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我的小傳
本文節選自《季羨林全集》（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五卷“回憶錄”之《小傳》，寫於1988?年。
從中學時代起，我就開始學習著寫一些東西，也曾翻譯過一些歐美文學作品。上大學後，念的是西方文學，以英文為主，輔之以德文和法文。當時清華大學雖然規定了一些必修課，但是學生還可以自由選幾門外係的課。我選了幾門外係的課，其中之一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這門課以《六祖壇經》為課本。我從來不信任何宗教，但是對於佛教卻有濃厚的興趣。因為我知道，中國同印度有千絲萬縷的文化關係。要想把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東西是困難的。陳先生的課開擴了我的眼界，增強了我研究印度的興趣，我學習梵文的願望也更加迫切了。
1935年我到了德國。德國對梵文的研究是頗有一點名氣的，曆史長，名人多，著作豐富，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外國許多梵文學者是德國培養出來的，連印度也不例外。我到了德國，入哥廷根大學，從瓦爾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他給我出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關於印度古代俗語語法變化的，從此就打下了我研究佛教混合梵文的基礎。苦幹了五年，論文通過，口試及格。以後，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應召參軍，他的前任西克（Sieg）教授年屆八旬，早已退休，這時又出來擔任教學工作。
這位老人待人親切和藹，對於我這個異域的青年更是寄托著極大的希望。他再三敦促我跟他學習吐火羅文和吠陀。我今天在這方麵的知識，都是他教導的結果。我畢生難忘我的德國老師們。
在德國十年，我主要致力於語言的研究，對於印度古典文學很少涉獵。
但是回國以後，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喜歡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語言，由於缺少起碼的書刊資料，不管我多麼不願意，也隻能束之高閣，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在科學研究方麵，我是一個閑不住的人。現在幹些什麼呢？我徘徊，我遲疑，結果我就成了一個“雜家”。有什麼飯，就吃什麼飯；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飯。
這就是我當時的指導思想。於是，我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譯和研究梵文文學作品也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此處有刪節。）
有人可能認為，搞一些枯燥的語法現象同艱深的宗教理論，會同文學翻譯與創作有矛盾。也許是因為我在兩方麵都搞得不夠深，我倒沒有感到有什麼矛盾，反而覺得有利於腦筋的休息。
換一個工作，腦筋就好像刀子重新磨了一樣，頓時鋒利好用。
五六十年以來，我就是這樣搞下來的。我不但翻譯文學作品，自己也從事創作。少年時代大概也寫過詩。從高中起就專寫散文，迄今未斷。已經出版了四個散文集：《天竺心影》，1980?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朗潤集》，198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季羨林選集》，1980?年，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季羨林散文集》，198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五個集子《萬泉集》也已出版。個人回憶錄《留德十年》也在排印之中。
從上麵敘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這一生是翻譯與創作並舉，
語言、曆史與文藝理論齊抓，對比較文學、民間文學等等也有濃厚的興趣，是一個典型的地地道道的“雜家”。我原以為，我成為“雜家”是被環境逼出來的。現在看起來，似乎並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雜家細胞”。現在環境早已改變了，而我仍然是東抓西抓，還樂此不疲，這事實我能否認掉嗎？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無改變的跡象和意願，我恐怕將以“雜家”終了。
1988年4?月15?日寫完
第一章?
隨緣而喜
天地萌生萬物，對包括人在內的動植物等有生命的東西，總是賦予一種極其驚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極其驚人的擴展蔓延的力量，這種力量大到無法抗禦。隻要你肯費力來觀摩一下，就必然會承認這一點。
從南極帶來的植物（從南極萬古冰原中帶來的一個奇跡。）
小友兼老友唐老鴨（師曾）自南極歸來。在北大為我舉行九十歲華誕慶祝會的那一天，他來到了北大，身份是記者。全身披掛，什麼照相機，錄像機，這機，那機，我叫不出名堂來的一些機，看上去至少有幾十斤重，活靈活現地重現海灣戰爭孤身采訪時的雄風。一見了我，在忙著拍攝之餘，從褲兜裏掏出來一個信封，裏麵裝著什麼東西，鄭重地遞了給我。信封上寫著幾行字：
祝季老壽比南山南極長城站的植物，每100?年長一毫米，此植物已有6000?歲。
唐老鴨敬上
這幾行字真讓我大吃一驚，手裏的分量立刻重了起來。打開信封，裏麵裝著一株長在仿佛是一塊鐵上麵的“小草”。當時祝壽會正要開始，大廳裏擠滿了幾百人，熙來攘往，擁擁擠擠，我沒有時間和心情去仔細觀察這一株小草。
夜裏回到家裏，時間已晚，沒有時間和精力把這一株“仙草”
拿出來仔細玩賞。第二天早晨才拿了出來。初看之下，覺得沒有什麼稀奇之處，這不就是一棵平常的“草”嘛，同我們這裏遍地長滿了的野草從外表上來看差別並不大。但是，當我擦了擦昏花的老眼再仔細看時，它卻不像是一株野草，而像是一棵樹，具體而微的樹，有幹有枝。枝子上長著一些黑色的圓果。我眼睛一花，原來以為是小草的東西，驀地變成了參天大樹，樹上搭滿鳥巢。
樹紮根的石塊或鐵塊一下子變成了一座大山，巍峨雄奇。但是，當我用手一摸時，植物似乎又變成了礦物，是柔軟的能屈能折的礦物。試想這一棵什麼物從南極到中國，飛越千山萬水，而一枝葉條也沒有斷，至今在我的手中也是一絲不斷，這不是礦物又是什麼呢？
我麵對這一棵什麼物，腦海裏疑團叢生。
是草嗎？不是。
是樹嗎？也不是。
是植物嗎？不像。
是礦物嗎？也不像。
它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我說不清楚。我隻能認為它是從南極萬古冰原中帶來的一個奇跡。既然唐老鴨稱之為植物，我們就算它是植物吧。我也想創造兩個新名詞：像植物一般的礦物，或者像礦物一般的植物。英國人有一個常用的短語：at?one's?wits'end，“到了一個人智慧的盡頭”，我現在真走到了我的智慧的盡頭了。
在這樣智窮力盡的情況下，我麵對這一個從南極來的奇跡，不禁浮想聯翩。首先是它那六千年的壽命。在天文學上，在考古學上，在人類生活中，六千是一個很小的數目，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地方。但是，在人類有了文化以後的曆史上，在國家出現的曆史上，它卻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中國滿打滿算也不過說有五千年的曆史。連那一位玄之又玄的老祖宗黃帝，據一般詞典的記載，也不過說他約生在公元前26?世紀，距今還不滿五千年。
連世界上國家產生比較早的國家，比如埃及和印度，除了神話傳說以外，也達不到六千年。我想，我們可以說，在這一株“植物”
開始長的時候，人類還沒有國家。說是“宇宙洪荒”，也許是太過了一點。但是，人類的國家，同它比較起來，說是瞠乎後矣，大概是可以的。
想到這一切，我麵對這一株不起眼兒的“植物”，難道還能不驚詫得瞠目結舌嗎？
再想到人類的壽齡和中國朝代的長短，更使我的心進一步地震動不已。古人詩說：“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在過去，人們總是互相祝願“長命百歲”。對人生來說，百歲是長極長極了的。然而南極這一株“植物”在一百年內隻長一毫米。中國曆史上最長的朝代是周代，約有八百年之久。在這八百年中，人間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動呀。春秋和戰國都包括在這個期間。百家爭鳴，何等熱鬧。雲譎波詭，何等奇妙。然而，南極這一株“植物”
卻在萬古冰原中，沉默著，忍耐著，隻長了約八毫米。周代以後，秦始皇登場。修築了令全世界驚奇的長城。接著登場的是赫赫有名的漢祖、唐宗等等一批人物，半生征戰，鐵馬金戈，殺人盈野，血流成河。一直到了清代末葉，帝製取消，軍閥混戰，最終是建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千多年的曆史，千頭萬緒的史實，五彩繽紛，錯綜複雜，頭緒無數，氣象萬千，現在大學裏講起中國通史，至少要講上一學年，還隻能講一個輪廓。倘若細講起來，還需要斷代史，以及文學、哲學、經濟、藝術、宗教、民族等等的曆史。
至於曆史人物，則有的成龍，有的成蛇；有的流芳千古，有的遺臭萬年，成了人類茶餘酒後談古論今的對象。在這兩千多年的漫長悠久的歲月中，赤縣神州的花花世界裏演出了多少幕悲劇、喜劇、鬧劇；然而，這一株南極的“植物”卻沉默著、忍耐著隻長了兩厘米多一點。多麼艱難的成長呀！
想到這一切，我麵對這一株不起眼兒的“植物”難道還能不驚詫得瞠目結舌嗎？
我們的漢語中有“目擊者”一個詞兒，意思是“親眼看到的人”。我現在想杜撰一個新名詞兒“準目擊者”，意思是“有可能親眼看到的人或物”。“物”分動植兩種，動物一般是有眼睛的，有眼就能看到。但是，植物並沒有眼睛，怎麼還能“擊”（看到）呢？我在這裏隻是用了一個詩意的說法，請大家千萬不要“膠柱鼓瑟”地或者“刻舟求劍”地去推敲，就說是植物也能看見吧。
孔子是中國的聖人，是萬世師表，萬人景仰。到了今天，除了他那峨冠博帶的畫像之外，人類或任何動物決不會有孔子的目擊者。
植物呢，我想，連四川青城山上的那一株老壽星銀杏樹，或者陝西黃帝陵上那一些十幾個人合抱不過來的古柏，也不會是孔子的目擊者。然而，我們這一株南極的“植物”卻是有這個資格的，孔子誕生的時候它已經有三千多歲了。對它來說，孔子是後輩又後輩了。如果它當時能來到中國，“目擊”孔子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