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節5
潘季馴治理黃河
潘季馴（1521—1595）字時良，號印川，浙江烏程（今吳興）人。是明代著名的水利專家。
嘉靖29年（1550），潘季馴考中進士，被任命為九江推官。後來，被破格提升為禦史，旋即又任廣東巡按使，推行均平裏甲法。他到地方任職巡察時，注意百姓疾苦，對危害百姓生活的水旱災害格外關注。他認為百姓衣食多取決土地之利，因土地遭受水旱災害而難得收成，百姓便困窘不堪，輕則流落他鄉，重則賣妻鬻子，鋌而走險，社會也就不安定了，訴訟紛爭，盜賊蜂起，就在所必然了。他平時還注意搜羅百姓以及前人治理水旱災害的經驗，以備急患。
嘉靖44年（1565），他被提升為右僉都禦史，總理河道，他和朱衡一起商量籌劃，開出了一條新河道。隆慶四年（1750），黃河在邳州、睢寧決口，很多人流離失所，他奉朝廷之命前去堵塞河決口處。萬曆五年（1577），黃河又在崔鎮決口，他以右都禦史兼工部左侍郎代為河漕尚書，帶領士兵和百姓修築堤壩，堵塞決口，為了加固堤防，他命人在堤壩的外圍又修建了一道很長的堤壩。他治理黃河，常常親自到各地考察地勢。凡增築設防，置官建閘，以至於木石材料，都加以悉心地籌理。由於長年的奔波，積勞成病。潘季馴先後四任河道總督，對黃河的治理卓有成就。他晚年把自己一生治理黃河的經曆和心得著成《河議辨惑》、《兩河管見》、《宸斷大工錄》等書，為後世治理黃河提供了借鑒。
以往治理黃河，大都采用分流的辦法，即將黃河水的一部分引入其它河道，以減緩黃河的水勢，降低災情。潘季馴在治理黃河的過程甲，認真地研究了水流性能和黃河的實際情況，針對黃河含沙量大的特點，認為治理黃河不應該采取“分流”的辦法，分流的辦法隻不過是“就症而措，未得致患之理”。因為采取分流，則水勢必然會減緩，水勢減緩則更有利於泥沙的淤積，泥沙大量淤積則河床增高，水患跟蹤即至。他主張以水治水，因為水勢猛，就可以衝刷河道的淤積泥沙，不斷地衝刷河道就深了。所以他提出一個新辦法，就是加固加高黃河兩岸的堤壩，使黃河水勢迅猛，用水去攻泥沙。他說治河的方法，沒有什麼奇特的竅門，全在“束水歸漕”，而束水的方法，隻在“堅築堤防”。為了禦防河水潰決，他規定要設幾道防線，即築縷堤、遙堤、月堤和格堤四種（縷堤距河近，是第一道防線，縷堤內又築月堤以止水；遙堤離河遠，是第二道防線，格堤在遙堤內，以阻水流）。還規定在伏秋洪水暴漲的時候，要實行“四防”和“二守”。四防是“晝防，夜防，風防，雨防”，二守是“官守”與“民守”。潘季馴“以水治水”，並把防治結合起來，發展了前人治理黃河的經驗。
“道法自然”、“異曲同工”，滔季馴治理黃河別出心裁的事實告訴我們，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也沒有千古不變的教條，隻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勇於探索，那麼，“長江後浪推前浪”，“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並非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狂言誕語。發展外科學的傑出醫家——陳實功
陳實功（1555—1636）字毓仁，江蘇南通人。他是明代著名的外科學家，對外科學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陳實功很小的時候就刻苦學習，他讀了很多醫藥學方麵的書。他對長輩文學家李攀龍關於“醫之內外有別也，治外較難於治內。何者？內之症或不及其外，外之症則必根於其內也”的醫學見解很感興趣，他決定探索內科與外科的關係尤其是外科的病理及醫療方法，於是從少年時代起就專門研究外科。40年的探索曆程中，他始終如一，刻苦努力，嚴格要求自己。他強調，無論內科、外科都必須勤讀古代醫學名著，要手不釋卷，熟讀消化，以達到靈活運用並能用其指導醫療實踐而不致發生差錯的目標。同時，他還指出：對當代有名的文學家、哲學家、醫學家新編的醫理、辭說，也必須廣泛參閱，以增長學問和見識，這是做一個好醫生所必備的基本條件。
由於不斷實踐，他在外科理論和外科手術方麵都有獨到之處。晚年的時候，他認為如果把自己多年積累的經驗和體會留傳下來，可能對後世醫學多少有些補益。於是把外科大小諸症，分門別類地從病理、症狀、治法、典型病理以及藥物的煉製等一一記載下來，為了便於記誦，還編成許多歌訣。在萬曆45年（1617）寫成了《外科正宗》。
《外科正宗》對大多數的外科疾病都首先綜述各家的病因病理學說，詳述其臨床症狀和特點，論述各種疾病的診斷方法和要領，多指出出現何症為吉，出現何症為逆，出現何種症象為死候。然後介紹各種治療方法、方劑或手術的適應症、禁忌症；指出何症宜內治，何症應外治，哪些病要進行外科手術方可治愈，並且大都附錄了自己成功或失敗治療的病案。全書組織嚴密，科學性較強，是中國醫學發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對外科學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
陳實功除了理論方麵的貢獻外，對外科疾病的認識和外科手術的創造也有獨到之處。例如：他把鶴膝風（類似膝關節結核）附於骨疽（類似骨結核）條下，以充分的論據指出二者類同的症候，相似的愈後，有區別的診斷要領和基本一致的治療方法。他正確指出內服藥和外用膏帖隻有漸漸取效，沒有成效，就會造成痼疾。他承認自己還不能很快治愈這種骨關節結核病變的客觀事實，顯示了他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
關於闌尾炎，雖然《內經》和漢代張仲景已早有認識，也創造了有效的治療方法，但對闌尾炎發病的誘因和病機等還缺乏係統的認識。陳實功總結自己的臨床觀察所見，指出了闌尾炎的誘因和病機。他認為，男子暴急奔走，影響腸胃的消化轉送功能，造成腸胃出血，濁氣壅塞腸胃，容易發生闌尾炎；婦人產後體虛多臥，不能坐起活動，造成腸胃功能失調，也容易導致闌尾炎；饑餓、過飽、酒醉、飲食生冷、擔負重物，都容易導致闌尾炎。他在《外科正宗》中所繪製的腸癰圖，所標明的體表部位是很精確的。按其繪圖測量，其部位在麥氏點和蘭氏點之間。這說明他觀察病人是非常細致的，洞察力和綜合分析能力也是十分驚人的。
在內外科的關係上，陳實功強調外科醫生不僅要掌握外科治療技術，同時也要掌握內科知識。在護理方麵，他強調要注意病人的飲食營養，反對無原則的飲食禁忌。他認為前代有些醫家不分青紅皂白，隻要是創傷、瘡瘍，就要病人忌食雞、鴨、魚、肉等，這不但妨礙了病人的營養吸收，也降低了病人抗禦外傷、修複瘡瘍的能力。
陳實功很重視外科手術。他反對輕視手術的保守療法，主張內服藥物療法和外治手術並重，特別對膿腫一類疾病，強調盡早手術切開引流。為了減輕病人痛苦和縮短治療時間，還在擴大治療範圍、創造手術器械和精心設計手術方法上做出了傑出的貢獻。食道異物在沒有現代食道鏡應用前是一個棘手的疾患。陳實功發明的烏龍針為解決外科醫生治療這一疾患提供了較為科學的治療器械。他指出：如果針、釘、魚骨等異物在咽部，可從口內以烏龍針取出；若已到咽部以下，則用烏龍針送到胃內，以便大便排出。他還指出病人誤吞針、釘、骨刺哽於咽部的時候，應設法從口內取出。方法是：用亂麻筋一團，搓龍眼大，以線穿係，留線頭在外，湯濕急吞下咽，頃刻扯出，其針頭必刺入亂麻團中同出。如不中，則再吞再扯，以出為度。這種方法在今天看來，是比較簡單而原始的。但在三百多年前，能創造出這種比較科學的方法，設計出這樣精巧的器械，則具有較高的科學價值。陳實功還在治療脫疽（血栓閉塞性脈管炎）和摘出鼻痔（鼻息肉）方麵進行了許多成功的探索。
陳實功所以能在外科學的發展中取得這樣偉大的成就，與他一生刻苦鑽研，重視基礎理論，重視理論聯係實際，不墨守成規等思想觀點有著密切的聯係。與他高尚的醫德也是不可分的。陳實功平時以“五戒”“十要”要求自己。“五戒”的主要內容是醫生不得計較診金的多少；對貧富病人要平等對待，醫生不得遠遊，不得離開職位，以免危急的病人因得不到及時的治療而發生意外等。“十要”主要是要求醫生勤讀先代名醫確論之書，旦夕手不釋卷，細心體會，使臨症不會發生錯誤；對藥物則一定要精選，絕不可粗製濫造等等。
陳實功是中國曆史上一位傑出的外科醫學家。清代名醫徐靈胎對他的《外科正宗》有很高的評價，推薦為學習外科的教科書。現代一般外科中醫師也都重視這部著作，把它作為必讀之書。陳實功重視醫學基礎理論，提倡“治外必本諸內”的學說，反對輕視診斷，亂投藥物，糾正外科易於內科的錯誤觀點，對疑難病例據實客觀分析，以及在外科疾病診斷、治療、手術等方麵敢於求索創新的精神，至今仍然值得我們借鑒。徐光啟格物窮理
徐光啟（1562—1633）字子先，號玄扈，上海人。是明代傑出的科學家。
徐光啟出身於一個小商人兼小土地所有者的家庭，早年從事過農業生產，對於土地的利用問題深有體會，他說：“天下沒有不可利用的土地，人們困蔽的原因在於怠惰無思，飽食終日，不肯處心積慮地去從事生產勞動，去求索致富的門路。”由於家鄉常受到倭寇的侵擾，他也很注意學習兵書。他認為，古來萬世，世事紛繁複雜，人們隻要善於發現現實中的問題，鼓起勇氣，百般求索，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在20歲到40歲期間，他先後以秀才和舉人的資曆在家鄉和廣東、廣西等地以教書為業，閱讀和研究了豐富的古代典籍，尤其是有關生產科學方麵的知識，這為他日後進行科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曾與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等人有來往，跟利瑪竇學習了西方的天文、曆算以及火器製造等方麵的知識和原理。42歲時在南京加入了天主教會。在他看來，儒教和佛教過於重視內心的修養和主觀上對人生的領悟，所以，西方的天主教勝於儒學和佛教，便於學習和領會，而且天主教中蘊藉著一種分析研究事物的現象，探求事物內在聯係的學問，即所謂“格物窮理之學”，他認為這種“格物窮理之學”的重要特征就是注重外在事功。天主教的這種獨到的特征，使他最為神往。他認識到，反求內心，關注內心的儒學和佛教是虛學，而格物窮理之學才是實學，才更有助於國家的富強和民生的幸福安康。他思索的腳步已經觸及到東西方兩種不同文化特質的比較方麵了。第二年，他進京考取進士，任翰林院庶吉士，正好利瑪竇也在北京，徐光啟就同他一起研究中西方的天文、曆法、數學、地學、水利等學問。共與利瑪竇等人共同翻譯了許多西方科學著作，如《幾何原本》、《測量法義》、《泰西水法》等，成為介紹西方科學的先驅。他自己也編著了不少關於曆算、測量等方麵的著作，如《測量異同》、《勾股義》等。
徐光啟從翻譯西方科學著作的工作中，加深了對數學重要性的認識。他在與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序文中指出，數學所以成為一門最基本的科學，在於他是“眾用所基”，能為許多學科所用，如天文、曆法、水利、測量、聲樂、軍事、財會統計、建築、機構、繪圖、醫學等等。可見，他已明確地認識到了凡有量的關係存在的地方，就必定要用到數學。
對於歐洲的天文學，徐光啟頗感興趣，這是因為歐洲天文學的特點是用嚴格證明的邏輯方法力求解釋天體運動現象的所以然。徐光啟掌握了歐洲天文學方麵的知識後，每次預報天象都較其他人準確，所以名望和威信都很高。崇禎二年（1629），由於欽天監推算日蝕又發生了錯誤，徐光啟才被任命主持明代唯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曆法改革工作。這次曆法改革是以西方曆法為基礎，工作雖然繁重，又有來自朝野上下保守勢力的百般刁難和阻撓，但徐光啟毫不畏懼，毫不氣餒，他對這項工作作了通盤的精心的規劃和安排，使整個工作進展比較順利，崇禎六年（1633）編成了一部130多卷的《崇禎曆書》。這部書雖說是集體創作，卻熔鑄了。徐光啟本人大量的智慧和心血，全書大部分都經過了他的修改審閱。《崇禎曆書》已開始接受近代天文學和數學的知識，突破了中國傳統天文曆法的範疇。
對科學技術方麵的研究，除了天文、曆算之外，徐光啟用力最勤、收集最廣的要算是在農業方麵的研究了。因此，在他豐富的著述中也以《農政全書》最為重要。
《農政全書》是徐光啟幾十年心血的結晶，是一部集中國古代農業科技之大成的著作。全書共60卷，50餘萬字，分農本、田製、農事水利、農器、樹藝、蠶桑、蠶桑廣類、種植、牧養、製造和荒政12項。《農政全書》轉錄了很多古代和農時代的農業文獻，這部分可以說是前人成就的選編，很便於參考使用。徐光啟自己撰寫的有6萬多字，雖然隻占全書篇幅的八分之一，但都是他經過親自試驗和觀察之後取得的材料寫成的，所以科學性較強。他對前人的著作，不但是選錄，也附有自己的見解或評論。如對《唐新修本草》注中所說菘（即白菜）北移都變蕪菁，蕪菁南移都變菘的錯誤，就以自己在家鄉種植蕪菁的實踐說明蕪菁不會變為菘，並解釋了蕪菁南移根變小的原因和在南方培養大根的方法。他不愧是一位注意探索自然規律的科學家。
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寫的專題部分，值得重視的有：在墾田與水利方麵，他主張治水與治田要相結合。他曾在天津屯種實驗，很有成效，他認為京師附近發展水稻等糧食作物的潛力很大，可以解決不必要的漕運問題。如果能夠實現的話，南糧北調的矛盾就可以緩解。他在上海試種高產備荒作物甘後，證明在長江三角洲同樣能生長良好。他非常注意選種，他說：“種植作物，選擇好良種最為重要，最為關鍵，如果長期種植不良的種子，刻板化，單一化，就會使天時、地利和人力的大半都白白地廢棄了。”對於保守思想和偏見，他以大量作物移植成功的事例指出：“如果認為作物的種植取決於適宜它的土地，是不可改變的，那是毫無道理的。”徐光啟對蠟蟲和蝗蟲也很有研究，成為詳確記述白蠟生活習性和蝗蟲生活史的第一人。他研究蝗蟲生活史的目的是為了滅蝗，在除蝗問題上所用的研究方法，也很為後人所推崇。
處處留心皆學問，不懈求索終有果。徐光啟一生，不論是在童年，或是在壯年、老年，不論是為民，還是為官，都善於觀察和發現問題，勇於實踐，不懈追求和探索，身體力行，筆耕不輟，終獲累累碩果。他是明代傑出的科學家，是具有近代思想氣息的學者，也是中國曆史上進行東西方文化比較的第一人。徐霞客遠遊探險
徐霞客（1586—1641）名弘祖，別號霞客，江蘇省江陰縣人。是我國明末清初傑出的地理學家。
徐霞客的家鄉江蘇省江陰縣位於當時商品經濟（特別是紡織業）最發達、資本主義萌芽的長江三角地區，這裏經濟發展的新貌給人們以很大影響，這裏的人們思想比較活躍。徐霞客的祖先當過大官，到他父親這一代家境已中落，但他仍有一定田產。徐霞客從小讀過很多書，最使他感興趣的是那些記載山川、名勝和旅行的書籍，他很早就決心摒棄科舉入仕的道路，立誌遊五大名山。他的母親思想比較開放，她鼓勵兒子應該外出增長見識，還特地為他縫製了一頂遠遊冠，更喜歡聽他旅遊回來講述所見的新奇事物和各地的風土人情，這對徐霞客獻身於地理考察，也起了促進作用。
徐霞客一生博覽了大量的古今地理學典籍，當他看到黃河的水域不及長江的三分之一時，就產生了為什麼長江的源頭短而黃河的源頭長的疑問。他不滿意前人寫地理書多沿襲舊說、臆測附會的作法，決心通過自己的實地考察來認識祖國山河的真實麵貌。
徐霞客的身體很好，了解他的人都稱他“身健似牛，輕捷如猿”。正因如此，每逢登山，即使沒有通向山頂的路徑，他也能毫不費力地攀緣上去；每逢渡河，即使不由津口，他也能從容不迫地泳渡到彼岸；每逢探跡洞穴，即使坎坷曲折，他也能像輕猿係掛高枝、長蛇貼附岩壁那樣深入洞內，查清各個洞的出口。他日行百裏以後，還能在夜間把當天觀察所得記錄下來。
徐霞客對遠遊探險有極其濃厚的興趣。他從21歲開始遊太湖，到54歲（逝世前一年）從雲南抱病回家時為止，幾乎年年出去遊曆考察，足跡遍及華中、華東、華南和西南各省，也常常往來海上。早年的旅行，偏重登名山，遊奇勝，搜奇覽勝。51歲以後，注意力轉到探索自然奧秘、揭示自然規律上來。
在遠遊四方的三十多年中，他不避艱險，步行數萬裏，到過16個省、3個市。所到之處，對地貌、地形、物質、水文、氣候、植被都做了深入細致的調查。他登山一定要登最高峰，下海一定要到海底，鑽洞一定要鑽到最深處，找水一定要找到源頭。如對長江源頭的考察，糾正了“岷江導江”的說法。他北曆三秦，南及五嶺，西出石門、金沙江，終於弄清了長江的上遊不是岷江，而是金沙江。他曾考察過101個岩洞。如對七星岩的考察，做出了詳細的記錄，其記錄和今人對七星岩實測的結果完全一致。
在探索大自然的奧秘過程中，他經曆了無數次艱辛。在最初遠遊的日子裏，他曾失足落水而差點喪了性命。登峭壁懸崖，苔滑、多險，多次陷於絕境。有一次，他和一個和尚，一個仆人結伴去雲南，途中遇見了強盜，和尚被強盜用刀砍傷，很快就死去了，那個仆人嚇跑了。但他沒有動搖，意外地躲開那場禍亂之後，仍繼續前行，終於到達了目的地。
徐霞客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後一次旅行是50歲時從家鄉出發遠遊西南。這時他的孫子已經3歲了，家中又有遺產，遊曆生活也過了大半生，學識文章也已得到了時人的賞識，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人就想在家裏在兒孫繞膝的歡娛氣氛中安度晚年，享受天倫之樂了，可他認為正是由於年事已長，才要爭取時間實現早已納入遠遊計劃的“萬裏遐征”，於是，他又毅然決然地踏上了遠遊的征途。
旅途中，艱辛無數。一次他遊瀟水發源處的三分石，嶺地峻峭，沒有落腳的地方，他便兩手攀緣叢竹，懸空前進，這樣攀行很長一段路，直到天黑時才到達一個較平坦的地段。由於無水，晚飯也作不成，隻有燒柴圍火休息。後來風雨交加，連火也熄滅了，通宵就這樣在曠野的風雨和黑暗中度過。到了貴州、雲南的多雨地區，他常淋著雨跋涉在高山深穀之中，夜晚借宿，有時就睡在牲畜的旁邊。還有一次遊湖南茶陵的麻葉洞，人們都說洞中有神龍奇鬼，不畫符保佑，不施法術避邪，難以進入，徐霞客不相信這一套，他和一位仆人，手執火把，來到了洞口前，由於洞口狹小，徐霞客就先使自己雙腳先進入洞內，然後探至洞的幽深處。在雲南騰衝時，為了采集懸崖上的一種藤本植物，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回到寓所，然後和挑夫一道，拿起斧子和繩索造了一架臨時梯子後前往，終於得到了這種未曾見過的植物。究竟是什麼力量驅使他不辭勞苦，不顧生命安危地旅行、考察、采標本、寫日記呢？這力量來自於他內心對名山大川真實麵貌了解的渴望。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還在不停地研究放在病榻前的礦石標本。
徐霞客的一生大都是在遠遊中度過的，直到56歲，他積勞成疾，雙腳不能走路，才被用轎從雲南送回家鄉。徐霞客遊曆一生，但沒有遊戲人生，他終於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寫成了一部廣包自然界和社會諸方麵的遊記，即傳諸後世的著名的《徐霞客遊記》。這是他在人類科學史上的貢獻，是寶貴的文化財富。人們稱這本遊記是“世界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英國李約瑟博士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上說：“他的遊記並不像十七世紀所寫的東西，倒像是二十世紀的野外勘察記錄。”徐霞客給後人留下的不僅僅是一部遊記，他為探索大自然奧秘而舍安逸、忘生死、求索攻堅的精神，永遠激勵著後人。“家食”堂裏的宋應星
宋應星（11587—1661）字長庚，江西奉新人，是明代傑出的科學家。
宋應星少年時，就喜歡讀書，先代的典籍讀了很多，但他不盲目因循，圖口耳記誦之學來炫耀於人前，他對書中所記述的內容采取審視的態度，沒有書雲亦雲。他把對書中所載提出的疑問都記錄下來，以備來日驗證。他28歲時考中舉人，後任江西分諭縣教諭。他對束縛人才能的八股文不感興趣，而把精力放在深入調查研究實用的生產技術的問題上。他對士大夫們輕視生產勞動的態度深為不滿，認為士大夫們的這種態度於國於民都不利。他不停地思考探索著，如何才能富強國家？如何才能造福民生呢？
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常把自己的書房叫某某堂、某某齋，而宋應星卻別出心裁，不追求世俗所稱道的高雅之意，把自己的書房起名叫“家食之問堂”。“家食之問”，就是關於家常生活如衣、食、住、行及日用品之類的學問。“家食之問堂”也就是探討家常生活之類學問的書屋的意思。“家食”的出處，見《易·大畜》，此書中說：“不家食，吉：養賢也。”意思是說，在上者有大德，能以官職養賢，不讓賢者在家裏自食。宋應星取“家食”二字，表示他所研究的學問與當時封建官僚、士大夫們所搞的那一套不同，不是空談道德性理，而是切實研究於國計民生有用的學問。他說：打算讀書做官的人肯定不會對他所探究的問題感興趣，因為他所探究的問題與讀書做官毫無關係。他認為真正了不起的是具有真才實學，知識淵博，敢於並善於探索鑽研的人，而那些高談義理、侈論心性之家是不足為訓的。他深受商品經濟的影響，指出發展商業的必要性，對那些駕車馭馬、擺舟橫渡的官商很是讚賞，認為他們能通有無、調餘缺，增殖社會財富。他感到祖國疆土廣大、物產豐盈，物質生產領域中的知識實在太豐富了；對任何事物都有多聽聽多看看的必要。他衝破了書齋學者那種“人唯聖賢、物為經籍”嚴重脫離實際的陋習，深入下層，虛心向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生產勞動者學習生產技術知識，開闊視野，促使自己向更廣泛的知識海洋中探索。
通過書本學習、躬身訪察和實際生產勞動，宋應星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生產技術知識，並以驚人的毅力和卓越的才華完成了圖文並茂的科技巨著《天工開物》。
《天工開物》全書分18卷，包括作物栽培、養蠶、紡織、染色、糧食加工、熬鹽、製糖、釀酒、燒瓷、冶鑄、錘煆、舟車製造、燒製石灰、榨油、造紙、采礦、兵器、顏料、珠玉采集等，幾乎談到了農業、手工業部門中的所有重要的生產技術和過程。宋應星在此書中詳細地記載了各種工農業生產的具體操作方法，特別詳細地介紹了各種先進的生產技術。如在農業方麵，記有培育優育稻種和雜交蠶蛾的方法；在冶煉方麵，有煉鐵聯合作業，灌鋼、煉鋅、鑄鐵、半永久泥型鑄釜和失蠟鑄造的方法，其中不少工藝至今仍在應用，如有名的王麻子、張小泉刀剪就是使用了傳統的“夾鋼”、“貼鋼”技術；在紡織方麵，有用花機織龍袍、織羅的方法；在采礦方麵有排除煤礦瓦斯的方法等等。以上生產技術都是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從書中出現的大量統計數字，如單位麵積產量、油料作物出油率、秧田的移栽比、各種合金的配合比等來看，說明宋應星比較重視實驗數據，是經過一番深入細致的詢訪調查的。宋應星還把所搜集的材料進行認真的比較研究，提出了不少科學的見解，如他根據煤的硬度和揮發成分，提出了一項符合科學原理的煤的分類方法，很有實用價值。對於一些長期流傳下來的錯誤觀點，如“珍珠出自蛇腹”，“沙金產自鴨屎”，“磷火即是鬼火”，等等都進行了有理有據的駁斥。《天工開物》刊行後，很快傳到日本，並在日本翻刻，廣為流傳；1869年有法文摘譯本，後又譯成德、日、英多種文字，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它是關於中國古代生產技術，特別是手工業生產技術的寶貴文獻，為世界譽為“中國十七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
如此巨著，若沒有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沒有執著的追求和探索，是很難完成的。不僅如此，沒有戰勝世俗偏見的勇氣和信心，沒有對社會較為深切的洞察，而寫出這種獨樹一幟的巨著也是不可能的。因為自古以來，中國社會的上層一向視生產勞動為賤民所為，視生產科技為奇技淫巧，而且一向輕視工商，宋應星身為朝廷官員，專心於此，無疑是輕蔑聖賢，壞亂經言。但宋應星認為這是實學，於國於民，頗有裨益，就毅然為之而奮鬥，他這種務實求本，勇於攻堅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談遷矢誌編著《國榷》
談遷（1593—1657）原名以訓，字觀若，明朝滅亡以後改名為遷，字孺木，浙江海寧縣棗林人。他是明清之際一位著述謹嚴、卓有成就的曆史學家。
雖然談遷家境貧寒，但自幼就酷愛曆史，而且這種獨特的興趣隨著年齡的增長有增無減，因此，在弱冠之年就讀了大量的史書。他逐漸認識到曆史的價值貴在經世致用，不讀史就難曉古今沿革和興替，不讀史就不能很好地治國平天下；史貴真實，學用經世。他閱讀史書，勤奮不苟。幼時培養起來的興趣在激勵著他，嚴酷的社會現實也在不時地激發著他，他處在明朝腐朽沒落後金崛起的動蕩的曆史時期，明朝的官員們聲色犬馬、結黨營私；談及國事，爭相推避，隻會媚顏悅主，無視女真雄視中原、破國亡家近在旦夕的危機，忠臣見謗、奸佞橫生。耳聞目睹這一切，他心痛如焚，他深感自己手中的筆越來越沉重了，他決心終生不做官，用真實的筆觸寫下這時代的巨變，留給後人，作為永世的借鑒。
談遷勤讀史書，並非徒留耳訟，炫耀人前以為博，而是用自己的眼光和心靈來重新審視曆史，力求心得。在閱讀史書的過程中，他發現明朝的實錄中有好幾朝的實錄在內容上有失實、歪曲的現象，而且各家編年史中又多有訛舛疏陋、膚淺冗遝的弊病，於是，他決心親自動手編寫一部真實可信的明史。
談遷的編寫工作始於明朝天啟元年（1621），在饑寒交迫的環境中，用了六年的時間完成了初稿。他發現初稿在內容等方麵還不完善，以後陸續加以修訂。清順治二年（1645），他又續訂了明末崇禎、弘光兩朝的史事。為了求真求善，談遷修訂增補初稿就花了長達26年的時間，光陰如流水，並未付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