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化作春泥猶護花
——父親逝世一周年祭
一、讀書是緣：父親·我·中國古典文獻學
對我而言，讀書是緣，寫書也是緣，出書更是緣。
1983年，二十六年前，我不到十六歲，高考，填報誌願。當時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百廢待興。大家窮怕了，也壓抑夠了。許多參加高考的學子紛紛填報經濟類、金融類的專業。母親也堅持要我填報經濟金融類或政治經濟學類的專業，她說：“這些年，我們被‘官’欺負怕了，整怕了，也窮怕了。學這些專業，你畢業後要麼可以經商賺錢，要麼可以進機關工作。”可是，我不願意。這是受了父親的影響。父親無比包容地說：“你按自己的興趣選報自願吧。我倒希望你學習法律，中國太需要法治了。不光需要國內法的建設，融入國際社會，還需要對國際法的研究，可我們太缺這方麵的專業人才了。
但是，我又不願意你將來的職業離政治太近。剛直、沉不住氣，是我們家族的基因。我們家的人都不適合從政。曆朝曆代，有去從政的，最後都回到從教的路上了。我請教過李聯明老師，他說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是個冷門，需要‘板凳甘坐十年冷’，要耐得住寂寞。我看這個專業好。建國以來我們不停地‘破四舊’，把中國傳統文史哲也‘破’得差不多了。如今這方麵的人才奇缺，學這個專業可以遠離政治。中國從來不缺官，空頭政治家太多。中國缺的是名副其實、貨真價實、德才兼備的學者。”那年高考，福州出奇的熱，考場上臨時抬進了冰塊。考數學時，我剛做完第一大題，打小因營養不良而不時發作的病症又犯了，暈場，一臉煞白，舌頭發麻，眼冒金星，冷汗直滲，渾身無力，趴在考桌上，急得監考老師輪流進出，遞毛巾，送開水，但我還是無法完成後麵的數學考題，又怕影響同考場的同學，不敢提前交卷離開，隻好趴在考桌上等著交卷時間到，剩下的數學卷幾乎是白卷上交。守在考場大門外等著接我的父親，已經聽說考場裏頭有人暈場，並已設法打聽到暈場的人就是我。等我被監考老師扶送到父親麵前，父親第一句話就是：“沒關係。你還不到十六歲。
再考四年，也才二十歲嘛。好好跟我回家休息。把剩下的科目考好就行了。”三天的高考結束了，估分，報誌願。父親說：“除了數學，你都正常發揮了，其他五科全部都有八九十分以上，估計還能超過本一線不少，但受數學影響，進北大基本不可能了。雖然你是第一批福建省‘三好學生’，但北大不可能因此降低招生門檻。你可得想清楚了。如果本一第一誌願報北大錄取不了，你就會喪失進其他本一院校的機會。其實你完全可以把廈門大學或武漢大學報第一誌願，以你的分數，可以穩妥地被這類學校錄取。”我說：“不。我要麼上北大國際法專業，要麼寧可進本二批杭州大學古典文獻學專業。就算北大進不了，我本一第一誌願還是要報北大國際法。不是你這麼說的嗎？”父親笑笑，說：“那好。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杭州是個好地方，杭大也是個不錯的學校，盡管是浙江省屬院校，被列為本二批招生，但古典文獻學專業是麵向全國招生的。我打聽到，這是經陳雲同誌親自過問，由國務院、教育部同意，全國隻有北京大學和杭州大學的古典文獻學專業麵向全國少量招生。但北大這個專業沒有向福建招生，要讀這個專業，你也隻好上杭大了。看來這次考數學暈場，也是天意了。”一旁的母親氣憤地罵我們父女倆“神經病。放著能上的本一院校不報，報什麼古典文獻學！”為此和我們父女倆賭了好一陣的氣。我就這麼從此走上了與中國古書、古人為伍的路。
二、零落成泥碾作塵：父親和“理想國”
對古漢語、文言文，我似乎有著天然的親近，中學時，學校裏每回舉辦文言文知識競賽，我總是獲第一名。這原因，其實也是因為父親。我第一次接觸到的印象深刻的古代文人，是陸遊。那時，大約是1974或1975年前後，“文革”尚未結束，我才七、八歲，某日，高音喇叭傳出女播音員抑揚頓挫的聲音，朗誦毛澤東主席的詞《卜算子·詠梅》，我覺得挺好聽的。聽完了，我問父親：“你喜歡它嗎？我喜歡。”父親淡淡地笑笑，說：“其實還有更美的。這首詞是模仿陸遊之作而來的。”說著，他就朗誦開了陸遊的《卜算子·詠梅》：“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隻有香如故。”他問我：“怎麼樣？喜歡哪首？”我說：“聽起來感覺和主席的不一樣啊。零落成泥碾作塵，怎麼還有香啊？我不懂。還是喜歡主席的。他說‘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多好。”父親又一笑，說：“你還太小，當然不懂。”是啊，那時，我怎麼能懂父親呢？那時，沒有什麼書讀。父親在家的日子，就給我講《三國》、講《水滸》。他佩服曹操的才智，卻不喜歡曹操的為人，說曹操是“亂世之奸雄”。
他說：“曹操這個人，是隻許自己負天下人，卻不能容忍天下人負他的。但做人不能這樣。在我，是寧可天下人負我，我也不負天下人。”他又對我說：“劉備臨終遺囑‘毋以善小而不為，毋以惡小而為之’。可惜了他那兒子，是個扶不起的阿鬥！”大約在1975年，我無意中翻看父親用過的袖珍本《毛澤東選集》，卻赫然發現，在這本書的最後一頁空白處，父親手抄林黛玉的《葬花吟》，密密麻麻。我從父母親那裏聽說過《紅樓夢》，父親怎麼把黛玉的這首詩抄在毛主席的書後呢？而且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漂泊難尋覓”和“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汙淖陷渠溝”等句子下特意劃了重點線，我不解，吃驚地問父親。父親還是淡然一笑，說：“你太小，不懂。”母親則在一旁擔憂地說：“你千萬別在孩子麵前灌輸你那些玩意啊！自己遭罪還不說，還要把孩子往苦裏推啊？”那時，高音喇叭經常反複放送《東方紅》，每次唱到“大救星”，父親常皺眉頭。有一回，他又聽到這句歌詞，忽然對我說：“我教你唱《國際歌》吧。‘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母親急切地打斷他說：“夠了！你不要影響孩子。”父親沉默地走開了，我無比愕然，不知道父親怎麼了。直到“四人幫”粉碎，胡耀邦同誌主政後，我才明白，我原來真的不懂自己的父親。
父親林鼎濂，1938年5月16日生於福州螺洲洲尾。先世耕讀傳家。小學就讀於本村林氏宗學“觀瀾堂”，這是一所從明清兩朝到民國都聞名遐邇的書院、學堂，清代名宦陳若霖、林則徐等都曾問學流連於此，末代帝師陳寶琛多次來此校題聯嘉勉，民國海軍部長陳紹寬曾出任該校名譽校長。因家貧學優，1955年初中畢業於福建師大附中的父親，被保送入讀於福州師範學校，任該校團委、學生會宣傳部長。1957年“反右”，該校黨委書記要求父親等學生幹部向黨“交心”，父親等人當時正熱讀柏拉圖的《理想國》，於是熱血沸騰地組織了一個“理想國”，向“黨”建議說：農村公社化的步伐太快了，農民日子反而較前更苦了，應該按張鼎丞、鄧子恢的主張去做；對台灣，既然都是中國人，最好不要用“解放”的口號，應該以經濟為後盾，發展好大陸的經濟和社會，爭取和平統一；對蘇聯，應該要求它歸還旅大港，等等。父親被同學們封為“理想國”的“外交部長”，對台、對蘇的兩條意見就是他提的。不料，沒多久就陰霾遍地，父親等人都成了被引出洞的“蛇”，一網打盡，以“反動學生組織頭目”的戴罪之身，在1958年畢業後，作為不被“組織”信任的人，被“發配”到黃岐半島從教。從此，父親在閩江口沿海的海島、山區、偏遠鄉村任教四十一年，直到1998年退休。
1966年，“文革”爆發。父親已經是“死老虎”。他設法闖入福州五一廣場體育館地下室，那裏被紅衛兵關著葉飛將軍的夫人、長期任福建教育廳長的王於耕女士。父親要去向她問清楚，為什麼十年前把他們這些風華正茂的青年學生劃為“反動學生”？父親說，王於耕女士見到他，渾身發抖，反複說著“對不起，對不起！不是我要這麼做的。是因為當時你們學校老師‘右派’的指標沒抓夠，你們學校的書記就把你們拿來湊數。是我們害了你們”。父親見她一個勁地發抖，趕緊對她說：“你不要怕。我不是紅衛兵，不會打你，更不會對你無禮。”並問她是不是病了。她說：她已經被紅衛兵又打又罵，還長時間不給她吃的了。她想抽煙。父親趕緊跑出去，買了包煙和一些餅幹，又蒙混過站崗的紅衛兵，給她送了進去。我後來問父親：“你就不恨她或他們？”父親說：“開頭恨。但‘文革’一來，當初死命整我們的人，個個也成了‘牛鬼蛇神’。我想，他們也是犧牲品。我從此打心眼裏可憐他們，原諒他們了。”
1990年後，父親和母親常說：“這輩子，我們感謝兩個人——鄧小平和胡耀邦。人無完人。不管怎樣，沒有他們，不光我們，廣大的中國人，不知道還要在苦難中多久。”1981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由於福建方麵一直不對父親他們的冤案做出平反改正，父親隻好直接上書胡耀邦同誌。耀邦同誌做了批示，福建有關方麵才給父親他們平了反。時任中共福州市委副書記兼市委宣傳部長的蘇裏同誌宣讀了為父親等人平反的文件，並動情地感慨道：“你們二十多年前所說的，正是我們今天才要開始做的。”二十多年呐！人生有幾個二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