的學術成就進行批判性的總結。
……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
清除曆史上從古流傳下來的汙垢，發揚前哲已經揭示的相對真理，是我們的曆史任務。
……創造性的思維仍以通曉前人已經達到的成就為必要條件。”“編印‘國學叢書’的計劃，意在承繼前賢誌業，融彙近代以來國學研究成果，以深入淺出的形式，介紹國學基礎知識，展現傳統學術固有風貌及其在當代世界學術中之價值與意義。”大概可以說，90年代的文化討論，張岱年這些觀點，反映的是主流思想（無論官方還是學術界）。
我之所以說90年代的文化討論具有明顯的保守特征，這可以作為一個重要證據。
需要強調的是，這裏的“保守”並不是貶義，而是一個事實判斷用語。
其實，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集團，一個人，在精神上、在價值上，總要有所守。
因此，保守並非壞事，更不可怕。
但是，“保守主義”值得警惕。
在90年代的文化討論中，保守主義一度抬頭。
打著弘揚民族文化的旗號，不分青紅皂白地出版各種所謂曆史文化圖書，什麼帝王術、權謀術、厚黑學、拍馬術之類圖書，在民族文化的外衣包裹下，曆史上的汙泥濁水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占據了文化殿堂。
此外，關於中國文化人文精神及其當代建構的討論，關於中華民族凝聚力的討論，關於中國傳統文化優良傳統的討論，關於中華民族精神的討論，關於中國文化與世界文明關係的討論，關於21世紀是否中國人的世紀的討論，關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討論，特別是關於中國文化在21世紀對於人類可有的貢獻的討論，以及對於亨廷頓“文明的衝突”的回應，等等，都是90年代文化討論的重要內容。
這些內容及其討論的取向，反映出對民族傳統文化價值的新的開掘。
這個時期，文化討論還表現出明顯的全球意識，有出版社出版了國外漢學叢書，有學者主編了“東學西漸叢書”，有學者明確提出要“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讓世界文化走向中國”，有學者主張“走出中西體用之爭”。
這些，相對於80年代，無論在論題選擇和學術視野方麵，都是明顯的前進，凸現了文化討論的價值理性。
新世紀的文化討論，較之80年代和90年代，有了新的氣象。
如果說，80年代的文化討論是以批判、否定、激進為標誌，90年代的文化討論是以清理、肯定、保守為標誌，那麼，新世紀的文化討論則是以詮釋、構建、理性為標誌。
這場文化討論的問題意識是十分突出的，這就是：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如何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如何通過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推動中國社會的現代化。
我們有充分的根據說，實現現代化，複興偉大的中華文明，這個時代訴求在這場文化討論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並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在經曆了將近30年的文化討論之後，現代化的終極目標是人的現代化，已經成為常識。
但是，在文化討論興起之前，情況並非如此。
眾所周知，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政府就開始了“四個（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現代化”的探索。
60年代前期，已經成為國家的正式決策和建設國家的基本方針。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80年代。
盡管中間有過艱難曲折甚至極為辛酸，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是全國上下的共識，甚至可以說是成了一種“集體下意識”。
“實現四化、振興中華”，極大地激勵了80年代的中國人民。
“同心幹四化，風流人物多”，成為唱遍大江南北的民族心聲！但是，文化討論興起以後，經過對西方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研究，經過對以日本、新加坡為代表的亞洲國家現代化進程的研究，特別是經過對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現代化實踐的反省，學術界形成一種共識：現代化是人化而不是物化，現代化的終極目標是人的現代化。
我們不僅要“四化”，更要“第五個現代化”亦即人的現代化。
學術界的這個研究成果，影響到政府的決策。
進入90年代以後，黨和國家的文件以及領導人的講話，就沒有再使用“四化”這樣的詞語，而是使用“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之類的表述。
因此，我們可以說，80年代文化討論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使得“人的現代化”的理念至少在理論的層麵得到了落實。
實踐證明，沒有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全麵更新，沒有人的素質的現代化，沒有全民族的文化自覺，“四化”也是無法實現的。
正是因為如此，才有後來的改革開放。
套用傳統語言，改革開放是順天應人之舉！根據這種觀點，我認為，文化討論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在思維方式上糾正了過去在現代化問題上見物不見人的偏向，推動了改革開放向更為廣闊、更為全麵的領域發展。
文化討論的另外一個重要貢獻，是使得“現代化並不等於西化”成為人們的共識。
我們知道，自從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以後，經過沉痛反省，先進的中國人都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西方一度成為文明科學進步的代名詞（符號），“向西走”成為時尚。
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全盤西化更是成為一種強烈的呼聲。
80年代文化討論盡管“西化”的調子很高，很激進，但是，國內學術界並沒有人真正從學理的層麵或者政治的層麵提出並係統論證過“全盤西化”的觀點。
有文字依據的“全盤西化”提倡者，是方勵之。
但方的所謂全盤西化並不是從學術研究、文化研究的層麵談的，不在我們所談的文化反思和文化建構的範疇之內。
而且，方也沒有作出論證，僅僅是情緒化的一句話而已！至於曾經被有的人批評為“全盤西化”的李澤厚的“西體中用”說，在我看來，根本就不是什麼全盤西化。
恰恰相反，我倒是認為李澤厚有比較濃厚的儒家色彩。
把“西體中用”說成是全盤西化，要麼沒有認真看過李澤厚的相關論著，要麼就是別有心思。
光是從文化討論中自始至終沒有出現過“全盤西化”的觀點，就從一個側麵看出，現代化並不是西化，已經成為人們的一種理性自覺。
更何況，以北大教授羅榮渠為代表的學者，曾經明確論述了“從西化到現代化”的中國人對於現代化的認識進程，闡明了現代化並不就是西化的道理。
至於政府當局，則是反複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明確反對西化。
在今天的中國，現代化並非西化已經成為常識，這是和將近30年的文化研究的貢獻密不可分的。
文化討論的又一個重要貢獻，是使得中華民族精神的建設得到重視。
將近30年的文化討論，其主題之一，是要建構一個全民族的安身立命之道。
中華民族精神的建設，成為關注的重心。
在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下，經過90年代初期關於中華民族精神的研討，總結曆史經驗和改革開放以來文化建設的基本目標、基本政策及其文化實踐，到中共十六大，中華民族精神建設的重要性受到廣泛重視，有了精煉的概括和係統的表述。
振奮民族精神，建設現代化國家，成為全民共識。
文化討論的又一重要貢獻，是使得精神家園的建構受到重視，並逐漸提到了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的高度，成為促進文化建設和文化研究的重要動力，成為學術界和政界在文化建設方麵形成共識的重要成果。
中共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便是這一明證。
文化討論的又一重要貢獻，是文化對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地位和作用，文化對於增強國家綜合國力的價值，得到包括各方麵認同。
文化是綜合國力，是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是建設全麵小康、最終實現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得到了承認。
目前全國很多省（市、區）在建設各自的“文化大省”、“文化強省”、“民族文化大省”，文化建設的意義被政府當局提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中共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的“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論說，更是重要證明。
文化討論的又一重要貢獻，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得到了新的開掘，文化建設的資源有所拓展。
承認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優秀的成分，是今天文化建設的重要資源，現在已經成為朝野上下的共識。
中學語文教材大力增強了古文的成分，借鑒傳統啟蒙讀物的形式而賦予新的時代精神和內容的通俗讀物，如同雨後春筍遍及神州。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重視和承認。
文化討論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貢獻，是深刻影響了決策當局的文化決策。
文化討論所表現出的強烈的參與意識和實踐精神，對於決策當局有著學術界始料未及的影響。
1986年製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1996年，頒布了《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幹重要問題的決議》；中共十五大報告專辟一章，闡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中共十六大報告專門闡述了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的問題，以及文化體製改革的問題，並特別強調了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1986年的精神文明建設決議，把精神文明劃分為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學文化兩個層麵，社會科學和新聞出版並沒有包括在內。
到了1996年的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社會科學和新聞出版被明確包括在內。
十五大報告第七部分專門論述文化建設問題，一開頭就明確回答了學術界曾經質疑的“精神文明”和“文化”之間的關係，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之間，就其主體內容而言，是一致的。
十五大報告在論述如何對待外國優秀文化問題時，采納了學術界論述過的“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方針。
溫家寶總理2004年12月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闡釋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優秀成分。
十六大報告論述了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的問題，十六屆六中全會決議明確論述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十七大報告提出了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繁榮大發展、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問題，諸如此類，都說明文化討論對於決策當局的深刻影響，以及在文化發展路向上學術界和政界的日益契合。
二、當前的文化研究特點和未來走向
新世紀以來，從總體上看，國內的文化研究視野更加開闊，思想更加解放，觀點更加多元。
其中，全球意識的擴張和本土觀念的增強，傳統意識的凸現和現代精神的張揚，形成奇妙的結合，在相當的緊張程度上，形成了適度的張力。
如上所述，文化討論的特點是詮釋、構建、理性。
相對於80、90年代的急躁、激動和情緒化，當前的文化研究更為沉靜、穩健。
總的看來，關注全球文明的進程，正視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對於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影響，力爭做出正確的回應，自覺地把中國文化的發展納入人類文明共同發展的康莊大道，是一個總的趨勢。
同時，重視文化研究的實踐效果和理論建設，不同學科都在各自領域增強、擴大學術研究的文化含量，從文化的角度進行新的探討，學術研究和社會發展日益結合，學術研究和意識形態逐漸合理地分離，重視文化的民族性與文化建設的路向等，是其重要特點。
重視學理性的研究特別是學科建設層麵的研究，抉發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並予以創造性轉化，從全球化的視角研究文化、發展文化，將是一個重要的路向。
同時，在既有的學科領域範圍內，拓展文化空間（例如語言文化學、文化哲學、經典詮釋學、文化經濟學、文化哲學、法律文化等的進一步創發），將是一個重要的方向。
隨著文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被人們越來越廣泛的認識，文化研究的實踐性的一麵將進一步凸顯，文化研究和社會實際相結合的廣度和深度將大大增強。
文化學者和政府決策部門的結合，政府決策部門對文化學者的倚重，都將進一步增強，從而使得文化研究的社會功能得到更大程度的發揮，社會資源得到更廣泛的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將近30年來的文化研究，存在著明顯的缺陷：一是文化研究的泛化，二是作為學科體係意義上的文化學建設沒有受到學術界和政界應有的重視。
文化研究的泛化現象，比比皆是。
按照傳統學科分類，幾乎所有的（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門類，都有文化研究，而且幾乎都是在原有的研究思路、成果、範圍的基礎上，戴上文化的帽子，或者加上文化的尾巴，便算是“文化研究”。
“文化是個筐，什麼都往裏麵裝”，這句調侃語，居然成了活生生的現實。
泛泛而論的“文化研究”，名不副實的“文化研究”，不勝枚舉。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缺乏文化學範疇意義的問題意識，缺少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文化學的支撐，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我看來，在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大力推動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今天，在全社會都明確文化是國家軟實力，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的今天，我們應當認真研究、積極創建符合國際學術慣例和規範而又符合當今中國國情、承續曆史傳統的中國文化學。
為此，我願意在這裏饒舌一番，說說文化學的學科建設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