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人的目光要瞄準任務
作為一個領導者，他的第一項根本任務，就是對自己所領導的事業提出明確的方向和任務，並確定如何實施的途徑、步驟，前者為目標，後者即規劃。領導者要科學地實行目標規劃。
一個領導者工作效能的高低，首先取決於其確定的目標方向是否正確。如果方向目標正確，那麼工作效率越高，效能也會越高。如果方向目標錯了”是個負數，那麼工作效率越高，效能的負數也越大。大至國家，小至一個單位，無不如此。我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由於正確地確定並規劃了以一百五十六個重點建設項目為中心的工業建設目標，經濟發展便比較順利。五年中農業增長了24．8％，工業增長了1．8倍。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空前高漲。實踐證明“一五”的目標規劃符合實際，是正確的。後來，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我國提出了一些脫離實際的錯誤目標，盡管也把群眾動員起來了，人們不分晝夜地苦幹，工作效率並不低，原因就是由於目標錯了，違反了科學規律，結果億萬人民可貴的工作熱忱卻換來了經濟大後退，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人民生活水平顯著下降，不得不再用多少年的時間去進行痛苦的調整。
同時需要強調的是，製定的目標不僅要正確，而且必須十分清晰明確。如果隻是一個模糊的“大方向”，那麼，在執行過程中，特別是在下級執行時，極易產生各種各樣的偏離，降低領導效能，甚至最後連領導者自己也易在複雜多變中迷失方向。
充分發揮“外腦”作用
現代管理中，“智囊”、“外腦”的作用越來越大。現代領導工作——尤其是一些重大的戰略決策，所涉及的專業領域和知識範圍極廣，要搜集和分析成千上萬的信息、數據、資料，弄清楚所麵臨的許多不確定因素，這一切往往會超出領導者個人的智能限度。因此，現代領導必須依靠各類專家，充分發揮“智囊團”的作用，以實現領導工作的科學化。
智囊自古有之，而“外腦”（俗稱外腦庫或思想庫）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新興事物。古代智囊與現代智囊團有本質的區別。古代智囊人物多是發揮著個體作用，而現代智囊團則注意發揮集體的智慧；古代智囊人物憑經驗和推理行事，現代智囊團已有一套常用的科學方法；古代智囊人物都是隸屬甚至附庸於某個領導者，有很大的局限性，而現代智囊團大多組成了獨立的機構。他們接受委托、獨立研究，其研究結果具有較高的可靠性。
各種智囊組織盡管形式不同，但其主要作用則是相同的：
其一，為領導者決策提供谘詢，充當領導者的“外腦”；
其二，將決策執行的情況及時反饋到決策中心，充當領導者的“耳目”；
其三，對未來發展提出科學預測，充當領導者的“望遠鏡”。
正因為現代智囊團有如此大的效能，所以它正越來越多地受到重視。在經濟發達國家，包括政府最高機構在內的各類決策機構都已逐漸習慣用這些“外腦”進行思考，從這些“腦庫”中選取各種可行的決策方案。有些國家已形成一套製度：一個企業、一個部門、一個地區乃至整個國家的領導者，沒有經過智囊團的谘詢和論證，決不輕易對重大問題作出決策。
領導人要善於預測
善於預測是領導決策藝術中的重要問題，沒有科學的預見性，就沒有正確決策的自由。預測不是猜測，更不是臆測。它是決策者對自己的舉動可能產生的後果或客觀事物的發展趨勢，事先依據一定的條件、方法、作出的科學分析。當然，它還需要決策者在知識和經驗基礎上的直感。敏銳的決策者，可以憑直感對事物發展的趨勢作出推測和判斷，因為現實中孕育著未來的基因依據。預見性更能反映決策者對客觀事物運動規律的掌握和了解，也就是人們說的順勢而謀。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鬥爭的實踐中，對於中國重大曆史事件的預測，特別是對抗日戰爭的進程、結局等問題上的看法，其科學性和準確性超出了一般。從毛澤東對抗日戰爭論持久化的預測中，我們可看到他的邏輯思維的縝密和對戰爭規律掌握的深度。他對持久戰的超前性的認識，堅定了人民必勝的信念。
在近代革命戰爭中，毛澤東根據抗戰10個月以來的戰爭實踐，在深刻認識中國國情特點的基礎上，借鑒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以驚人的洞察力，準確把握了中日戰爭的基本特點及其曆史趨向，分析了中國抗日戰爭所處的曆史時代，揭示了抗日戰爭發展的規律，精辟地論述了抗日戰爭的發展進程，闡明了持久抗戰的總方針、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戰術以及人民戰爭的戰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