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料想，兩年後，也就是1649年，這部花了半生心血編撰的稿子全部被人偷走了。這意外的打擊，使談遷這位57歲的老人痛心入骨、悲憤欲絕，忍饑挨餓的日子熬得過，訪求史籍的辛苦也受得起，可這飛來之禍怎麼也料想不到啊！到哪裏去尋找自己的書稿呢？難道幾十年的心血就這樣付之東流、終生難遂心願了嗎？感至於此，傷心的淚水從他那滿布皺紋的臉頰上流落下來，點點滴滴，滴滴點點，灑落在他那舊得發白的衣衫上。他步履蹣跚地來到戶外，良久地站立著，任無情的淒風撕亂他花白的頭發，任如鞭的淫雨擊打他那搖曳的身軀……
書稿是找不回來了。但談遷轉念一想，初稿不是人寫的嗎？隻要人還在，就有書在。他的淚眼最後湧動出的是意誌、希望的火，是對餘生光陰切切的關注。他決心趁自己的腦子和手還好使，起筆重寫。又經過了5年時間，終於將《國榷》重新編成。望著案前堆積如山的書稿，他的臉又綻開了笑容，這是終生宿願的達成，是經曆身心交瘁艱難歲月後流露出的倔強和自信。這時談遷已62歲了，他時感力不從心，腦子也有些遲鈍了，手腳也不太靈便了。但他沒有氣餒，為了定稿，他竭力想把那些因時間太久而印象模糊的事跡弄清楚。他隻身一人帶著僅有的一點銀兩攜書稿來到北京，去訪問那些明朝遺老、豪族、宦官，並親自到那些故址舊跡踏查。
長期的寫作生涯，使他的頭發全白了，眼睛也花了，清苦的生活使他隻能穿粗布衣衫，在那些達官貴人眼中，他隻不過是個窮秀才，沒有什麼值得尊重的。因此，談遷常常遭到冷遇。但他不灰心，不泄氣，直到把模糊的問題弄清為止。他深知達官貴人的白眼算不了什麼，關鍵是自己如何努力，去實現自己的宿願，做一個終生無悔不愧的人。他這樣若大年紀，還走訪了“十三陵”，登上了香山，對那些古跡，反複考察，哪怕是一塊殘碑，一截斷垣，也不放過。他一邊觀察，一邊在紙片上記錄，不肯漏掉有補於書稿的絲毫信息。他為對書稿拾遺補缺而搜尋資料，幾乎達到了如醉如癡的境界，人們都把他當成瘋子、傻子，可他心中有足樂事，哪管世人的睥睨和奚落，一步一個腳印，依然故我。他就是這樣在北京呆了整整三年。離京後回家對書稿繼續進行修訂，直到自己滿意，才正式定稿。成書後的第二年，這位一生矢誌為自己的著述事業而不懈奮鬥的老人與世長辭了。
談遷編著《國榷》，主要根據列朝實錄和邸報，再廣求遺聞，參以諸家編年，所采諸家著述達百餘種。他對實錄和諸家著述並不輕易相信，對史事的記述采取慎重態度，取材廣，選擇嚴，能擇善而從。這就為其編著工作在技術處理上又增加了一層難度。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國榷》關於萬曆以後明朝以及後金史事的記載，多為他書所不傳，加之當時沒有刊行，沒有遭到清人篡改，所以史料價值較高，是後人研究明史比較可靠的資料。為了著成這部史書，談遷從1621年動筆到1656年定稿，前後用了35年時間。不論是烈日炎炎的盛夏，還是冰天雪地的隆冬，無論是在途徑坎坷的曠野，還是在月映燭照的鬥室，他都沒有懈怠過。他的一生是在窮困的環境中度過的，直到晚年，仍靠當幕友，辦些文墨事務，代寫應酬文章來維持生活。他這種不折不撓、求索攻堅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受到了後人的景仰和稱道。談遷和他的《國榷》一同輝映在中國的曆史上。黃宗羲畢生求索
黃宗羲（1610—1695）字太衝，號南雷，晚年自稱梨州老人，當時社會上稱之為梨州先生。他是明清之際傑出的思想家和著名的史學家。
黃宗羲出生於浙江餘姚縣黃竹浦一個世代官宦並充滿學術氣氛的家庭。在父親的影響下，自幼就喜愛讀書，但不盲目苟從。他的父親黃尊素教他八股時文，他很不感興趣，總是喜歡自己愛讀的書，讀了不少有關天文、地理、曆算、人物傳記方麵的書。他對當時的社會問題很關注，還私下對朝廷中的達官顯貴評頭品足，對朝廷的決策提出自己的見解。他的父親和其他的東林黨人同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進行了堅決地不屈不撓的鬥爭。對此，黃宗羲深表欽佩。天啟六年（1626）三月，黃尊素等東林黨人被魏忠賢陷害逮捕入獄。臨行前黃尊素要黃宗羲拜前來送別的劉宗周為師，向劉學習理學，在這生死離別的時刻還教導黃宗羲說：“作為一個學者，不能不通曉史事，應該讀一讀《獻征錄》。”從此以後黃宗羲努力攻讀史書，他通讀了明代的《實錄》和二十一史。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等到第二日的頭遍雞鳴才休息，不敢有絲毫的怠惰，這是他勤奮治史學的開始。
曆史上傑出人物的深邃思想啟發著他，那些動人的事跡激勵著他。他以曆史經驗來洞察現實社會，並立誌要身體力行，投入到激烈動蕩的社會中。
在學術上，他勇於探索，勇於坦露自己的觀點，批判那些無補於社會的學術見解。黃宗羲從北京回到浙江後，到紹興證人書院聽劉宗周講學。當時有一個叫陶奭齡的知名學者也在紹興講學，陶奭齡把佛教禪宗的學說和因果報應思想羼雜到理學中來，聲勢很大。為了發揚劉宗周的經世學說，黃宗羲聯合了六十多位名人到證人書院聽講，大造輿論，批判陶氏的佛學觀點，陶被迫偃旗息鼓。
黃宗羲在了解社會的實踐中，清醒地認識到，士人應關注天下大事，思索之，參與之，要擔負起天下的興亡；朝綱混亂，奸佞橫生，百姓困厄，那是士人的恥辱。崇禎十一年（1638），閹黨阮大铖在南京四處招搖，圖謀東山再起。複社名士陳定生、吳應箕草寫《留都防亂揭》揭露阮大铖的陰謀，要求把阮逐出南京城。當時，阮大铖的餘黨尚存，爪牙林立，但黃宗羲不懼險惡，在《留都防亂揭》上領銜署名。在崇禎一朝，黃宗羲積極地參加東林複社人士領導的政治活動，到各地遊曆。在他外出的日子裏，仍堅持學習。崇禎三年（1630），他在南京從韓孟鬱學詩。崇禎六年、七年，他在杭州孤山讀書，和一些名士自相師友，互相切磋，學問有很大長進。這時候，他的視野也開拓了不少。
清兵占領南京、蘇州、杭州之後，浙東各地紛紛組織義軍抗清，擁護魯王以監國的名義成立政府。黃宗羲也在餘姚黃竹浦組織青壯年數百人為義軍，沿錢塘江布防，老百姓稱呼他帶領的軍隊為世忠營，後來黃宗羲來到魯王的流動政府。由於失去了兵權，對政事沒有多少發言權，但黃宗羲不甘空耗光陰，一有時間，他就對授時曆、泰西曆、回回曆進行校注。他的某些天文曆法著述就是在這種動蕩的環境中完成的，如果沒有驚人的毅力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此外，在海上抗清時，他還寫了許多詩篇，記述魯王行朝抗清事實。
康熙元年（1662）南明永曆帝在昆明被清政府殺死，南明滅亡，至此，黃宗羲看到恢複明朝已失去希望。就回鄉著書立說。這時他已是53歲的老人了，他決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為後人留下自己探索的經驗。經過多年的努力，他寫出了大量著作。其主要著作有：《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
長期不懈的思考使他的思想日趨穩定，社會的巨變以及個人滄桑的經曆，使他的思想更加深刻，更加成熟。他為了研究明朝滅亡的原因和改革君主專製的弊端而發憤治學。
從一代代王朝興衰曆史中，黃宗羲看到，每一個王朝的傾斜，都是由於君主貪婪、殘暴，每一個王朝的興起，都始於血腥風雨中的爭鬥。他認為封建的君主專製製度是造成社會危機的總根源。他指出：“天下最大的禍害就是君主”，因為“君主把天下的利益盡歸己有，把天下的禍害全部推給別人”，君主為了得到或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即使使天下人肝腦塗地，使天下百姓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也在所不惜。他反對以君為主，以天下為客的不合理現實，讚美以天下為主，以君主為客的堯舜之世。他從民眾的利益出發，去評價治亂，他說：“天下或治或亂，不在於一姓的興亡，而在於萬民的憂樂”。並進一步提出為臣之職應該是“為天下人，不為君主；為萬民，不為一姓”，一代王朝的君主死了，作臣下的沒有必要跟從他的君主去死，沒有必要自殺為君主殉身。他還認為，法律應該是天下人的法律，朝廷君臣沒有什麼高貴，百姓也沒有什麼低賤。他主張改一家一姓之法為天下之法。他說，天子認為對的未必對，天子認為錯的未必錯。他主張提高宰相權力，由士人來公論是非，限製君主的權力，使君主不敢自以為是。這種公議國家是非的學校有些類似近代的代議機關。這是一種限製與監督君權的思想。這種民主思想為中國近代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提供了曆史借鑒。
黃宗羲一反傳統的“重農抑商”思想，提出“工商皆本”。他認為世俗中愚腐的人們不稽古事，不辨事理，把工商當成末業，妄加評論，並竭力壓抑，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工商兩業皆有益於社會民生，都是本業。這種思想反映了當時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要求。
黃宗羲注重實踐，不尚空談。治學態度嚴謹刻苦，嚴核考證，實事求是。他認為明朝的滅亡和明人的學風有一定的關係。他認為明人專事口耳記誦之學，學無根柢，喜歡空談。他指出，學問是用來經世的，不是用了炫耀的，他和他的弟子們形成了一個以經世思想為指導以研究史學為特點的浙東學派。他的《明儒學案》總結了明代近三百年的思想發展，包括了明代各派哲學家的學術思想和主張，是中國第一部比較係統的學術思想史專著。他實事求是的學風和經世致用思想，於今仍有教育意義。
黃宗羲一生坎坷，不斷地學習、實踐、探索。他的晚年生活比較清苦，有時以賣文口，但仍堅持著述，年過80，還時刻不肯怠惰。正因如此，他才以有限的生命做出了重大貢獻。顧炎武著書立說
顧炎武（1613—1682）初名絳，字忠清，明朝滅亡後改名炎武，字寧人，曾自署蔣山傭，號亭林，學者稱之為亭林先生，江蘇昆山人。是明末清初時期的著名學者和傑出的思想家。
顧炎武出身於江東望族。他的祖父是個很有見識的人，他受祖父的影響很深，幼年時就博覽群書，特別喜愛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和司馬遷的《史記》。他關心國家大事，總愛探討國計民生的大問題，他認為讀書必須聯係實際，反對空發議論。
對於明朝的腐敗，顧炎武深惡痛絕，少年時就參加了“複社”反對宦官權貴的鬥爭。清軍入關後，他參加了嘉定、昆山一帶的人民抗清起義。清軍攻陷昆山，他的生母及兩個弟弟均遭難，撫養他的養母誓死不降清朝，絕食自殺，臨終前囑咐顧炎武說：“我雖是個女子，然以身殉國是理所當然的事，希望你不要做清朝臣子，我死後就可以閉上眼睛了。”顧炎武把養母的話牢記心頭，永誌不忘。抗清鬥爭失敗後，他隱居不出，以明朝遺民自守，誓死不做清朝的官員，清廷幾次征召聘請他前去做官，均被他拒絕。
他看到清朝的統治日益穩固，匡複明朝勢不可行，就把滿腔的義憤和深邃的思索凝注於筆端，去探索國計民生的要道，去探索勝敗存亡的原因。從45歲時起，他用了20年的時間，遍遊了華北各地，十次拜謁明陵（明朝皇帝的陵墓），考察了各地的風俗人情，並在雁北開荒。這些實踐豐富了他的生活，也加深了他的認識。他認為明王朝的滅亡固然由於政治的腐敗，但邊地守將平庸，良將難用，以至邊防失利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於是立意寫一部關於山川要道邊防戰爭的書，他到處跋山涉水，考察地形、地貌，分析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他邊考察，邊讀書，邊寫作，經過長時間的艱苦努力，終於寫成了論述山川要道邊防戰爭的專著《肇域誌》。這也是經世致用學術思想的具體體現。
想到國破家亡、夷人入主中原的殘酷現實，明王朝君主專製政治的腐敗又一幕幕浮現在眼前，社會動蕩，民不聊生的大問題，又將他的目光從民族問題、政權問題上引向對整個社會問題的關注。他認為君主一人獨治，天下唯命是從，以至奸佞當道，有識之士屈陳下僚，天下怎能不亡呢？於是，他反對君主專製的“獨治”，主張更多地吸收知識分子的“眾治”。他說：“君主臨禦天下，不能靠自己一人獨治，如果一人獨治，刑罰之事就多了；如果眾治，刑罰之事就會得到妥善的處理。”他反對君主分封子弟為侯而治理國家的辦法，主張郡縣製。他說：“分封諸侯王治理國家的失誤，是王國的權力太專；設置郡縣治理國家的失誤，是君主的權力太專。”在他看來，隻要限製君主權利，加強地方官吏職權，以增加地方官守土的責任，則國家就可以富強，國家的百姓就可以免於貧困，各行各業就興旺發達，社會就可以長治久安了。他還認為治亂的關鍵在於人心風俗，因此主張正風俗以正天下。他認為明王朝滅亡與風俗日下、教化紀綱墮廢也有關係。他說：“我看世風的趨向，才知道治亂的關鍵在於人心風俗，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是教化紀綱不可缺少的。長期養成的良好風尚，也會在一朝一夕敗壞無餘。”他認為士人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即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認為貧富不均也是社會不安定的一個重要因素。他說：“百姓之所以不安分、不安心，是因為有貧有富；貧困的人不能保障自己的生存，而富有者又常擔心有人向他求助而十分吝嗇，於是貧富之間一定會爭奪財富。”顧炎武有如此考慮，也是明王朝滅亡事實的啟示，因為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提出“均田免糧”的口號，向地主階級發起了猛烈進攻，加速了明朝的滅亡。他同情農民，攻擊城市和貨幣，提出一個反對征銀，最好征收穀物的辦法。發展農業生產是他經濟主張的要點。顧炎武對治亂興衰的思索中固然有許多固執和偏見，但更多的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探求。
顧炎武在探索治亂興衰原因的同時，也對士人的學風和治學思想加以深入思考。他主張“經世致用”，“明道求世”，反對士大夫空疏不學、空談心性、昏庸無恥的學風。他認為明末理學的弊端是“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論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周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他認為著書立說應該有益於世，凡是和六經之指無關，於當世之務無益的文章和事，都不要去做。這種治學思想決定了他治學方法是：讀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務求不失原意；研究問題時注重考證，列本證、旁證，不以孤證為憑。這是實事求是的學風。
顧炎武自幼讀書有個習慣，就是作讀書筆記，分類抄錄，發現錯誤及時糾正，重複的刪掉。這樣日積月累，最終編成了一部涉及政治、經濟、史地、文藝等內容極其廣泛的《日知錄》。這是一部被社會公認的極有學術價值的著作。
顧炎武一生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不斷探索和追求著，雖隱居獨守而宏誌未泯，筆端觸及悠遠，眼界卻立於現實。他抨擊封建專製的進步思想對後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那矢誌不渝的堅強意誌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將永遠激勵後人求索攻堅，報效國家。王夫之隱居著述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薑齋，湖南衡陽人。晚年隱居湖南石船山麓，人稱船山先生。他是明末清初三大傑出思想家之一。
王夫之年少時，聰穎過人，才華出眾。他四歲時就跟隊長兄王介之讀書，七歲時讀完了《十三經》，14歲時考中了秀才，16歲時開始學習詩文，他閱覽的古今詩文不下十萬首。少年時的王夫之就開始留心政務，喜歡向人們詢問各個地方的事情，像那些山川險要、物質生產、典章製度的沿革等方麵的問題，他都給以認真地鑽研。
王夫之年輕時曾考過舉人。張獻忠的農民軍經過湖南時邀他參加，被他拒絕。清軍攻入湖南，他舉兵反清，失敗後在南明桂王政權中任過小吏，南明政權的腐敗使他觸目驚心。順治九年（1653），他逃到湖南西部的耶薑山，開始了他屏跡幽居的生活。在這動蕩的曆史時期，這種屏跡幽居的生活也很難長久。
順治十年（1654），清廷恢複在湖南的統治，下令“薙發”，讓漢人保持和清人一樣的發式。王夫之拒絕“薙發”，他改換姓名，變易衣著，浪跡於荒山野嶺之間。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王夫之仍然堅持著述，先後完成了《老子衍》、《黃書》等著作。順治十四年（1658），王夫之返回家鄉的“續夢庵”。次年秋天，完成了《家世節錄》，這時王夫之已經40歲了。
順治十八年（1662），南明政權覆滅了。悲痛之餘，王夫之感到大勢所趨，匡複明朝的願望已成泡影，便痛下決心，隱居著述，不再以為抗清而南北奔波為要。他要對漢民族自取敗辱的教訓做出理論總結。在此後幾年中，王夫之先後完成《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春秋家說》、《春秋世論》等反映其哲學、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
康熙十四年（1675），王夫之遷居到石船山下，建造了一個茅草房，居住下來。他稱之為“湘西草堂”。在這裏，王夫之度過了餘生17個年頭。他17年如一日，發憤著述。故國滅亡的災難和痛苦在時時地折磨著他，總結亡國滅家曆史教訓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催促著他。他每天天未明就起來讀書寫作，一直幹到深夜，白天熱了，他就打開窗子，夜晚昏暗，他就伴著孤燈。他對《十三經》、《二十一史》以及張載、朱熹的遺書進行再三仔細的閱讀和研究。有時饑寒交逼而來，死亡隨時都可能降臨到他的頭上，但他毫不在意，仍然在克服生活困難的同時繼續鑽研。到了暮年，他體弱多病，磨墨、執筆都很困難，還常常把筆墨放在床榻旁邊，竭力地去編纂、去注釋說明，表現出熾熱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頑強堅毅的治學意誌。史學名著《讀通鑒論》、《宋論》，以及《楚辭通譯》、《周易內傳》、《詩廣傳》、《噩夢》、《張子正蒙注》、《莊子通》、《俟解》、《夕堂永日緒論》等重要著作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
康熙三十年（1691），王夫之已72歲了，他患病很長時間，哮喘、咳嗽，但仍不停地閱讀著。康熙三十一年（1692）正月，他病故於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
王夫之的豐富著述，展示了他卓越而智慧的思索，散射出許多進步思想的光芒。
清初三大思想家就唯物主義的徹底性而言，當首推王夫之。他總結了中國古代的哲學，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集大成者，他把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發展到最高水平，不愧為中國古代傑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首先，他繼承和發展了張載的“太虛即乏”的學說，明確地提出氣是構成宇宙的物質本體。其次，他認為物質是可以轉化的但卻是不滅的。他尖銳地批判了佛教和一切唯心主義者關於萬物的生滅由心決定的思想。再次，他批判了宋明理學關於理氣、道器關係的主張，提出了唯物主義的解釋。他認為理是依賴氣而存在的客觀規律，道是屬於器的。
王夫之還發展了古代的對立統一的辯證思想。他認為事物是矛盾雙方對立的統一，矛盾的雙方是互為存在的前提，互相依存而不可分。他還認為運動是宇宙的本性，是永恒的，絕對的。
王夫之在批判繼承古代認識論的基礎上，建立了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體係。他認為客觀事物是第一性的，人的認識是第二性的，認識必須符合客觀事物。
他的社會史觀也有不少進步的因素。首先，他認為社會是發展的，進化的。反對泥古不化，反對“奉堯舜以鎮壓人心”。他稱發展規律為理，稱曆史發展的總趨向為勢。他認識到理勢不能割裂，“勢因理成”，“迨已成理，則自然成勢”。這種“理勢合一”的思想是對柳宗元“勢”的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其次，他批判了宋明理學“去人欲，存天理”的唯心主義道德觀，他認為人們的欲望要求是合乎天理的，“私欲之中，天理所寓”。他反對君主專製，要求政治改革，提出均田地以安天下的主張。
王夫之的治學思想和治學方法也是比較進步的。他主張學與思兼用。他說“學非有礙於思，而學愈博則思愈遠；思正有功於學，而思之困則學必勤”。
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王夫之的唯物主義思想仍然處於樸素的唯物主義階段。其政治思想有明顯的剝削階級烙印。但是，他能刻苦發奮，隱居著述，站在時代的高度，對中國古代哲學進行一次係統的總結，提出了許多閃著理性光輝的見解，這是難能可貴的。他刻苦鑽研的精神和毅力，於今仍值得我們學習。王錫闡鑽研天文曆法
王錫闡（1628—1682）字寅旭，號曉庵，江蘇吳江人。一生勤勉好學，經常觀測天體，對中、西天文曆算都有精湛的研究，是清代乃至中國古代史上傑出的天文學家。
王錫闡自幼喜歡讀書，對有關天文曆算方麵的內容尤其感興趣。他不僅重視書本知識，而且也重視實踐，從少年時代起，夜晚遇天氣晴朗，就登上屋頂，仰著頭，觀察天象，有的時候竟一晚不睡。他總是把觀察的結果記錄下來，仔細推敲，認真比較。不論是酷暑嚴寒，還是身患疾病，他都沒有停止過。
王錫闡生活的時代，正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趨於頻繁時期。西方的傳教士在傳教的同時，把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也傳到中國。王錫闡不僅對中國曆法有獨到的研究，而且對西方曆法也進行了深入的鑽研，並指出了西方曆法的若幹缺點和錯誤。如西方曆法以為月亮在近地點時，視直徑小，故食分大。對此，王錫闡正確指出：視徑大小，是人眼觀察的結果。是因人而異的。食分大小，卻應該根據實徑。太陽的實徑，不因地麵觀察點的高低而有所不同。地影實徑，卻因觀測點的遠近而有損益，最低之地影大，月入影深，食分不得反小；最高之地影小，月入影淺，食分不得反大。又如，王錫闡指出，按小輪係統算月亮運動時，除了定朔、定望外，其它時刻都應加改正數，但西方曆法卻不用這一改正數，好像日、月食一定發生在定朔、定望，然而事實上隻有月食食甚才是在定望。王錫闡更以交食的實測事實，證明西法並不完全準確。即他從實踐和理論上都證明並非是完善的。
正是在對中、西曆法都作了透徹研究的基礎上，王錫闡編著了《曉庵新法》。全書共6卷，吸收了兩者的優點，有所發明創造。他提出了日月食初虧和複圓方位角計算的新方法，依次計算公元1681年9月12日發生的日食，較其它方法都準確。他獨立發明了計算金星、水星淩日的方法，還提出了細致地計算月掩行星和五星淩犯的初、終時刻的方法，都比中、西曆法有所進步。
王錫闡之所以取得獨步時代的天文學方麵的成就，是和他刻苦鑽研，注重實踐的學風密切相關的。他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古代天文學者“驗天求合”的實踐與理論相結合的優良傳統。不以書本為據，而以實踐為宗。除此之外，也和他在學術交流上的態度有關。他對中、西之學均采取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科學態度，既不盲從迷信，也不拒而遠之。他主張排除中西方有別，尊華夏而卑西人的偏見，力求集眾家之長而會通其內在原理，不要拘於名目固步自封，孤芳自賞，而應學習、判定，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他說：“數術是依理推導出來的，曆法是依據天象製定出來的，無論中曆、西曆，在方法上都有可取之處，為什麼一定要區別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呢？客觀存在的道理應該昭明，為什麼一定要區分新舊呢？”他反對盲目推崇西方曆法，他說：“西方曆法中的論見，那些被今天的實測所檢驗所證明了的，可以吸取，如認為是不可改易的，用它來指導實務，以求發展，是不可以的。”“考證古法之誤，而存其是，擇取西說之長，而去其短”則成了他的研究工作的重要特色。
王錫闡是17世紀的科學家，在濃重的封建製度的氛圍下，能如此看待古今中外的文化科學知識，並真正做到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無異是超越時代的。他探索中西方科學的態度，在科技發達思想開化的今天，也是我們繼承文化遺產和進行文化交流所應借鑒的，因為科學的探索離不開探索的科學。葉天士——清代名醫
葉天士（1667—1746）名桂，號香岩，江蘇蘇州人。他是清代一位名望很高的醫學家。
葉天士的祖父葉時，父親葉朝采，都很擅長醫學，而祖父更是一位高明的兒科專家。葉天士14歲喪父，此後便跟從父親的門人學醫。由於好學精思，聰明穎悟，常常聽到一種見解就立刻理解，而且見解還在老師的見解之上，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盡管他的學習成績優異，卻從未產生驕傲自滿的情緒，即使在他獨立行醫的時候，也仍然手不釋卷，並堅持向一切內行的人學習。隻要聽說哪位醫生有特殊專長，就立即前往虛心求教，十年之內，曾就學於17位老師。他態度虔誠，彬彬有禮，被詢訪的醫生都很感動，無不披肝瀝膽，推心置腹，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葉天士敏而好學，於書無所不窺，又能博采百家之長，真正做到集思廣益，這為他後來在醫學上的高深造詣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葉天士具有勇於追求真理的精神，一旦發現自己錯了，就毫不掩飾地予以糾正。有一次，他看到了徐靈胎（清代醫家，與葉氏同時而稍晚）的一張處方，一麵讚賞徐氏看病頗有心思，一麵批評徐方缺乏醫書的理論根據。後來他讀了唐代醫家王燾的《外台秘要》，發現徐方是從該書中化裁而來，便責怪自己讀書不夠，承認前次對徐氏的批評不對。他說：“我從前認為徐靈胎開處方沒有根據，誰知全出自《外台秘要》，可見學問無窮，讀書不可輕視啊！”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是難得的。
葉天士騁譽醫壇50年，死時已是八旬高齡，臨終之前，他還語重心長地告誡了兒子一番。他說：“醫可為而不可為，必天資聰悟，讀萬卷書，而後可以濟世。不然，鮮有不殺人者，是以藥餌為刀刃也。吾死，子孫慎勿輕言醫。”這是他飽經滄桑之後的肺腑之言，也深刻地說明，醫生絕不是可以隨隨便便當好的。必須竭盡聰明才智，長期不懈地努力學習，讀書破萬卷，並要在臨床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精益求精，才能做到妙手回春，化險為夷。否則臨症茫茫，胡亂處方，勢必成為用藥物殺人的庸醫。因此，他告誡子孫，千萬不要輕意談論醫學。由此可以看出他把醫生的學習和專業知識的提高，放在多麼重要的地位，這些對我們今天仍有很好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