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四個原因解釋了為什麼在與外商的競爭中，晉商走下坡路的原因，而以下兩個因素的加入則促其加速走向衰敗。
其一，近代中國戰亂不斷，嚴重影響工商業的發展。近代中國的戰亂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由帝國主義發動的搶奪中國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的戰爭，如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1856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84年的中法戰爭、1894年的甲午戰爭和1890年的八國聯軍侵犯中國。一類是由外國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軍事入侵引發的國內戰爭。先是因傳統經濟結構瓦解、民不聊生而引發的太平天國革命、撚軍起義、西北回民和雲南苗民起義，接著是中國新成長起來的民族資產階級因要求加快改革而與保守的清政府之間產生的衝突，如廣州起義、惠州起義、辛亥革命等。
無論是何種形式的戰爭，對工商業的發展來說都有一定的破壞作用，它輕則造成交通中斷，重則引起對商店、典當、銀行的哄搶，顯然不利於工商業的發展。如太平天國革命對晉商的影響就非常大，“清洪戰役與撚回之亂，太原盆地雖未罹害，然影響於事業者，在鹹道與同光之間顯然劃一界線。”[3]這是因為太平天國革命不僅發生時間長，而且波及大半個中國，長江中下遊一帶是戰爭的重災區，這對“足跡遍天下”，以武漢作為中轉站的晉商來說無疑打擊沉重。不僅如此，為了籌措鎮壓人民革命及抵禦外部侵略的軍費，或賠償有關戰爭的賠款，清政府還不得不對國內民眾增捐加稅，號稱天下最富的晉商自然首當其衝。對民眾稅收及其他捐稅的增加，一方麵會提高工商業者的運營成本，使其在與外商的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另一方麵又因掏空了工商業者的資產，使其無力追加投資，一旦遇到大的市場危機，往往成片倒閉。
大家可能會說，晉商本來就是在兵荒馬亂中，靠為明軍輸送糧草，為清軍提供平叛物資發展起來的，怎麼過去的戰爭促其發展，現在的戰爭卻促其毀滅呢？此一時彼一時也。戰爭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其作用也是兩方麵的，既會給某些人、某些產業帶來大發展的機會，又會給某些人、某些產業帶來致命的威脅。至於帶來的是機會還是威脅，則要具體分析。以晉商為例，鴉片戰爭以前的戰爭基本上帶給它的都是機會，因為戰爭是在當時的山西商人勢力範圍以外的地方打的，晉商在戰爭中不僅未受損失，反而既能靠為清軍提供軍需發一筆大財，還能因清軍的勝利而拓展商業範圍，不然晉商憑什麼會在清朝做到“足跡遍天下”呢？但鴉片戰爭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幸運的天平不再繼續光顧晉商，厄運開始降臨到晉商頭上。由於清政府在與外國資本主義的戰爭中屢戰屢敗，這樣戰爭自然要從普商的“家外”轉移至“家內”。不僅如此，對外戰爭的失敗還造成了兩個後果，一是激發了資本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使得中外戰爭由初期的主要在東南沿海進行，發展到後期的在東北、西北等邊疆地區進行。二是嚴重損害了清政府的信譽，以致欲取而代之者頻出，造成中國內亂不斷，先是席卷大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革命，繼則是聲勢浩大的義和團運動，最後是徹底摧毀了清王朝統治的辛亥革命。所有這些頻頻在晉商“家門口”爆發的戰爭，使得“足跡遍天下”的晉商隻有招架之功，無回手之力。
其二，在晉商的國內市場危機頻出的同時，其邊疆市場和國外市場也遇到了大麻煩。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製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麵貌為自已創造出一個世界。”[4]俄羅斯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也和近代中國一樣，因國內階級矛盾的激化而伴隨著大量的動亂、戰爭和革命，這是對在俄國經商的山西商人的第一層威脅。為了籌措鎮壓動亂、革命的經費，沙皇政府往往要加重對商人，尤其是那些客居當地、祖國的國際地位又不高的外國商人的稅收，這是對在俄國經商的山西商人的第二層威脅。隨著沙皇政權的被推翻，革命者內部又出現了代表勞動階層利益的布爾什維克和代表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孟什維克的對立，俄國社會繼續充滿著衝突，最後代表勞動階級利益，反對資本主義自由競爭，主張國家統製經濟的布爾什維克掌握了政權。隨著新政府全麵國有化政策的實施，山西商人丟失了數十年來在俄國積累的全部資產，這是對在俄國經商的山西商人的第三層威脅，使得它不得不放棄俄羅斯市場，撒手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