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為《孫子兵法》的首篇，在全書中具有提綱挈領的作用。孫子從總體上論述了治軍在國家興亡中的地位，論述了決定戰爭勝敗的基本要素，提出了“兵者，國之大事”，明確地表明了慎戰與備戰的觀點。“計篇”是孫子軍事思想的支撐點，戰爭無籌劃不足以取勝，事業無計謀不足以成功。正如孫子所說，“夫未戰而妙算勝者，得算多也。”在此基礎上，還總結出整部兵法的精粹：“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國之大事，不可不察
原典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古句新解
孫子說：戰爭，是國家的頭等大事，它關係到軍民的生死和國家的存亡，是不能不慎重地加以考察研究的。
自我品評
這句話體現了孫子的重戰慎戰思想，可謂是中國傳統兵學的偉大之處。它不僅概括和創造了不朽的作戰規則，而且始終秉持義戰、慎戰的原則而反對窮兵黷武。這一主題思想非常明確，是這部兵書的精髓所在。
文中所說的“兵”，指的是“戰爭”、“國防”和“軍隊”。孫子上來講的第一句話，非常有氣勢，把戰爭問題提到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來。這樣，《孫子兵法》全篇就被定位在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上，使我們認識和研究戰爭問題處在一個非常高的戰略起點上。“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語句也非常有分量，將研究戰爭問題的必要性點得非常到位，使我們會帶著一種國家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進入到戰爭問題的研究上，而這一點，正是每一位戰略家必須具有的戰略感覺。要知道，兵凶戰危，戰爭是人類社會最殘酷的競爭，它是解決政治問題的最後一種手段，它用實力說話，它用流血的方式來最終強迫失敗者臣服。戰爭的結局，直接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並且是用“生”與“死”、“存”與“亡”這種最慘痛的代價和最極端的選擇來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當你在戰爭中失敗，就必須接受“死”與“亡”的現實，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也沒有改正錯誤的機會。
因此，國家的主宰者、戰爭的決策者，對戰爭問題不能有絲毫忽略，必須認真對待。同時，還要明白不察兵而輕易發動戰爭，不察兵而輕易與敵國作戰都是危險的，輕者喪師殺將，重者失地滅國。
春秋時期，宋國是弱國，卻一心想做霸主，不斷攻擊比自己更弱小的國家。一次國君宋襄公領兵攻打鄭國，鄭國慌忙向楚國求救。楚國國君派能征善戰的大將成得臣率兵向宋國本土發起攻擊。宋襄公擔心國內有失，隻好從鄭國撤兵，雙方的軍隊在泓水相遇。
宋國大司馬公孫固非常清楚宋國絕非楚國的對手，勸宋襄公道：“楚國是大國，兵多將廣，土地遼闊，我們宋國弱小，哪裏能與它相匹敵呢？還是跟楚國議和吧！”
宋襄公生氣地說：“楚軍雖說兵力有餘，但仁義不足；我們宋國兵力不足，但仁義有餘，仁義之師是戰無不勝的。你為什麼要長敵人誌氣，滅自己威風呢？”
公孫固還想爭辯，但宋襄公怒氣衝衝地說：“我意已決，不必說了！”宋襄公命人做了一麵大旗，高高地豎了起來，旗上繡著“仁義”兩個醒目的大字。
戰鬥開始後，楚軍強渡泓水。宋將司馬子魚看到楚軍一半渡過河來，一半還在河中，就勸宋襄公下令進攻，乘楚軍尚無立足之處打他一個措手不及，宋襄公卻說：“寡人一向主張‘仁義’，敵人尚在渡河，我軍趁此進攻，那還有什麼‘仁義’可言？”
楚軍終於渡過了河，開始布陣。司馬子魚又勸宋襄公：“楚軍現在隊列未成，較為混亂，我們趕快進攻，還有希望獲勝，趕快下令吧！”宋襄公指著迎風飄揚的“仁義”大旗說：“我們是‘仁義’之師，怎麼能趁敵人布陣未穩就發起進攻呢？”宋軍由此坐失戰機。
楚軍布好陣後，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宋軍衝殺過來。宋軍一戰即潰。楚軍乘勢掩殺，宋軍丟盔棄甲，宋襄公本人也被一箭射中大腿，“仁義”大旗則成了楚軍的戰利品。
宋襄公慘敗後，還不服氣，他對司馬子魚說：“仁人君子作戰，重在以德服人，敵人受了重傷，不應再去傷害他；看見頭發花白的敵人，也不應抓他做俘虜。敵人還沒有擺好陣，我們就擊鼓進軍，這不能算是堂堂正正的勝利。”
司馬子魚長歎一口氣，說：“我們宋國兵微將寡，根本就不是楚國的對手，本不應該跟楚國交戰。可是您卻非要交戰不可。一旦交戰，就應抓住戰機，痛擊敵人，可是你卻講什麼仁義。不傷害重傷的敵人，就等敵人來傷害我們吧；不抓頭發花白的人做俘虜，就讓敵人抓我們做俘虜好了。”
宋襄公無言以對。第二年五月，宋襄公因傷勢過重，久治不愈，死了。
宋襄公在不了解敵人和自己的情況下就勉強用兵，用兵之後又不斷喪失戰機，完全無視戰爭規律。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即是講察兵、用兵的重要性。宋襄公無視自己的力量，先伐楚之盟國鄭國，引來楚國重擊，又不聽勸諫，濫講仁義，導致兵敗身死，實在是不察之罪也。
國家安全是國家的最大利益，戰爭是關係到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戰爭的發生或消失，並不以某個國家統治者的意誌為轉移。無數曆史事實證明，不敢麵對戰爭者，不認真審察而忽略戰爭存在者，最後都將被戰爭無情地吞噬掉。我們必須具有憂患意識，常常要從自身的生死存亡考慮一些競爭方麵的問題，尤其在和平的時候，順利的時候。
中華民族曆來就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的兵家文化和儒家文化一樣，其根本精神都是和合文化，都是倡導親仁善鄰、與鄰為伴、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儒家主張仁義安天下，墨家主張“非攻”，道家追求建立一種“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的理想社會，主旨都是相同的。在戰爭的破壞力愈來愈大的當今世界，一國之安危與國際社會息息相關，安己之國與安人之國相輔相成，孫子“慎戰”思想把保護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作為戰爭最高的價值目標，不僅閃爍著中華民族倫理智慧的光輝，也是對人類文明的貢獻。
孫子在《計篇》裏，還談到道、天、地、將、法五種要素，把“道”列為榜首，認為“道”對戰爭中的其他要素起統帥作用，這一思想對今天的戰爭倫理仍有重要啟示。其實，中國先秦時代幾部主要兵書都把仁義、德治這些儒學的基本概念列為用兵的重要信條。《孫臏兵法》裏的“義”，《尉繚子》裏的“道勝”與“人和”，都是把仁義和道這些代表德政的東西置於顯著的地位。
《呂氏春秋》這本書裏，記載了魏文侯同魏國大臣李克的一段對話，更是告誡人們如不節製運用力量將會帶來災難。魏文侯在中山國時，向李克請教說，吳國滅亡的原因若何？李克答道“屢戰而屢勝”，魏文侯不以為然，覺得屢戰屢勝乃國家的福氣，怎能說是滅國的原因。李克解釋說：屢戰就會使百姓疲憊，屢勝就會使國君驕傲。以驕傲的國君去驅使疲憊的百姓，這樣的國家趨於滅亡是合乎規律的。李克進一步解釋說：驕傲必然恣肆放縱，恣肆放縱就會窮盡物欲；疲憊會產生怨恨，怨恨之餘會鋌而走險。上下都鋌而走險，吳國不滅亡更待何時。吳王夫差自刎乃情理所至。也正是循著這樣的思路，《呂氏春秋》主張以節製開始，引出“適威”（運用威力應適當）、“慎大”（謹慎對待強大）、“慎勢”（有節製地對待權勢）、“不侵”（不可隨意欺侮別人或別國）、“慎己”（時刻不忘審查自己）等觀念，宣揚以“節”製“暴”，這與孫子的以慎待戰的思想是一致的。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原典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
古句新解
所謂道，是指君主和民眾目標相同，意誌統一，可以同生共死，而不會懼怕危險。
自我品評
孫子認為，道是使上下同心的方針和政策，天即自然時機和社會時機，地就是地理形勢和交通運輸之利害，將是指選擇將帥，法就是軍隊的組織體製、編製和國家的法製等，孫子認為應從這五個方麵來分析研究戰爭勝負的可能性。這五個因素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是“道”，被列在首位。可見道在治國、治軍中的重要性，也說明有作為的統帥和領導者重“道”的意義所在。道的內容是“令民與上同意”，就是民眾與國君的意願相一致，這樣，民眾在戰爭中就可以為國家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險。
這裏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人的因素又集中表現在“民與上同意”，即上下一心。強調的是無論發動戰爭還是進行作戰都必須爭取人心，使上下和諧，同心同德，這是取勝的根本。作戰時，所謂人心主要指民心、將心、軍心，這三心是互相聯係又密不可分的。得民心，戰爭需要的人力物力就能源源不斷地得到供應：得將心，將帥才會為之拚命沙場；而爭得了一個安定環境，有一個穩定的社會局麵，才能使軍隊在作戰時無後顧之憂。
商朝後期，紂王對外連年發動戰爭，對內濫施酷刑，殘害忠良。他還大興徭役，建造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的離宮，整日過著奢侈荒淫的生活，激起百姓和各諸侯國的強烈不滿。
這時候，一個足以與殷商王朝對峙的奴隸製強國——“周”在灃水西岸悄然興起。
公元前約1069年，周武王與800諸侯會於盂津，在孟津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誓師儀式，發表了聲討商紂王的檄文，800諸侯群情激奮，都說：“商紂可伐！”但是周武王聽從了國師呂尚（薑子牙）的勸告，認為商紂王朝力量還十分強大，征伐商紂的時機還未成熟，斷然班師返回。
公元前1066年，殷商王朝內部矛盾激化，王子比幹被殺，箕子、微子、大師疵等朝廷重臣或被囚或外逃，紂王已到了眾叛親離的地步。呂尚對周武王說：“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力勸周武王出兵伐紂。周武王盼這一天盼了十幾年，立刻下令遍告諸侯：“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隨後以呂尚為主帥，統兵車300輛、猛士3000人、甲士45000人，誓師伐紂。
周軍東進，開始的時候，一路之上頗不順利：狂風肆虐、暴雨傾盆、雷電交加，折旗毀車，人馬時有傷亡。呂尚巧妙地把這天地肅殺之征解釋為鬼神對殷商發怒之狀，並大力加以渲染，不但穩定了軍心，還增強了鬥誌。由於商紂失盡了人心，四方諸侯及沿途百姓紛紛加入武王的伐紂行列，周軍士氣日益高漲。
這一年的12月，呂尚率軍渡過黃河，在距殷商都城朝歌僅70裏的商郊牧野（今河南汲縣）召開了誓師大會，曆數紂王罪過，揭開了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戰”的序幕。
此時，紂王正與東南邊疆的夷族人交戰，朝歌兵力空虛。周軍兵臨城下的消息傳入朝歌，紂王慌忙把奴隸和戰俘武裝起來倉促應戰。雙方在牧野短兵相接。戰鬥中，呂尚身先士卒，率戰車和猛士衝入商軍，打亂了商軍的陣腳。商軍本來就沒有鬥誌，不但不再抵抗，反而陣前倒戈，引導周軍殺入朝歌。紂王見大勢已去，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在中國曆史上存在500多年的奴隸製國家殷商，從此滅亡。
公元前1066年底，周武王班師回到鎬京，正式建立了周王朝。
在這場滅商之戰的前三年，武王有過討伐殷商的想法，但是他聽從了“尚不是商的對手”的建議終而沒戰。而是選擇了殷商王朝內部矛盾激化、朝廷重臣或被殺被囚或外逃，紂王到了眾叛親離的地步這個時機發起戰爭，征伐路上遇到了狂風肆虐、暴雨傾盆的天氣，主帥呂尚又巧妙地解釋為鬼神對殷商發怒之狀，穩定了軍心，增強了鬥誌，而戰鬥中，呂尚身先士卒，勇猛殺敵給將士們以鼓舞，這一切都緊緊扣住了決定了戰爭成敗的“五事”——道、天、地、將、法的內涵。而商朝的滅亡是從反麵深刻地見證了失“五事”必慘敗，失道者失天下的道理。
人心向背是事業成敗的關鍵，這已經成為古老的中國政治智慧的結晶。古往今來，凡興國安邦之君大多都能認識到，政治的成敗，在於統治者對於民眾的態度和隨之而來的民心向背。“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這句話，道出了治國安邦的真理。今天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上下同心”的道理包含的不僅僅是治國安邦的智慧，也越來越多地體現在人們的管理理念當中。
《東方管理智慧》的作者張應杭在總結中國管理思想精髓時認為，中國式的管理是以“道”為尊，道體現的是一種管理思想和理念，體現的是一種文化的凝聚和境界。他把管理思想與管理技巧區別開來，一個是道的層麵，一個是術的層麵。對道的層麵的重視和關注，是東方管理智慧的一個重要方麵，也越來越引起西方管理學者的關注。因此作者認為，如果說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國的管理學的發展主要表現為向西方學習的話，那麼進入21世紀的中國管理學理論和實踐，更要關注傳統的管理智慧。關於東方管理智慧的精髓，作者認為，西方的管理學以“術”見長，中國式的管理理念則是以道為尊，“道”構成了中國傳統管理理念的一個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