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父親不計前嫌。“平反”後，他回到老家，在簡陋的房門上即興題聯：“有天皆麗日，無地不春風”，橫批：“春暉”，足見他對生命中又一個春天的來臨是如何的喜悅。他時常引用魯迅的詩：“曆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不計個人得失，一如既往，意氣風發地投入新時期的教育事業。他寬以待人，嚴以律己，幾十年如一日，任勞任怨地堅持在最艱苦的海島、山區任教，創建小學、中學。1984年，福建省勞動人事部門以晉級工資的方式表彰了他；1992年他又被授予福州市第23屆勞動模範；1993年又被福州市授予“佐藤明雄優秀教育工作者獎”（這是日本友人佐藤明雄在福州設的教育獎）。
三、春蠶到死絲方盡
全身心投入辦學和教學的父親，終於因勞累過度，病倒在崗位上。1991年，他嚴重胃出血；隨後糖尿病、高血壓、心髒左心室肥大，形成血栓。醫生診斷結論：等著隨時“猝亡”。1994年前後，組織上擬請他出任分管中教的區教育局副局長，他堅決謝絕了，理由是：“我有病，過三四年就該退休了。辦教育，沒有個十年八年，很難貫徹自己的辦學理念。”他一向崇尚陶行知先生和蔡元培先生的辦學理念，反對應試教育和沒有民主精神與氛圍的專製教育。可是，母親和我們姐妹都對他謝絕出任教育局副局長一職，挺感遺憾的。當時，我們家的住房條件並不太好，如果他出任此職，我們一家可以從在郊外隨時待拆遷的房子搬入市中心的原郊區政府附近的區直機關宿舍樓中。然而，父親卻不為所動，他說：“不能做屍位素餐的事。那樣，會被老百姓戳著脊梁骨罵的。”他和母親退休後，原住房終於被當地政府推入了21世紀如火如荼的房地產開發潮中，父親在病入膏肓的暮年竟然被迫失去了雖簡陋卻屬於自己的“家”。他和母親，兩人加起來，為共和國的基礎教育事業奉獻了七十餘年，可是，他們的晚年，幾近“無家可歸”，在我這個“潑出去的水”、出了嫁的女兒家裏一住十年。這成了父親難以言說的心頭之痛！去年的今日，父親在過完正月十五後幾個小時，於正月十六日淩晨，再次中風，於正月十七日中午不治而去，他臨死都沒有住上屬於自己名分的“房子”。我隻好依照母親、叔叔和舅舅等長輩的心願，同意將叔叔的長子過繼為父親的兒子，把還剩最後一口氣的父親送回螺洲老家。父親，他終於回家了，回到了生他、養他，但因為“反右”一案，他二十歲就被迫遠離而去的家！
那天，父親上個世紀5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教過的學生，知道的，都趕來送他了。他50年代教過的學生年齡與他相差無幾，他們對我說：“師妹，你知道我們在‘文革’後為什麼四處打聽，要找到老師嗎？我們自從找到他後，為什麼年年都要來看他嗎？那時，海島上沒有好的老師。別人教的，我們聽不懂，可是，你爸爸來教，我們就能聽懂，這是我們打心裏敬重他的原因。還有一點更重要。他很平等，和藹可親。他從來不歧視人。不管學習好的、學習不好的，家庭出身好的、家庭出身不好的，他都對我們好，從來不訓斥我們。”他80年代的學生，與我年紀相仿，對我說：“姐，沒有老師，就沒有我們這個班同學的今天。那時，你爸爸就是周末也都呆在島上，挨家挨戶，苦口婆心，勸我們要讀書，不要輟學。那時我們不懂事，從來也不問老師家在哪裏。你爸爸常讓我們周末到學校他的宿舍裏，給我們這些家裏窮又不愛學習的孩子補課，不但不收我們一分錢，有時還貼我們午飯。我們這個班，從初一到初三，一直是你爸爸帶的。這個班與別班不一樣的地方是，不管男生女生，從來不吵架。就是現在畢業二十多年了，大家感情還很好，無論是有工作的、沒工作的，在國內的、在國外的，個體老板還是政府公職人員，大家都平等友愛，這都是你爸爸帶給我們的。我們的命運是你爸爸改變的。”數年前，這個班的一個女生去美國多年後托親友找到父親，得知父親患幾種高危病後，年年從美國給父親寄來藥品，每逢佳節，總要通過越洋電話向父親請安。父親去世後不久，清明節，父親的兩個男學生從美國回來探親，在機場，聽家人說起父親去世的消息，竟連自己的家都未及回，就直奔我家探望家母，抱著父親的遺像痛哭，並堅持上山，在父親的墓地前長跪不起。父親，有這樣愛您，感念您的學生，您可以安息了！
四、寫書是緣：父親·我·林雨化詩文集及其他
2002年4月至2004年3月，我應邀到日本國立岡山大學文學部任教兩年。其間父親突發腦溢血，死裏逃生後，有大半年的時間幾近失語。我得知消息後在2002年底2003年初請假趕回國內。時任福州大學黨委書記的鞠維強先生聞訊後率福州大學有關部處的領導趕到寒舍探望父親，並希望我及時歸國。“父母在，不遠遊”，這本來就是我當年從杭州回到福州的根本原因。我準時回國後，組織上要求我出任福州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公務和家務讓我忙得昏天黑地。這使父親擔心我不再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他雖因腦中風而言語不清，但神誌卻無比清醒，多次困難地對我說道：“不要像我，過早地透支了自己的身體。要好好搞你的專業，不要從政。”2005年底我果斷地辭去了所有的行政職務。福州大學吳敏生校長、葉輝玲書記和與我愉快共事合作的人文學院黨總支書記程文忠先生以及福建省委有關部門的領導，以無私的寬容海涵了我的“任性”之舉，我辜負了他們對我多年的培養和厚望，深以為疚。但是，這是我必須作出的抉擇。2006年元月我調入福建省委黨校文史部，自我“邊緣化”。我的辭“官”之舉，震驚眾親友，隻有父親和勸榮吾兄在第一時間對此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我自甘“邊緣化”，選擇進入省委黨校文史部，一方麵是因為省委黨校當時擬蓋經濟適用房，答應給我一套房子，供我父母親居住，我想以此舉使來日無多的父親能住上屬於自己的新“家”；另一方麵，我想尋個相對清靜的地方專心從教和重檢古書。但是，省委黨校建房計劃突被取消，父親對此深表失望，這是我終身愧對父母親的憾事。盡管如此，他還是對我說：“不管怎樣，你有時間好好教書、讀書和寫書了。”
一進黨校，我盡快將自己大學畢業二十年來的文稿結成《漸不惑文存》，在老同學、西泠印社出版社副社長江興佑先生和編輯葉康樂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於2006年9月出版，呈送到父親跟前。父親高興地摩挲著這本書，連聲說：“好。好。你就好好讀書、寫文章，教好書。”他希望我緊接著盡快把林則徐、梁章钜所共同敬仰的我們的先輩祖上林雨化先生的詩文集點校整理出版。論輩分，林雨化先生是我這輩的前五世祖，即是我的曾祖父有岩公的祖父輩、我的爺爺秀莊公的曾祖父輩。父親在世，與我論及雨化公者四：其一是我童年六七歲時，老家螺洲洲尾舊宅，彼時無電燈，四周一片空曠冷寂黑暗，每當夜深，我總怕有鬼出沒，常常恐悚不安。某日在外口耕謀食的父親歸來，見我沒來由地又怕鬼，就笑哈哈地說：“哪有鬼！給你講個故事吧。我們祖上蒙冤流放新疆，被赦免回來，某日天沒亮就敲家門，家裏人嚇死了，不敢開門，隔著門問他：‘你是人還是鬼？’祖宗回答說：‘當然是人，哪會是鬼？’”父親如此這般說過後，我怕鬼的心理從此有所緩解。其二是我初中畢業將入高中時，那年我十四歲，因為是福州市三好學生、優秀學生幹部，參加了市教育局組織的夏令營，被安排參觀“文革”後剛重新修繕、恢複對外開放的澳門路的林則徐紀念館。一入紀念館正大廳，右側第一個玻璃展櫥中展出的就是林公則徐二十二歲時為雨化公文集撰寫的《後序》，字裏行間流溢著作為晚輩的他對前輩雨化公的無上敬重。與這個玻璃展櫥對應的右側牆上掛著的第一幅人物畫像就是披枷戴鎖卻依然氣宇軒昂的被流放新疆的雨化公。這幅畫像長有一米多，寬也有近一米，在牆上顯得特別醒目。我當時站在玻璃展櫥前困難地讀著繁體豎排未加標點的林則徐《後序》，心裏無比自豪。
回到家見到父親，情不自禁欣喜地對他說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見到我們祖上的巨幅畫像了。在林則徐紀念館。還有林則徐無比崇敬他的文字。”父親哈哈一笑說：“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我們林家本來就曆代出舉人、出進士。有的當官去了，有的不願當官，有的當了官又不當了，在家或種田，或教書，不像陳家（指螺洲陳若霖一族），盡出大官。但當上官的無論大小，倒都是清官、好官，都是為老百姓做好事的官。就是陳家的大官，還都是我們林家教出來的學生呐！別說林則徐了，就是陳若霖，也敬我們祖上幾分。老輩人說，林則徐年輕時常來我們祖上這兒，還想認到我們祠堂來，但那時掌管祠堂的族人不願意。後來林則徐成大器了，當初不願意的族人可後悔了。瞧瞧他們，就沒我們祖上有眼力吧。我們祖上說過俄羅斯是我們國家的大患，林則徐重視‘塞防’，就是受他影響的。”林則徐紀念館多年來展出的林則徐《後序》和雨化公的畫像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被撤得無影無蹤了。據說是京中某要人來朝拜林公，有關部門為了不讓要人看到雨化公“披枷戴鐐”的“晦氣”，才撤下的，林則徐在天之靈若有知，大約會對此舉嗤之以鼻的。第三次與父親談及雨化公時，我已年近不惑。2005年秋，全國政協和福建省委宣傳部、省社科聯聯合在北京召開紀念林則徐誕辰220周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應時任省社科聯副主席馬照南先生的邀請，赴京代表福建學界做了題為《“一個林則徐”，還是“兩個林則徐”》的大會發言，不意發言得到了與會的來新夏先生、龔書鐸先生、邵純先生、林子東先生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