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天士兼通內、婦、兒及五官科，而以內科為主。對於兒科也很擅長，尤其善於治療痧（麻疹）、痘、驚風、疳積等症，要言不煩，常常幾句話就能道破某些兒科疾患的本質特征和施治訣竅。對此，徐靈胎賞歎不已地說：“葉公斷治疾患，和平精切，字字金玉，可法可傳，得古人之真詮而融化之，不愧名家。”在內科雜病的診療方麵，葉天士精於切脈、望色、察看舌苔及驗齒等，分析病情絲絲入扣，了如指掌。患者無不點頭稱是。葉天氏治病師古而不泥古，最善於化裁古方、創新方。往往將古方加減一、二味，就能取效神速，做到迎刃而解，渙然冰釋。葉氏十分重視識症、立法、用方，特別強調對症下藥，堅決反對盲目地亂投藥物。他曾經批評說：“用寒性藥還是用溫性藥，要視病而定，前人或偏重寒涼性的藥，或偏重溫性的藥，後入學習而不加以識別，借溫寒兼備之藥僥幸治愈，憑中和之藥來掩飾自己的無知，實在是要不得的。病有眼前之症，還會有變症，一定要胸有成竹之後，才可以施方治療。”他的批評是切中當時醫界時弊的。那些庸劣的醫生們，平時不肯鑽研專業技術，臨症就診毫無定見，既不能準確辨症，又分不清藥物的性味功能，往往在同一個處方裏，寒熱溫涼各種藥都有，希望用這種大雜燴的方式來掩蓋自己的拙劣。見施治不效，就今天改一次方，明天換一服藥，這樣瞎碰亂試，又怎能治好病呢？葉天士處方用藥總是反複琢磨，千錘百煉，一旦認準病症，就堅持使用擬定的方劑，絕不任意變更。到葉天士那裏就醫的，大多是別的醫生沒有治好的疑難病症，有些沉屙痼疾，往往需要幾十服甚至上百服藥才能治好。有位多年身患疾病的患者到他那裏就診，葉天士給他開了處方，並且囑咐說：“服此百劑，終身不複發矣。”病人回家之後，服至80劑，病已霍然而愈，便自動停止服藥。但過了一年以後，舊病複發，隻好再次求診於葉天士。葉人氏感到非常詫異，經過詢問，才知道是由於患者未遵醫囑，因而病根未除。於是決定讓病人再複原方20劑，患者照數服完之後，那個纏綿多年的頑症果然不再複發了。像類似的例子很多，人們競相傳頌，眾皆歎服其技藝之“神妙”。
葉天士還以擅長治療時疫著稱，對中醫溫病學的貢獻很大，也是溫病學說的奠基人之一。葉天士在繼承吳又可溫病學說的基礎上，係統地總結了溫病的辨證論治規律。他把溫病分為衛、氣、營、血四個階段，表示病變由淺到深的發展過程，也是溫病的辨證綱領。在處方用藥方麵，反對使用治傷寒的辛溫藥來治溫病，而主張大量采用清熱解毒的寒涼藥物。這就使溫病學說從基礎理論到臨床實踐都有很大的發展。在他的倡導下，清代研究溫病學的人與日俱增，如薛生白、章虛穀、吳鞠通、王孟英等，都在溫病學上很有成就，形成了許多著名的溫病學派。溫病學說的確立，使許多垂危的瘟疫患者獲得救治，彌補了單純用治療傷寒的方法對付一切外感病、傳染病所造成的缺欠和損失，也為今日采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防治某些烈性傳染病提供了寶貴經驗。
葉天士以其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和執著不怠的探索精神，為中國的醫學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由於畢生忙於診務，很少親自著述，所傳《溫熱論》、《臨症指南醫案》、《葉案存真》等書，大都是他的弟子及後人搜集整理而成的，為中國的醫學寶庫注入了新的營養液。吳敬梓十年創作《儒林外史》
吳敬梓（1701—1754）字敏軒，又字文木，安徽全椒縣人，是清代的著名小說家。
吳敬梓出身名門望族，他從小刻苦讀書，加上天資聰穎，年輕時便成了知識淵博、才華出眾的人物。他早年熱衷科舉，20歲時考中了秀才。後因科舉不利及生活日益貧困，加之他父親因官場爭鬥含冤而死，使他對現實社會逐漸有了清醒的認識。他開始窺見官場內部貪贓枉法、爭權奪利、互相傾軋的醜惡現實，從此立誌終身不仕，橫對流俗，笑傲公卿，對科舉製度深惡痛絕。他廣結三教九流人物，為人豪爽曠達，把功名利祿視為糞土，遇到貧窮的人，就舍出自己僅有的錢財救濟他們，碰到達官貴人，他毫無卑躬屈膝之態，喜笑怒罵，極盡鋒芒。人們看到他如此做法，百思不得其解，鄉紳們都罵他是“怪人”、“瘋子”、“敗家子”。其實，他比從前更富有理性，他對社會和人生比從前認識得更清。在這種理性的驅使下，他要狂放地展示自己叛逆的形象和精神，這種精神是他創作《儒林外史》的思想基礎。
吳敬梓33歲那年，駕著一葉扁舟，離開了家鄉全椒，移居南京。不久，成了當時文壇的盟主。他交結了很多思想深邃、性情放達、文采耀人的朋友，談天論地、磋磨文學之中，朋友們的真知灼見，為他的思想灌注了豐富的養液。他思索著，他要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筆，去描繪人世間灰色的大幕，去勾勒儒林士大夫們千奇百怪的情狀，並將它全麵展示於人們眼前。
吳敬梓39歲時，開始寫作《儒林外史》。由於生活格外困苦，他就靠典衣當物以及賣文度日。有一時期，家裏經常斷炊，幾天揭不開鍋，該當的東西都當了，空著肚子為人寫文章，又遠水不救近渴，實在沒有辦法，不得不接受友人的接濟，這些朋友又大都散居四處，他便跑到各地去寄食。他有時想起來，覺得自己像一條無家可歸的野狗，但又轉念一想，自己雖四處寄食，卻不攀高拜上，獻媚求寵、為人狂吠，不是一條巴兒狗，倒也心安理得了。
到了冬天，寒氣逼人，室內無火取暖，他仍日夜伏案著書。夜間寒冷難耐，手腳都快要凍僵了，他就邀集一些朋友，乘著月色繞城跑步，一跑就是幾十裏，有時邀集不到朋友，他就一人跑起來，夜夜如此，他把這件事恢諧地稱為“暖足”。
艱難困苦的生活，並沒有把吳敬梓嚇倒。盡管他迫於生計，東奔西跑，然而從不放棄自己的寫作計劃。他還利用一切機會，把朋友間交談中聽到的故事，街談巷議中傳出的有趣秘聞，經過構思、加工、提煉後，寫進《儒林外史》裏去，正所謂“披沙揀金，時有獲寶”。就這樣，他經過了10年的艱辛創作，終於在49歲那年完成了《儒林外史》這部30萬字的巨著。此外，他還著有《文木山房詩文選》十二卷，《詩說》七卷。
《儒林外史》是中國第一部優秀的古典諷刺小說。全書共計55回，筆鋒所指遍及社會各個角落，集中揭露了封建科舉製度的腐敗，諷刺了利欲熏心的封建文人，從一個側麵深刻地反映了封建製度必然滅亡的曆史趨勢。首先，吳敬梓對封建的八股科舉製度做了深刻的揭露。作品從一開始就借書中人物之口，反對明太祖朱元璋製定的八股考試製度，指出這是一代文人的厄難。接著他通過塑造的兩個封建文人周進和範進的典型形象，揭露了一心向上爬的封建文人，一旦步入仕途就成為貪官汙吏的醜惡，無情地抨擊了科舉製度的虛偽以及它所造成的社會罪惡。其次，作品有力地痛擊了封建官府和官僚政治的腐敗。他形象地描繪了封建官吏的昏聵無能和愛錢如命，他們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他們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卻是男盜女娼。作品在揭露儒林群醜的同時，還塑造和歌頌了一批寄托作者理想的人物。如杜少卿這個反對科舉製度，鄙視功名利祿，蔑視八股文和封建禮教的叛逆者，沈瓊枝這個敢於向封建勢力挑戰，自食其力，要求婦女人格獨立，追求個性解放的卓而不群的新型女性。但是《儒林外史》也有其時代的局限，在描寫正麵人物時，仍然不乏孔孟之道的色彩，缺乏進取和朝氣。盡管如此，自從《儒林外史》刊出後，一直受到眾多人士的喜愛。其喜笑怒罵的靈氣和智慧，其暢達淋漓的文采，至今仍閃爍著不滅的光芒。
如果沒有對社會現實、世人心態的深刻洞察，沒有超越流俗、蔑視功名利祿，敢於衝破“文字獄”的勇氣和精神，是寫不出如此充滿戰鬥氣息的不朽著作的。200多年來，吳敬梓一直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愛戴。建國以後，安徽全椒人民為吳敬梓建立了紀念館，永遠紀念這位偉大的現實主義文學家。程國彭著《醫學心悟》
程國彭字鍾齡，安徽歙縣黃山人。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間一位醫術高明而享有盛譽的醫學家。
程國彭少年時體弱多病，每次生病都纏綿難愈，於是便對醫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缺乏名師指導，主要靠自學。他刻苦攻讀了多種醫書，特別是對先代一些有成就的臨床醫學家的著作，更是認真鑽研，手不釋卷。他十分推崇東漢時代奠定中國臨床醫學基礎的醫學家張仲景，但也認識到作為一個醫術高明的醫生，應該博采眾家之長，否則，容易失之於偏。因而他下工夫專門鑽研金、元時期的劉完素、李杲、朱丹溪等名醫的論述，汲取了他們的學術專長和醫療經驗，並結合個人見解予以綜合分析，在數十年的醫療實踐中，他治救了無數的病人。他在晚年編寫了《醫學心悟》這部淺顯實用的臨床著作，為普及臨床醫學做出了可貴的貢獻。
《醫學心悟》一書，共十餘萬字。首先分析介紹了醫家治病所以產生誤治的多種原因，指出學醫者應如何掌握診脈的要點，醫生應如何通過望、聞、問、切四診，明辨病症的八綱（即寒、熱、虛、實、表、裏、陰、陽）屬性，並著重論述了治療八法（汗、和、下、消、吐、清、溫、補）。所謂八法，在曆史上中國臨床醫學的奠基人——東漢張仲景是運用較早的一位，但當時還不夠係統、完備，也沒有“八法”的名稱。經曆了一千幾百年的充實和發展，程國彭將八法的定義、辨證用法、治療適應症和禁忌症以及如何掌握八法要領等，在緊密聯係醫療實踐的基礎上予以闡釋發揮，對於學習臨症的醫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程國彭還在《醫學心悟》中列述了常見病症一百餘種，包括多種內科雜病、傷寒、疫病、婦產科病症，以及一些外科、五官科、口腔科病症，每種分別記述其病因、症候、診斷和治療。全書的理論部分，論述簡要，剔出了古說中的不少糟粕內容，病症分類清楚，選方切於實用，並有個人自擬的經驗效方。其中如治療各種咳嗽的止咳散，治療眩暈的半夏白術天麻湯，適用於肺燥痰飲病症的貝母栝蔞散，治療頸淋巴結核的消瘰丸，以及治療閉經的澤蘭湯等，都具有較好的療病效果，後世臨床醫生頗多采用。由於程國彭是一位具有堅實理論基礎和豐富臨床經驗的醫學家，故其著作刊行後，不少醫家用以作為教授門人弟子的教本。
作為一位醫學家，程國彭之所以能取得顯著成就不是偶然的。首先，他酷愛自己所說的這門學科，堅持不懈地認真鑽研求索。在讀書過程中，凡遇到難以理解的地方，他都牢記在心，不肯放過，晝夜不停地琢磨，當恍然大悟時就拿起筆記錄下來。就這樣，經曆了30年，他才深覺醫道精微。他認為，思貴專一，不容淺嚐輒止；學貴沉潛，不能浮躁涉獵。他還說：“醫生所做的事，是性命攸關的事，在技術上不可以不精，在思想上，不能不時刻懷著體恤患者的慈悲念頭，在讀書明理上，不達到豁然大悟，是不可以停止的。”由此可見，程國彭熱愛醫學，專心致誌，固然是他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認識到醫生肩負治病救人的重任，這也是他嚴謹不苟，鑽研探索的深層動因。他對自己的學習嚴格要求，不滿足於一般的理解，而要求達至大悟，他的醫著也正是因此而命名的，這和一般尋章摘句，抄襲敷衍的作品是有本質區別的。同時他也善於讀書，比如東漢張仲景的《傷寒論》，是中國最早的臨床專著之一，全書有397法，113方，曆來被認為比較難讀，更不容易貫穿理解。他在潛心探索十多年之後，將傷寒的病理總括為“寒”、“熱”、“虛”、“實”四個字，並從四字引伸為八句：“有表寒，有裏寒，有表熱，有裏熱，有表裏皆熱，有表裏皆寒，有表寒裏熱，有表熱裏寒”。如果沒有鍥而不舍的鑽研精神，如果沒有較好的學習方法，是不可能從散論雜議中思索出如此精辟的見解的。
程國彭不僅自己勤學精研，也要求學生這樣探索醫學的奧秘。他有很多學生，他除了要求學生學好古典醫學著作和了解主要醫學流派的學術經驗外，還言傳身教，讓學生和他一起給病人看病；晚上針對一天的學習和實踐內容，辯疑解答。他正是畢生如一日地不懈追索，才成為有卓越貢獻的一代名醫。孔尚任寫《桃花扇》
孔尚任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孫，他年輕時就喜歡搜集南朝時的故事。他的族兄孔才訓和舅翁秦光儀曾在南京做官，對南朝朝廷的內幕比較熟悉，他就登門拜望，並請求他們講講南朝的趣聞軼事。在交談中，秦光儀給他講了“李香君血濺桃花扇”的故事。大意是：秦淮名妓李香君，與複社文人侯方域相好。定情之後，侯外出。奸臣阮大铖為了報複複社文人，就慫恿馬士英派人搶娶李香君送給田仰。香君不從，倒頭撞地，血濺定情紙扇。有人見扇上幾點血痕，紅豔非常，就用筆點染成幾枝桃花，遂名“桃花扇”。
孔尚任聽了，很受感動，又詳細詢問了李香君與侯方域的愛情遭遇，以及南朝小朝廷的趣聞軼事，才告辭回家。
孔尚任對李香君的故事久久不能忘懷，決定寫部《桃花扇》的劇本，並開始動筆了。
後來，孔尚任被派往江蘇沿海一帶，擔任治水的小官，這是件苦差事，但對他創作《桃花扇》卻起了不少的作用。
在治水過程中，他又深入了解了揚州，南京這兩座名城的曆史，遊曆了這兩個城市附近的許多城池和古跡，看過秦淮河上李香君“眠花”的舊院。同時他還結識了許多不與清朝統治者合作的人，他們有的是南朝滅亡的目擊者，有的是南明政治活動的人，有的也是侯方域的好友。這對南朝的興亡有了深刻的了解，孔尚任從他們口中，訪問到許多可靠的史料，成為他後來寫《桃花扇》的第一手資料。此外，由於他親眼看見了南京、秦淮和揚州的景物，所以在《桃花扇》裏，他描寫的三地景物也就十分逼真，富有吸引力，使讀者如身臨其境。
治水三年後他重新回到北京，這時他對官場生活已深感厭惡，雖還繼續擔任官職，但大部分時間卻用來埋頭創作。常常到三更半夜，他還在一字一句地反複推敲。
孔尚任在寫《桃花扇》的時候，桌上總是擺一把用山東特產“魯縞（ɡǎｏ）”製的扇子，素潔的扇麵上畫著幾枝粉紅色的桃花。他時而沉思默想，時而起立揣摩，總是不時凝望著這扇麵上的桃花。似乎感到劇中的人物李香君、柳敬亭、侯方域等都一個個來到了眼前，雖然劇中人物繁多，事件紛雜，但看到這把桃花扇，又似乎感到有個中心。他把這些事件都用桃花扇串了起來。
即使是寒冬臘月，窗外西北風呼呼地吹著，漫天的大雪紛紛揚揚地下著，他趴在書桌上寫作，常常不知不覺就進入劇中。寫到這把扇子的時候，就情不自禁地拿起它端詳一番，扇上一陣。扇的時間一長，感到冷了，這才意識到自己又入迷了。拍拍腦瓜笑笑，又繼續埋頭寫了下去。
當他寫得情緒十分興奮的時候，就把扇子折起來，連連輕敲著自己的腿。當反複吟誦那劇本中的唱段時，也往往輕輕地有節奏地用扇子敲著桌子。
有一天，他的同族舉人孔尚鉉進來看他，見他在大雪飛舞的嚴冬季節，手裏還不停地搖著扇子，便感歎地說：“窗內窗外兩個季節，您手裏搖著桃花扇，筆下寫著《桃花扇》，真是如癡如醉，嘔心瀝血啊！”
1699年，《桃花扇》正式脫稿。可是，兩袖清風的孔尚任沒有錢刻印這部稿子，隻好抄了幾個副本保存著，所以這部名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沒有刻印本流傳。直到1708年，天津著名詩人佟蔗村看到這個稿本，非常喜愛，出了五十兩銀子，才把《桃花扇》正式刻印出來。章學誠探索史學
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號少岩，浙江會稽（今浙江省紹興縣）人。是清代傑出的史學家，也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集大成者。他和唐代的史家劉知幾被譽為“中國史學史上的雙璧”。
章學誠出生於一個地主知識分子的家庭裏，他的父親章鑣通曉史學，平時對他親自教導，啟發他獨立思考的能力。章學誠少年時代並不聰明，身體也不好。每天隻能讀一百多個字，讀多了就記不住了，經常患病，一年裏頂多能有兩個月能夠打起精神讀書。盡管如此，他喜歡讀書，在20歲以前，仍然讀了不少經書和文史之類的書籍，還經常發表自己的見解。如他認為鄧元錫撰《函史》，以陰陽、老少來配合《函史》的上下篇是荒唐的，而且書中舛謬顛倒之處很多。這說明章學誠讀書不限於支離破碎的訓詁，能夠識其大體，以義為主。
章學誠的父親章鑣為官清廉，不願隨俗沉浮，因而官運坎坷，家境日益困窘。章鑣在應城知縣任上隻三年即遭罷官，罷官時負債累累，章學誠的母親史氏用積蓄的銀兩還了債。從此，家境更加敗落。章學誠在貧窮的家境中，更加努力學習，他理解所遭受的困境，珍惜每一寸光陰。乾隆二十五年（1760），23歲的章學誠赴北京科考，沒有考中。又過了九年，再度應試，中了個副榜，掌管國子監典籍。由於所作所為不合時尚，在國子監裏落落寡合。後來拜朱筠為師，學習古文，甚得朱筠的讚揚，並與邵晉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輝祖、黃仲則等知名學者交遊。乾隆三十六年（1771），章學誠到太平使院，這個期間學識大進，開始撰寫《文史通義》，甚得邵晉涵的稱讚。36歲時寫出了第一部地方誌著作——《誌隅》。40歲時，考中了舉人，41歲時考中了進士。由於他不願做官，仍然貧困如故，依人為生。在這期間，學誠受到友人周震榮的聘請，修永清縣誌，周震榮對他生活多方照顧，在修誌中給以便利條件，使他能夠周遊縣境，進行調查，繼續在史學領域裏探索。他集中精力，用了三年時間完成了《永清縣誌》。乾隆四十四年（1779），他到河南謀事不成，中途遇盜，行李等物品全部丟失了，所寫的著述也沒有了。這實在是雪上加霜。但他沒有在歎息中沉淪，他從朋友那裏借書來抄錄資料，恢複了原著述的十分之四、五。《校讎通義》的稿本也在這次橫禍中丟失了四卷，再也找不到了，他就著手重寫。由於生活無著，他不得不暫時回直隸肥鄉縣主講清漳書院。這時，他的老師朱筠在北京去世，他一家十五口在北京的街頭徘徊，缺衣少食，受盡了艱辛。第二年終於到了邊關的水平縣，主講敬勝書院，取資糊口。這期間他得了一場大病，好友邵晉涵把他請到家中為他治療護理，才免於一死。後來，他寫了《永定河誌》、編纂了《史籍考》，主修了《湖北通誌》，並參與畢沅《續資治通鑒》的編撰工作。
乾隆五十八年（1793），章學誠已56歲了。他把家眷從亳州接回會稽，第二年，他本人也從湖北回到故鄉，出外作客三十餘年，顛沛流離，倍盡艱辛。但他探索史學，編著史書的勁頭始終沒減。回家後房屋僅足容身，沒法讀書著書，不久又離家遊揚州、安慶、桐城等地。他在61歲時，在蘇州繼續編纂《史籍考》。畢沅死後，《史籍考》未成書，章學誠就到畢沅的家裏訪得殘餘，重訂凡例，終於完成了三百二十五卷的《史籍考》。嘉慶五年（1801），章學誠的雙眼因患病而失明了，他還念念不忘對史學的探索，自己看不到書卷和筆墨，就自己口述，令別人代寫。直到第二年十一月逝世。
章學誠一生的著述是豐富的。其中最主要的著述，就是《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這兩部著作凝聚了他史學思想的主體。章學誠是中國十八世紀封建王朝禁錮思想最嚴重時期的啟蒙思想家，具有“不宜以風氣為重輕”的精神，大膽批判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學術思想考據學派。他的思想雖然沒有超出封建思想的範圍，但對以後的思想啟蒙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他在學術上的貢獻主要是史學。他繼承和發展了浙東學風，提出了傑出的史學理論，他的《文史通義》博大精深，是中國資產階級史學出現前，古代史學理論的高峰。章學誠有著豐富的寫作實踐，他雖然沒有機會到史館參加修史，但所著的《史籍考》（可惜未能流傳下來）和纂修的幾部地方誌，表現了他的史學天才，他對後世中國史學界的影響是很深的。
章學誠生活於清王朝由鼎盛趨向衰落的時代，自幼培養出來的實事求是，不願苟同的人格和學風鑄就了他的悲劇性格。他一生顛沛流離，貧窮伴隨一生，沒有富貴榮華的顯赫，也沒有邀功求賞的機遇，甘願在風雨如晦的人生旅途上倔強地走著，執著地追索著，每一步都是那樣地艱難，但他的著述，他的思想和學說卻在後世放射出耀眼的光華。與其說他是在貧窮中耗亡，勿寧說他是在步履維艱的探索中一步步遠離腐朽。魏源與《海國圖誌》
魏源是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一位先驅者。他積極收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編撰《海國圖誌》。探討清王朝衰弱和西方國家強盛的原因，提出強國禦侮的辦法，是一位成績卓著的愛國思想家。
魏源，字默深，1794年出生於湖南邵陽的一個官宦之家。1822年中舉，在諸子百家、史地方麵很有自己的見解。1826年，他受江蘇布政使之聘，協助編輯《皇朝經世文編》，並參與籌議江西省的漕糧、水利等問題，後來又以內閣中書舍人候補，有機會廣泛閱讀各種典籍文獻，林則徐與他交往甚深，非常器重他，推薦他為兩江總督裕謙的幕僚。
1841年8月的一天黃昏，魏源在鎮江碼頭又與好友林則徐重逢了。原來林則徐因鴉片戰爭遭貶革職，在被發配到新疆的途中，暫時在鎮江停留，要與老友一敘。在魏源的住處，兩位好友暢談國事，互相勉勵，抒發對民族憂患的悲憤之情。林則徐說：“這次我在廣東抗英，深感洋人得勢的重要條件是船堅炮利。要反侵略、必須了解敵情，隻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接著林則徐打開一個布包，捧出一大捆書報，交給魏源，語重心長地囑咐道：“這是我在廣東時派人從海外書報上譯輯的全部材料，如今我將遠去，不知何日才能返回，這些東西就交給你吧！望你能編寫一種介紹海外各國情況的書，以使國人廣開眼界，悟其禦侮之道，”在這材料中有《華事夷言》、《四洲誌》、《各國律例》等，對於了解西方各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史地，都很有參考價值。
魏源珍重林則徐的重托，並在林則徐的啟發下認真地思索起來。在林則徐提供的材料的基礎上，他還廣泛地收集更多更新的資料。1840年7月，定海第一次被英軍占領，侵略軍為了進攻內地，派出人員刺探軍情，繪製地圖。一天，一名英國官員安突德正偷偷地在定海附近測繪地圖，被當地老百姓抓獲，扭送到寧波知府衙門。一個在知府衙門的友人，把這消息告訴了魏源。魏源立刻趕到寧波，親自審訊安突德。安突德詳細地交待了英國的對華意圖和兵力部署、武器性能，還對英國的政治、經濟、曆史、地理等情況作了交待。審訊的結果，使魏源得到了大量資料。他以此為基礎，旁證博引其它見聞，編寫成《英吉利小記》，並把它作為《海國圖誌》的一部分。
魏源從收集的資料中，看到了西方的先進技術，結合鴉片戰爭失敗的現實，認識到，西方的槍炮比中國高明，這在中英戰事中已被證實。而朝廷的達官貴人飽食終日，夜郎自大，嘲諷西方技術是“奇技淫巧”、“形器之末”，這是多麼可笑！在他看來，不學習先進的東西，就永遠落後、挨打。隻有向西方國家學習先進技術，中國才能走向富強。為了讓中國人睜開眼睛看世界，魏源勤奮地伏案寫作。
1843年初的一天，魏源寫完了最後一頁。共50卷的《海國圖誌》凝結著魏源的心血，作為當時東方各國人民了解和抵抗西方的第一流的寶貴典籍，就這樣誕生了。
在《海國圖誌》中，魏源完整地提出了“以夷攻夷”和“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兩大反侵略的鮮明綱領。“以夷製夷”就是利用西方各國之間的矛盾，使其互相製約；“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就是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為我所用，反抗西方各國的侵略。他還針對封建統治集團的腐敗無能，提出改革內政的主張。為抵抗侵略、拯救祖國的中國人民指明了方向。
1844年，美國、法國效法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其他各國也紛紛接踵而至，獲得了英、美、法同等的權利。目睹西方各國加速瓜分中國，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思想日益強烈，深感《海國圖誌》50卷本的不足。於是，他廣泛收集材料，進行了增補。增補的內容大多是對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介紹，如火輪船、地雷、水雷、望遠鏡等器械的製造和使用方法，並附有更多的插圖，以便了解、製造和使用。1852年，魏源將《海國圖誌》增補成100卷。百卷本《海國圖誌》大量地介紹了美國、瑞士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政體，並給予高度讚揚，他已認識到，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政體比中國封建君主專製政製進步。
《海國圖誌》的問世，標誌著中國近代最早的進步思想家，找到了救國的新方向。《海國圖誌》不脛而走，受到進步人士的好評，對我國近代的反侵略反封建運動產生了很大作用。
《海國圖誌》傳入日本，也被介紹到西方。日本思想家紛紛爭讀，並把它奉為“海防寶鑒”，在日本的明治維新的改革運動中，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