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貪婪斷交，與清風做伴
蓋子孫若賢，則不靠父輩，亦能自覓衣食；子孫若不賢，則多積一錢，必將多造一孽，後來淫佚作惡，大玷家聲。故立定此誌，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以銀錢予後人。
——曾語良言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清朝之官並不清，這樣的官員生前為百姓所怨恨，死後也大都埋沒於曆史浩瀚的故紙堆中，寂寂無聞。
曾國藩認為，做官重在於守廉。一事想貪，則可能事事想貪；一時想貪，則可能時時想貪。如此惡性循環下去，自己就會被貪婪所吞沒，因此他潔身自好，為官不求錢財。
曾國藩攻下武昌後，朝廷派來兵部郎中滿人德音杭布，名為效力，實為監察。他進入曾國藩的臥室時，竟不敢相信自己之所見。“隻見屋內除一張床、一張書案、兩條木凳、三隻大竹箱外，再無別物。床上蚊帳陳舊黑黃，低矮窄小，僅可容身。床上隻鋪著一張半舊草席，草席上壘著一床藍底印花棉被，被上放著一件打了三四個補丁的天青哈拉呢馬甲。屋裏唯一飾物，便是牆上掛的當年唐鑒所贈‘不作聖賢，便為禽獸’的條幅。”德音杭布不由感慨道：大人也太儉樸了。不隻曾國藩的屋內裝飾簡陋，就連他用來裝舊衣服的竹箱還是其先祖星岡公時製的，已有四十餘的曆史了。曾國藩平時吃飯時隻有一個葷菜，不來客人從不加菜，因此也被人笑稱為“一品大人”。
曾國藩不僅如此要求自己，也以此來教育兒女。他自己說：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官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還寫詩道：“但留德與能，教兒須自行。”
品德才是能伴隨一個人一生的最寶貴的財富，金銀珠寶不過是身外之物。唯有靠自己的努力和奮鬥才能實現人生的價值。曾國藩後代人才輩出，有不少人成為科學家、教育家、學者和詩人，可見這份精神遺產之豐厚。
曆史上受後人景仰的傑出政治家大多具備這一品質，於謙就是其中一位。
明朝宰相於謙打退瓦剌，保住了大明江山，位極人臣。但他並不以名利為本。他認為“錢多自古壞名節”，把錢財看得輕如鴻毛，從不聚斂，廉潔自守。他的俸祿用在自己身上的少，常常用以救濟貧窮親朋。平時自奉儉約，衣不錦繡，食不兼味，從不鋪張浪費。當時達官貴人把生日看得極重，要大肆慶賀。但於謙過生日，謝絕一切賀客，拒收任何禮物，常常是獨坐靜思，回省自己的政務，激勵自己。於謙執政，日理萬機，“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所居僅蔽風雨”。“門前無列戟”，常被“錯認野人家”，與他的職位極不相稱。
正統年間，宦官王振專權，作威作福，肆無忌憚地招權納賄。百官大臣爭相獻金求媚。每逢朝會期間，進見王振者，必須獻納白銀百兩；若能獻白銀千兩，始得款待酒食，醉飽而歸。而於謙每次進京奏事，從不帶任何禮品。有人勸他說：“您不肯送金銀財寶，難道不能帶點土產去？”於謙瀟灑一笑，甩了甩他的兩隻袖子，說：“隻有清風。”他還特意寫詩《入京》以明誌：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閻閭話短長！
這種兩袖清風，有多少遊跡於官場之人能夠做到？在於謙之後，明朝另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張居正，在推行改革時雖然倡清廉、反腐敗，可惜自己卻未能潔身自好。改革剛開始時，張居正確實是帶頭執行。他父親過生日，派仆人騎驢回家送禮，特吩咐不得住驛站。但後來他回鄉葬父，坐的是三十二抬的特製大轎，沿途地方官員郊迎郊送，還要呈上奠金，擔負護衛任務的是比國家正規軍裝備還要精良的特殊衛隊，弄得朝野上下議論紛紛。他反對別人受賄，而自己受賄卻十分驚人。
鐵打的官場流水的官，每一個政治家都是這個舞台上的匆匆過客，他們的是非褒貶，逃不過後人的評論。反觀現實，蓋棺定論的時候，清官永遠是百姓所敬仰的。即便沒有什麼驚天偉業，但是能造福一方百姓而清廉自守，足以讓這一方的百姓銘記。
嫉妒別人，不如提升自己
嫉妒別人，不如提升自己。
——曾語良言
在社會中，能夠從競爭中脫穎而出的佼佼者，定然有著壓過他人的長處。麵對這樣的對手，努力從他身上學習自己所沒有的品質，努力向他看齊才是正確的道路，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做到，事實上，很多人對超越自己的人容易心生嫉妒。嫉妒是一種可怕的力量，它會吞噬人的理智，讓人做出一些損人不利己的行為，因此明智的人把比自己優秀的人當做是自己超越的目標，而不是打擊的對象。
曾國藩就懂得在前進的道路上，嫉妒對自己毫無用處，反而會招致禍亂。清同治九年（1870年），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前往天津查辦天津教案時，因案子十分棘手，他覺得自己可能因此喪命，所以寫下一份遺囑，這就是寫給長子曾紀澤的信。他在信中說：餘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忮（嫉妒）不求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