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節7
李貴真和她的跳蚤
李貴真(1911—)，山東省恩縣人。我國著名生物學家，有“跳蚤專家”之稱。
李貴真從小在農村長大，喜歡各種各樣的小昆蟲。中學畢業後，她決心獻身於祖國的生物科學。1937年，她從齊魯大學生物係畢業後就奔赴貴州。那時，貴州、雲南各省鼠疫大流行，萬戶蕭疏，數以萬計的人掙紮在生死線上。跳蚤是傳播鼠疫的重要媒介。研究跳蚤的形態、種類以及活動方式等，是控製和消滅鼠疫的有效手段。舊中國，統治階級根本不關心人民的死活，也根本不重視對跳蚤的研究。當時年僅27歲的李貴真勇敢地、吃力地開墾起中國生物學的這塊處女地——蚤類學。
要研究跳蚤，首先要捕捉跳蚤。跳蚤像芝麻粒那麼大，非常善蹦善跳，很不容易捉到。人體和動物體既是跳蚤活動的場所，又是它吃飯的地方，它是真正的寄生蟲。捕捉跳蚤對人體有一定的危害。跳蚤一旦跳上人體，鑽入衣服內，就很可能帶來傳染病。李貴真對這些全然不顧。為了捕捉到各種各樣的跳蚤，她翻山越嶺到樹多林密的動物身上捕跳蚤。因為野生動物生活在潮濕的樹葉、草叢中，這種條件正適合於跳蚤生存、生長。可是，野生動物是不讓人靠近的，李貴真就向當地獵人學會了打獵。用槍打死動物後，她趕緊跑過去，把早已準備好的一塊白布放在動物體下，然後，仔細尋找躲藏在動物身上的跳蚤。動物體溫一降，跳蚤就會向四處亂蹦。離開動物體的跳蚤跳到白布上，李貴真便迅速地用蘸了酒精的棉花團將那“黑點”按住，小心翼翼地裝入玻璃瓶裏。
李貴真不但學會了用槍打死獵物，還學會了挖陷井捉活動物的方法。她把捉到的小動物放到籠子裏，再把籠子放到水盆上，跳蚤一跳就掉到水中。李貴真常常守候在水盆旁，慢慢把水中的跳蚤捉上來。她也常常讓夥伴守在洞口，自己鑽進那又臭又髒的野獸洞中，細心尋找跳蚤。她翻山越嶺不知磨破了多少鞋底、劃破了多少衣服。這對一個年輕的女大學生來說，要頂住來自社會的世俗偏見，要經得起大自然的考驗，談何容易。可她硬是經得住了考驗和偏見，從1938年起，硬是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夜以繼日地研究這小小的特殊昆蟲。
李貴真捉到跳蚤後，還要經過極複雜的製標本過程。製成標本後還要認真鑒定，整天用顯微鏡觀察跳蚤，在紙上耐心地畫下它的形態。有時一畫就是幾個月，在這枯燥單調的工作中，一種又一種中國新跳蚤被發現了。中國蚤類學這門空白的學科也漸漸發展充實起來。後來，李貴真寫出了《跳蚤》和《蚤類概論》等著作。《蚤類概論》被認為是“我國蚤類研究工作的一種初步總結，是我國昆蟲學、醫學昆蟲、蚤傳性疾病流行病學、醫學界和衛生界不可少的一種參考書”。國際生物學界認為這是“關於中國蚤類學的權威性著作”，它的內容被生物學界的外國專家學者所引用。錢偉長和“錢偉長方程”
錢偉長(1912—)，江蘇省無錫人。我國著名力學專家。曾任清華大學教務長、副校長、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副所長等職務。
1935年，經過艱苦的努力，錢偉長大學畢業了，並且考取了清華大學研究院物理係的研究生，在導師吳有訓教授的指導下，開始了X光譜的研究。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來到昆明，在清華、北大等校組成的西南聯大繼續著自己的學業和研究工作。1940年夏天，他又考取了留學生，來到了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在著名力學家門下從事研究工作。
到加拿大幾天後，導師把錢偉長叫到他的辦公室，問他準備做些什麼。錢偉長說，他準備繼續研究板殼的內稟統一理論。並說，潛水艇的外殼是橢圓形殼體，而飛機的機身又是不規則的圓形殼體，還有些物體是錐形殼、球形殼、筒形殼等。處理一種殼，就要有一個方程式。這些似乎各自獨立的方程式，其中有共同的聯係。世界並不需要那麼多、那麼複雜的方程式，應該找到它們之間的聯係。導師聽錢偉長一口氣說出的想法，非常高興，鼓勵他努力去做，有什麼困難一定給予支持。
錢偉長求索攻堅一向是十分專注的，現在表現得更是如此。他從早到晚“泡”在圖書館裏，查閱、思考、演算，……經過半年的時間，他運用數學的張量分析原理，終於找到了那個統一的方程式。錢偉長和導師一起寫出了《彈性板殼的內稟理論》，發表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的學報上。
在論文裏，錢偉長提出的板垛理論的非線性微分方程組，被國際上稱為“錢偉長方程”，當時，他年僅28歲。此後，錢偉長在力學研究領域從不停止，發表了一百多篇論文，寫出了十餘部專著。對國際物理學界有一定影響。蔡建宇——一個與自己和淨水搏鬥的探索者
據國內外生理學資料表明，小腸切除50％的人將喪失工作能力，而少於60厘米則不能生存。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一個小腸切除90％以上，隻剩下48厘米的人，竟在淨水研究領域中探索不止，聞名遐邇。他就是廣州軍區淨水研究所所長、二等甲級殘疾軍人蔡建宇。
1967年，在越南戰場執行任務的蔡建宇患了“急性壞死性小腸炎”。醫生在坑道裏為他連續做了兩次手術，把他從死亡線上“拽”了回來。一個被醫學上宣判為失去工作能力的科學工作者，並沒有泯滅一顆為祖國、為人民貢獻終生的赤子之心。蔡建宇想：“一個共產黨員，隻要心髒還在跳動，就要為黨工作！”他決心在淨水世界尋找自己的星座。生命萌生了新的希望。腹部還插著4條引流管的老蔡，再也躺不住了。他用一塊木板撐在胸前，靠在床頭開始了植物淨水的研究。一年零七個月的病房生活，他不僅活了下來，還設計了幾十種植物淨水方案……
不能站著，就坐著幹。不能坐著，就躺著幹。蔡建宇橫下一條心，把家當成實驗室。在妻子和同誌們的協助下，他躺在竹榻上頑強拚搏。沒有資料，沒有經驗，簡陋的條件迫使他用原始的工具去攻克現代科學的堡壘。僅僅為摸索一道工序，他就進行過上百次實驗，煮破了幾十個瓦盆、瓦罐。有誌者事竟成。經過幾千次失敗，他終於找到了30多種淨水植物和5種淨水劑。在6年多的時間裏，蔡建宇和同誌們帶著科研成果深入連隊，深入基層，從西沙群島到北大荒，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長江、黃河、湘江、珠江，數十條江河映過他們的身影。6年中，蔡建宇因下肢靜脈高位栓塞、尿崩症和靜脈炎三次入院，每一次他都憑借頑強的意誌擺脫了死神的糾纏。
1978年全國首屆科學大會以後，蔡建宇率領研究小組又向“次氯酸鈉淨水發生器”這一課題發起進攻。經過兩年來的數百次試驗，蔡建宇研製成功的這種淨水裝置的核心部件——電解陽極的使用壽命長達25000小時，超過了日本7000小時的指標。這一成果，1984年榮獲全軍科技成果一等獎和1985年國家科技發明三等獎。蔡建宇的快速淨水法和水消毒器享譽海外，美、英、法等國的專家爭相前來參觀。世界衛生組織三次來函索取研究資料。
近年來他們又相繼研製成功監測水質的“濁度計”和“餘氯比色計”，進一步完善了評價水處理效果的儀器。
蔡建宇榮立過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8次，是全軍的先進工作者。他雖病魔纏身，他仍與自己的疾病作鬥爭，執著地在淨水世界裏求索攻堅，奮鬥不止。中國的洲際導彈總設計師屠守鍔
屠守鍔，1917年12月5日出生在浙江湖州的一個職員家庭。他上中學時就懷著“工業救國”的理想用功讀書，學業名列前茅。抗戰爆發後，他在清華大學就讀期間目睹舊寇飛機橫行無忌、轟炸無辜的暴行，便萌發了學習飛機製造，親手設計出自己的飛機，以抗擊敵機侵略的強烈願望，於是從機械係轉入到新開設的航空係，改學新的航空專業課程。1941年夏，屠守鍔以優異成績考取清華留美公費生，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航空工程，獲航空工程碩士學位。
抗戰勝利後，屠守鍔帶著新的希望，懷著一腔報國熱血，辭去了在布法羅寇蒂斯飛機工廠謀得的工程師職位，毅然遠涉重洋回國。然而國民黨政府發動內戰，使屠守鍔興辦航空實業之夢破產，他便把報國之誌傾注到培養航空人才上，遂到西南聯大任教，專門開設航空課程。1947年，他在清華大學接觸共產黨人，吸取進步思想，走上革命道路。1948年末，在黎明前的黑暗時刻，屠守鍔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更自覺地把自己的一生獻給黨的事業。北平解放後，屠守鍔先後在清華大學、北京航空學院任教，擔任過副教務長、係主任和院長助理，為新中國的航空教育事業傾注了極大熱情，培養了第一代航空專業人才。
1957年2月，由聶榮臻元帥親自點將，屠守鍔調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轉折，從此便緊緊地與航天聯係在一起。他後來回憶說：“那時並沒有多想，隻是服從組織的分配，從頭學起，為國防事業出把力。我們那一代人都是這樣，不計較個人得失，不是為個人的某個目標，而是心甘情願默默無聞地去幹祖國需要的事業。”
屠守鍔滿懷信心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主持火箭結構強度與火箭總體的研究，沒有資料，沒有圖紙，開始摸索實踐，創造條件邊學邊幹，向一項嶄新的工作進軍。1957年9月，他作為聶榮臻元帥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的顧問，赴莫斯科參加談判，促進了蘇聯提供火箭技術的援助，中國開始了第一枚P-2導彈的仿製工作。1960年，蘇聯撕毀合同，撤走專家，中止技術援助，給剛剛起步的中國航天事業帶來嚴重困難。在這種境況下，屠守鍔鏗鏘有力地說：“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們做不到。”在他和廣大科技人員的努力下，奮發圖強，自力更生，很快闖過了仿製關，並轉入了自行設計的發展階段。
1961年，屠守鍔被任命為國防部五院一分院副院長，不久又兼任總體設計部主任，作為錢學森院長的助手，全麵負責導彈研製的技術工作，著手導彈改型設計和技術攻關，先後主持了多種型號的戰略導彈和運載火箭的研製工作。
1962年3月，中國自行設計的第一枚中近程導彈在首飛試驗中墜毀，廣大科技人員無不痛心疾首，一時之間失望的情緒籠罩在人們心頭。在錢學森的領導下，屠守鍔臨危受命，擔負了分析查找失敗原因的任務。他協助林爽總設計師，指導設計人員開展全麵的研究，進行各種環境的模擬分析，做了上百次分係統和總體試驗，經過大量的數據處理，反複進行比較、分析、綜合，查明了原因，采取了措施，對導彈設計進行改進，終於突破了技術難關。1964年6月29日，這種自行設計的導彈再次發射獲得成功，後來這種命名為“東風”2號的中近程導彈連續發射8次試驗都告捷。
1965年3月，國家決定盡快把我國的洲際導彈搞出來，要求1971年試飛，1973年定型。屠守鍔擔任了洲際導彈的總設計師，很快就拿出了洲際導彈的設計方案。在研製中，他大膽采用各種最新技術，特別是采用了平台計算機製導係統、高可靠大型火箭發動機、高強度鋁銅合金箱體結構、精密電液伺服機構等，使洲際導彈在運載能力、製導精度和可靠性等方麵達到了先進水平。在總裝測試的100天中，他始終堅持在第一線，及時處理問題，保證可靠的質量。1971年，在這種導彈發射前，周恩來總理在聽取彙報時關切地問：“屠總，你認為這枚導彈可以發射嗎?”屠守鍔毫不遲疑地回答，“我們該做的工作都做了，目前它的性能狀態是良好的。我們認為，這枚作為首發試驗的導彈，應該盡快試驗，以便進一步檢驗我們的設計方案，從中找出不足。”1971年9月，第一枚洲際導彈首次飛行試驗基本獲得成功。但由於“文革”打亂了正常的秩序，屠守鍔和許多專家受到衝擊，洲際導彈的全程飛行試驗受到嚴重影響。屠守鍔在“文革”風雨的吹打中得到了錘煉和考驗，在被批鬥時期還堅持天天上班，埋頭工作，查資料，審圖紙，搞實驗，算數據，提出改進的新設想。甚至在批鬥會上，他還凝神屏氣，鎮靜自若，心裏在驗算著數據或思考著方案，為提高可靠性進行重大設計修改。1975年11月，用這種導彈改裝研製的“長征”2號運載火箭成功發射了返回式衛星。屠守鍔為自己付出心血結出的果實而感到欣喜。
1980年5月9日，新華社發表了中國向南太平洋預定海域進行發射遠程火箭試驗的公告，引起世界矚目。屠守鍔整整等了這次飛行試驗9年，也努力奮戰了9年。在這9年中，他度過了無數不眠之夜，還經常深入到研製和試驗的工作現場，隨時精心分析和解決新發現的各種技術問題，不放過任何細枝末節。為了提高火箭的可靠性，解決火箭的一些技術關鍵，他深入到各個研製和試驗基地，大江南北，大漠高原，到處都留下了他艱辛的足跡。洲際導彈身上的數以萬計的零部件必須全部處於良好的工作狀態，哪怕有一個接觸點出現毛病，都可能造成發射失敗。屠守鍔帶著各個崗位的人員進行嚴格的檢查，查出了幾根多餘的銅絲，把任何一點隱患都消除在發射之前。即使在率隊奔赴酒泉發射基地的列車上，他還在思考著每一次方案決策、每一項技術措施、每一個薄弱環節……在發射基地，他身著工作服，在導彈測試陣地和發射陣地，在測試間和塔架前忙碌檢查，做到慎之又慎，細之又細，不放過一個疑點。當洲際導彈在發射台上豎起來之後，他甚至不顧連日勞累，爬上數十米高的塔架，做最後的臨射檢查，並胸有成竹地寫下了千鈞之重的“可以發射”四個字。當這枚洲際導彈呼嘯騰空，越過赤道，準確命中萬裏之外的預定目標時，屠守鍔這個名字也隨之傳向世界，享譽全球。
在人們歡慶洲際導彈發射成功的時候，作為總設計師的屠守鍔又不聲不響地紮進了新的工作中，分析研究各個方麵報來的數據，冷靜地思考著那些還沒有解決的問題，探索著新的目標。他不喜歡出名，不愛拋頭露麵，對鮮花掌聲、讚揚祝賀不屑一顧，樂於不動聲色，甘於默默奉獻，隻是在進一步考慮洲際導彈如何盡快定型，如何改作航天運載工具。他根據衛星發射的需要，又主持了對“長征”2號火箭的適應性改進，提高其運載能力和技術性能。他在此基礎上研製成功的“長征”2號丙運載火箭，自1982年投入使用以來，連續十多次成功發射科學試驗衛星和國土普查衛星，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屠守鍔從國家高科技發展戰略出發，研究了開發航天技術將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能夠極大地促進經濟的發展。因此他提出應像在南極建立自己的工作站那樣，早下決心開發空間技術。他令人信服地例舉了發展衛星對普及全民教育、綜合開展國土普查、準確預報天氣、進行空間生產等帶來的巨大效益，提出了進一步發展航天技術的策略和途徑。1986年，他支持年輕航天專家提出研製大推力捆綁式火箭的設想，認為運用先進的捆綁技術是立足我國現有技術成果，高速度、少投資發展大型運載火箭的最佳途徑。經過大家的努力，我國運載火箭技術獲得了一次飛躍，將近地軌道的運載能力一下就提高了三倍，開辟了空間開發和國際商業發射的廣闊前景。
在我國航天技術的發展中，屠守鍔做出了傑出貢獻。但他對如此輝煌的成績，仍以那樣從不突出自己的平常心態，謙遜地說：“我不過是參加工作早了一點，得到了機遇，把我放到了這個位置，換成別人也會做出這樣的成績。我不認為自己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他從總設計師崗位退下來後擔任了高級技術顧問，但從不言“退休”二字，仍然在為中國航天描繪壯麗的藍圖。早在1990年“長征”2號捆綁式火箭研製發射成功之後，他對中國航天的未來滿懷激情地說：“以我國現有的技術基礎，隻要稍加改進，就有能力把載人飛船送到軌道上去，這一天為時不會太晚。”果然，屠守鍔為載人航天工程獻計獻策，“神舟”號試驗飛船已經上天遨遊了。
通天之路是無止境的，屠守鍔還在這條路上奮力跋涉，一定會達到更光輝的頂點。學識淵博的技術指揮員黃緯祿
黃緯祿，1916年12月18日生於安徽蕪湖，1940年在中央大學畢業後，懷著“科學救國”的願望赴英國倫敦大學留學。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炮火使這位遠離祖國的青年飽嚐了戰亂之苦，特別是德國法西斯向倫敦發射的V-2導彈震撼了他的心靈。他暗下決心要用學到的科學知識報效祖國，要用自己研製的先進武器使祖國強盛起來。黃緯祿在異國他鄉孕育的理想，在他回國多年後終於實現了。
1947年，黃緯祿獲英國倫敦大學電信專業碩士學位後立即啟程回國，但當時空懷壯誌，報國無門。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黃緯祿才找到了報國之路，先後在華東工業部電工研究所和通信兵部電訊技術研究所從事電訊技術研究工作。1956年初，黃緯祿參加了軍隊組織的一個報告會，聽到錢學森講述國外火箭技術狀況和發展我國火箭事業的構想。第二年他就隨電訊技術研究所合並到國防部五院二分院，開始從事火箭控製係統的研究工作。
從仿製P-2導彈到研製成功洲際導彈，黃緯祿領導解決了液體導彈製導穩定的許多工程技術問題，在研製控製係統方麵不斷取得新的進展。1970年，他擔任七機部第二研究院副院長，並被任命為潛艇水下發射運載火箭的總設計師，從主持研製液體火箭的控製係統到全麵領導固體戰略火箭研製，開始為一種新型火箭的誕生殫精竭慮，嘔心瀝血。在黃緯祿的主持下，為保證潛地火箭箭體的氣密、水密和結構強度，進行了精心分析計算和設計，並用嚴格的工藝保證生產的可靠性。由於火箭尺寸的限製，儀器艙體積比較小，科技人員采用集成電路代替分立元件，使設備體積大為縮小，計算機的體積減小到原來的二分之一以下，並把一些設備進行合並，對外殼形狀按儀器艙的形狀進行了特殊設計，使設置更加緊湊。最初設計的固體火箭，其發動機不能按要求隨時關機，設計人員經過仔細分析計算，在二級發動機的前封頭上配置了三個反向噴管，解決了這一難題。在黃緯祿的指導下，采用發射模型火箭解決了怎樣保證潛艇水下發射安全，對平台如何調平，對目標如何瞄準，對確定射程的數據如何裝訂，火箭發射後出水姿態角如何控製，發動機如何點火等一係列問題。
對於潛艇火箭，濺落深度是至關重要的。為了防止潛艇發射的火箭因故障落入水中砸沉潛艇，黃緯祿帶領總體部的科研人員設計出一套靈巧的排水裝置，在回落入水前把火箭水箱中的水排盡，從而減輕衝擊重量。但排盡水箱中水的火箭從高空回落到水中後到底能衝入多深?是否會對潛艇構成威脅?還必須通過濺落試驗來驗證。根據在江橋上做濺落測試的結果，火箭入水深度不大於20米，排完水後再濺落水中對於潛艇是安全的。黃緯祿選擇了直接從海上發射模型火箭的方式，按照“台、筒、艇”三個步驟，跨越了國外研製的七個階段，取得了成功。
有一年的夏天，黃緯祿帶領一隊科技人員到南京，利用長江大橋做火箭箭體入水試驗。當時天氣炎熱，火箭殼體也被太陽光烤得燙手。他們卻要鑽進箭體內粘貼防水膠囊，人蹲在裏麵操作就像進了蒸籠裏一樣，全身流汗，悶熱難當，再加上刺鼻的化學藥品味道，使人喘不過氣來。黃緯祿身先士卒，首先鑽進箭體工作，每10分鍾左右出來喚喚氣，直到完成試驗任務。這為攻克水下發射的技術難關打下了良好基礎。
1979年5月，黃緯祿率領試驗隊到海軍基地進行模型火箭水下發射試驗，前4發都未獲得滿意的海情下的彈道參數，特別是第4發由於電池電壓不足連遙測數據都未拿到。於是，黃緯祿指導試驗隊對前4發模型火箭出現的問題逐一作了糾正，不留下一個隱患，不放過一個疑點，對第5、6發按設計要求做了精心準備，每一個環節、每一道工序都嚴格把關，終於獲得第5、6發高海情發射的圓滿成功。
1982年，黃緯祿主持研製的潛艇水下發射運載火箭進入最後衝刺階段。同年10月在渤海之濱，近百艘艦船雲集，上萬名參試人員各就各位。新華社受權發表公告：中國將於1982年10月7日至26日進行水下運載火箭的發射試驗。黃緯祿對自己研製的火箭了如指掌，充滿信心。這一次他從火箭各係統的檢查情況到發射預案準備情況，從試驗隊上下的各種意見到發射不發射的利弊，都作了周密思考，進行了分析權衡。他拿起電話向上級報告：“我認為發射條件已經具備，不宜推遲。”上級同意了黃緯祿的意見，決定按時發射。10月12日，黃緯祿在指揮所裏，先是聽見指揮員下達“發射”指令，隨後看見運載火箭像劈波斬浪的蛟龍躍出海麵，騰上空中。數百秒鍾後，末區傳來火箭擊中目標的喜訊，我國第一枚潛艇水下火箭發射試驗獲得圓滿成功。人們並不知道，為了這一天黃緯祿和科研試驗人員付出了多少代價，僅在發射基地兩個多月的操勞就使黃緯祿的體重從64千克一下降到了53千克。黃緯祿仍然抑製不住歡欣和高興，因為經過廣大科技人員和工人的努力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4個能夠自己研製潛地運載火箭並掌握水下發射技術的國家。
這次海上試驗以後，黃緯祿的身體越來越虛弱，胃潰瘍病複發不得不住進了醫院，但他在治療中仍然在考慮下一步工作。他一邊考慮如何完善水下發射運載火箭的性能，一邊又提出潛地火箭從海上走向陸地的設想。黃緯祿想，在研製潛地火箭的過程中，曾在陸上用發射筒試驗發射成功，現在水下發射通過了，如果再把它搬到陸上用發射筒裝在公路車上開著跑，不是又多了一種陸基固體車載運載火箭嗎!他的這一設想具體化後得到了上級的支持和批準。於是他雙管齊下，一方麵繼續指揮改進水下發射的運載火箭，另一方麵又開始領導研製第一代陸基機動運載火箭。黃緯祿不顧體弱多病，一出醫院就用5個月的時間跑了6個省的科研試驗單位，了解情況，指導工作。無論在成功或是失敗的時候，他總是鼓勵大家說：“隻要我們勝不驕敗不餒，從勝利中總結出經驗，從失敗中吸取教訓，都會產生前進的動力。”
有一次陸上發射試驗時，由於慣性平台帽蓋改後，沒有在地麵做充分試驗，造成火箭在空中程序轉彎時平台框架受阻不能轉動。火箭失去基準，姿態無法穩定，結果在空中爆炸自毀。黃緯祿帶領科技人員總結教訓：今後在地麵進行試驗時，一定要盡可能模擬空中飛行的實際情況，以便提前發現和解決問題，一切經過試驗，不帶疑點上天，這是成功的一條法則。
一次火箭進行總裝測試時，有一個繼電器偶爾出現不吸合現象，經過反複測試，這個現象不再重複，有的人就認為可能不是繼電器的問題，不再去查明原因。黃緯祿可不答應，嚴肅地說：“我們搞科學的就要有科學態度，不能來‘大概’、‘可能’，一定要抓住這個‘偶爾’不放，查個水落石出才行。”於是，他同大家一起進行測試觀察和分析，結果發現是繼電器銜鐵上有一片微小的鐵屑，當小鐵屑豎起來時，繼電器就不吸合，當小鐵屑倒下去後就能吸合，原因找到了。黃緯祿指著小片鐵屑對大家說：“可不要小看這個小東西，如果在火箭飛行過程中它突然豎起來，就會招致整個飛行試驗的失敗。”大家都為黃緯祿嚴肅認真的科學態度所折服，無不讚賞他認真負責、一絲不苟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