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史的圓圈卷著人走的時候，就出現了個人意誌與整體意誌的鬥爭。隨著這場鬥爭，那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個人對民族、民族對人類、人類對世界的權利問題就顯露了出來，隨著這場鬥爭，命運與曆史的基本關係也就顯露了出來。
對人來說，不可能有關於全部曆史的最高見解。偉大的曆史學家和偉大的哲學家一樣都是預言家，因為他們都從內部的圓圈抽象到外部的圓圈。而命運的地位還沒有得到保證；我們要想認清個別的，乃至整體的權利，還需要觀察一下人的生活。
什麼決定著我們的幸福生活呢？我們應當感謝那些卷動我們向前的事件嗎？或者，我們的稟性難道不是更像一切事件的色調嗎？在我們的個性的鏡子裏所反映的一切不是在與我們作對嗎？各個事件不是仿佛僅僅定出我們命運的音調，而命運借以打擊我們的那些長處和短處僅僅取決於我們的稟性嗎？愛默生不是讓我們問問富有才智的醫生，稟性對多少東西不起決定作用以及對什麼東西壓根兒不起決定作用？
我們的稟性無非是我們的性情，它鮮明地顯示出我們的境遇和事件所留下的痕跡。究竟是什麼硬是把如此眾多的人的心靈降為一般的東西，硬是如此阻止思想進行更高的騰飛呢？——是宿命論的頭顱與脊柱結構，是他們父母親的體質與氣質，是他們的日常境遇，是他們的平庸環境，甚至是他們的單調故鄉。我們受到了影響，我們自身沒有可以進行抵擋的力量，我們沒有認識到，我們受了影響。這是一種令人痛心的感受：在無意識地接受外部印象的過程中，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性；讓習慣勢力壓抑了自己心靈的能力，並違背意誌讓自己心靈裏播下了萌發混亂的種子。在民族曆史裏，我們又更廣泛地發現了這一切。許多民族遭到同類事情的打擊，他們同樣以各種不同方式受到了影響。因此，給全人類刻板地套上某種特殊的國家形式或社會形式是一種狹隘做法。一切社會思想都犯這種錯誤。原因是，一個人永遠不可能再是同一個人；一旦有可能通過強大的意誌推翻過去整個世界，我們就會立刻加入獨立的神的行列，於是，世界曆史對我們來說隻不過是一種夢幻般的自我沉迷狀態；幕落下來了，而人又會覺得自己像是一個與外界玩耍的孩子，像是一個早晨太陽升起時醒過來，笑嘻嘻將惡夢從額頭抹去的孩子。
自由意誌似乎是無拘無束，隨心所欲的，它是無限自由、任意遊蕩的東西，是精神。而命運——如若我們不相信世界史是個夢幻錯誤，不相信人類的劇烈疼痛是幻覺，不相信我們自己是我們的幻想玩物——卻是一種必然性。命運是抗拒自由意誌的無窮力量。沒有命運的自由意誌，就如同沒有實體的精神，沒有惡的善，是同樣不可想象的，因為，有了對立麵才有特征。命運反複宣傳這樣一個原則：“事情是由事情自己決定的。”如果這是唯一真正的原則，那麼人就是暗中在起作用的力量的玩物，他不對自己的錯誤負責，他沒有任何道德差別，他是一根鏈條上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如果他看不透自己的地位，如果他在羈絆自己的鎖鏈裏不猛烈地掙紮，如果他不懷著強烈的興趣力求搞亂這個世界及其運行機製，那將是非常幸運的！
正像精神隻是無限小的物質，善隻是惡自身的複雜發展，自由意誌也許不過是命運最大的潛在力量。如果我們無限擴大物質這個詞的意義，那麼，世界史就是物質的曆史。因為必定還存在著更高的原則，在更高的原則麵前，一切差別無一不彙入一個龐大的統一體；在更高的原則麵前，一切都在發展，階梯狀的發展，一切都流向一個遼闊無邊的大海——在那裏，世界發展的一切杠杆，重新彙聚在一起，聯合起來，融合起來，形成一個整體。
編按：馬克·吐溫，美國聲名卓著的幽默諷刺作家，號稱“文學界林肯”。自幼喪父，家境貧寒，當過排字工、領航員、淘金工人、記者，有豐富的生活閱曆。1867年發表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時署名“馬克·吐溫”。在長達50年的創作生涯中，佳品迭出。
馬克·吐溫是出色的演說家，著有《馬克·吐溫演講集》，以詼諧的風格和精妙的比喻著稱，本篇是在紐約勃克萊博物館公共教育協會上的演講。
他幽默而辛辣地譴責了八國聯軍對中國的侵略，讚揚了義和團的愛國主義精神，並揭露了沙俄企圖進一步霸占中國的野心。全篇妙趣橫生，表達了對中國人民的真摯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