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黃緯祿作為一名技術指揮員，憑借淵博的學識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對火箭各個部分及其工作狀態都心中有數，在千鈞一發的緊急關頭，總能當機立斷，鎮定自若。有一次，運載火箭進入發射前“5分鍾準備”的關鍵時刻，突然出現一級伺服機構反饋電壓表指針擺動現象。人們驚呆了，不知如何處理。黃緯祿從容鎮定地問：“平台有沒有問題?”負責平台測試的人員答：“平台沒有問題!”黃緯祿略思片刻，果斷決定：“按時發射!”指揮所裏的人都為他的決定捏著一把汗，大家的心都快跳出來了。隨著一聲巨響，火箭噴射出火焰騰空升起，發射成功了。後來黃緯祿在回答人們的疑問時說：“我們這個火箭靈敏度非常高，對陣風或微小振動都很敏感。在地麵測試時，就發現過有人走近它時，曾出現過反饋電壓擺動，因此當我問明平台情況正常時，就肯定火箭本身沒有問題，是外部原因造成的，這才下了發射的決心。”我國陸上固體機動運載火箭的誕生，標誌著我國火箭技術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航天工程是成千上萬人集體的事業，因此黃緯祿總是依靠大家群策群力，把每個人的智慧集中起來攻克技術難關。他總結了四句話：“有問題共同商量，有困難共同克服，有餘量共同掌握，有風險共同承擔。”他說：“這四句話的核心是‘共同’兩個字，回憶我們在研製固體火箭的過程中不知遇到過多少難題，攻克過多少難關，沒有一件事不是依靠集體來解決的，作為總設計師的我，也隻是起到集體中廣員的作用罷了。但是，人們不會忘記黃緯祿為開創中國固體運載火箭事業作出的傑出貢獻。火箭型號總設計師梁守槃
梁守槃，祖籍福建，1916年4月13日生於北京。1933年考入清華大學機械係，選定“自強不息”的校訓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大學畢業之後，他懷著“航空救國”的夢想到南昌的航空委員會任職，不久自費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留學，1940年獲航空工程碩士學位後回國。先在西南聯大任教，後到貴州大定航空發動機製造廠任設計課長。他懷著一腔愛國熱忱提出建議：“我們不要引進美國的，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設計發動機，然後不斷提高技術指標，造出與美國一樣的飛機。”他很快設計出了一種飛機發動機，並請求投入試製，以裝備自己的飛機升空飛行。但當局卻以這個新設計的發動機不能保證比美國的強而不予批準投入生產。梁守槃憤然辭去課長職務，重返大學課堂，想圓“教育救國”之夢。但在舊中國總是找不到報國之路，不管“航空救國”也好，“教育救國”也好，都隻是夢想。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國防建設的需要，梁守槃從浙江大學調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開始施展報國才能。1956年組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粱守槃又被點名調到五院參加新興的火箭事業。他成為錢學森麾下十個研究室的幹將之一，被任命為火箭發動機研究室主任，參與仿製蘇聯援助的P-2導彈的工作。他深知，當時在外國的封鎖下，得來的一點先進科學技術實屬不易，因而在蘇聯的有限援助下進行仿製意義重大，應該“先學楷書，後寫草書”，從仿製中增長自行設計的才幹。但在與蘇聯專家的合作中，他又深切感到如果不動腦子照搬，照葫蘆畫瓢，不僅會學不到真經，反而會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因而，梁守槃向設計人員提出了反設計的要求，從消化圖紙資料入手，按產品的技術指標要求，用已知公式開展設計，然後將自己的設計結果與導彈實物相比較，用以驗證理論與實際的一致，從而增長自行沒計的本領。這樣，在完成仿製任務之後，設計人員就能更加有信心進行獨立自主的設計了。
梁守槃作為中國第一種仿製導彈的總設計師，不迷信、不盲從外國人，對技術問題從實際出發，有自己的獨立見解。1960年，P-2導彈仿製完成，但在使用火箭燃料的問題上，梁守槃與蘇聯專家發生了分歧。蘇聯專家認為中國的液氧含可燃物質太多，使用時有爆炸的危險，但這時蘇聯正準備撤走專家，蘇方的燃料又遲遲不向中國供應，給發射造成困難。梁守槃想，為什麼就不能用本國生產的燃料呢?他一遍又一遍計算，查閱資料進行分析比較，發現蘇聯資料不準，沒有考慮到十幾噸液氧中含的雜質不會集中到一起氧化燃燒，因此完全可以用自製燃料代替蘇聯燃料。同年8月21日，蘇聯專家撤走不久後，梁守槃的意見被采納，第一枚P-2導彈采用國產液氧作氧化劑發射獲得成功。這是梁守槃第一次親身體驗到自力更生的勝利。
這次成功給了梁守槃以更大信心和力量。他後來在獨立設計大推力火箭發動機時，大膽提出了難度較大的離心泵並聯和使用偏二甲肼作燃料的設想，大大提高了比衝，成功研製了大推力火箭發動機。梁守槃先利用兩套渦輪泵造成不平衡條件，觀察它們在工作時能否自動達到平衡並聯狀態。試驗證明離心泵並聯可行，工作能協調平衡。然後他又主持調研，提出對偏二甲肼毒性的測定方案，以及防止人體中毒的措施。經過一年的反複試驗研究，找到了解毒的特效方法，同時完善了操作規程。後來實踐證明，這種偏二甲肼不僅可作大型火箭發動機的燃料，而且還可與煤油混合，代替一種用大量糧食提煉的混胺燃料，在火箭發動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梁守槃在設計更大推力的液體火箭發動機時，還提出過箭體直徑選擇最合適的範圍等許多建設性意見，其中還包括主張研製衝壓發動機，這些都顯示了他高超的技術功底和獨創精神。
1965年，梁守架被任命為七機部三院副院長，同時出任海防導彈武器係統總設計師，負責研製海防導彈的技術工作。他在主持設計一種名叫“海鷹”2號飛航式導彈的發動機時，提出了兩個大膽的設想：一是將原懸掛式箱體改為承力式箱體，並將彈翼固定在箱體上，這樣可以減輕結構質量，增加推進劑箱的容積；二是用上述辦法加大彈體剛度，增加彈身長度，從而加大射程。為了驗證這兩個設想，他和科技人員一起整整幹了兩個月，完成了試驗樣品。1966年12月，兄弟單位研製的“海鷹”1號導彈進行試驗，沿用了仿製時的發射架，結果前兩發打出去沒了蹤影。人們以為是因為天冷，雷達工作受到影響；但第二年5月又打了一發，還是失敗了。梁守槃在參加分析原因時，認為問題不在導彈本體上，而是在發射環節上。他在發射現場圍繞發射架轉了幾圈，若有所思地回到住處，拿起筆計算起來。根據計算結果，他認為導彈的發射架總長5米，導彈發射時，因為發射架過長，導彈離軌頭部上翹，尾部下沉，導彈在劇烈震動下使製導組件與彈體碰撞而損壞，這樣導彈發射出去自然就不能跟蹤到目標，隻能直線飛走了。後來他在自己主持研製的“海鷹”2號導彈進行試驗時，就建議把發射架鋸掉12米。有人不相信這麼簡單就把問題解決了；結果一試，果然成了，而且連射幾發都成功了。梁守槃說，我們的一些技術人員還是按照仿製的辦法，照本宣科地搞設計，加上缺乏經驗，自然走了彎路。人們都說，梁守槃總設計師是一個相信自己力量的人。
梁守槃最得意也最費力的是成功研製了一種超低空超聲速海防導彈。1961年，美國等一些技術先進的國家知難而退，停止了這種導彈的研製；而梁守槃卻力促有關部門將其列入了我國的研製計劃。他認為，這種導彈不僅技術先進，而且非常適合國防戰略的需要，認定這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但有人認為他太不自量力，連美國都放棄了，而像我們這樣一個技術尚很落後的國家能研製成功嗎?梁守槃咬定青山不放鬆，不達目的不罷休，曆盡艱辛和坎坷，承受了巨大壓力和困難，甚至這項研製遇到幾度被砍掉的危險。
在最初立項的時候，有一封建議立即取消這項研製工程的信擺到七機部部長麵前。部長十分為難，一方麵覺得梁守槃不僅有勇攀科技高峰的精神，而且也有足夠的技術能力；另一方麵又覺得反對者的意見也不無道理。他叫秘書把這封信抄給梁守槃，希望他能答複信中提出的問題。梁守槃看完信後，認為技術問題隻有在切磋琢磨中，在不同意見的爭論中，才能使技術方案日臻完善，才能更好地解決問題。而且他認為外國人還沒有造出來的東西，中國人就未必造不出來，不能有妄自菲薄的思想；中國在已有技術的基礎上，在一些技術領域完全可以超過外國人。於是他寫信給錢學森，以嚴密的邏輯、雄辯的論據、有說服力的數據申述自己的設想。錢學森認為梁守槃的看法很有道理，欣然支持他的主張，同意他的意見。梁守槃的設想通過立項。
但是不久，十年“文革”浩劫把他的科研項目擱置起來，梁守槃和他的技術方案一起被“打倒”。後來，梁守槃在周恩來總理要軍管開列的一批航天科學家名單中被特殊保護下來，回到研究室，避開動亂幹擾，頂住各種壓力，繼續試驗他的方案，並有了突破性進展。
“文革”結束後，梁守槃以為自己負責的導彈方案會加快研製進程。但沒有想到有關部門要取消這個項目。得知這一信息後，梁守槃想起了國防科技工業領導人張愛萍將軍說過的話：“我們要搞出適合我國地形、氣候、經濟條件的東西，別人沒有的，為什麼我們不能有?依樣畫葫蘆，長期當留聲機，這不是中國人的誌氣。”他從這裏受到鼓舞，認為隻有張愛萍能夠挽回他主持的這個項目。於是他給時任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的張愛萍將軍寫了一封信，詳細闡明這個項目對國防的重要意義，特別說明這項科研已有所突破，現在取消等於前功盡棄，不利於國防建設和航天科技事業的發展。張愛萍賞識梁守槃的愛國熱忱和學識才華，也很了解他在技術上看準的事情絕不輕易放棄的可貴品質。但為了慎重起見，張愛萍又當麵問梁守槃：“你認為從理論上講是可以做得出來的嗎?”梁守槃肯定地回答道：“是的，理論上是可行的，因此我相信我的方案能夠成功，所以我才堅持。”張愛萍聽了梁守架的回答，點頭表示滿意，並鼓勵他：“那你就大膽地去做。為什麼美國人認為做不出來的，我們就不能做出來呢?”於是，梁守槃的方案又列入了國家的研製計劃。
梁守槃為這個超低空超聲速導彈付出了27年的心血，終獲成功。這種導彈模型在世界博覽會上露麵後引起轟動，被報界稱作是“最令人驚訝的導彈”。
梁守槃說：“我作為航天科技工作者的最大願望，是能夠在工作崗位上貢獻自己的力量。不管你是什麼家，關鍵是你為國家做了些什麼，怎麼樣做好自己的事情，怎麼靠自己的努力使國家繁榮富強。我們的成果都不是以引進為目標，而是在引進的基礎上，把先進的技術與我們自己的東西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他就是這樣充滿信心，不怕挑戰，勇於創新，堅信自己的力量，盡自己的最大努力為中國航天的騰飛而奮鬥。“勤奮務實，不懈追求”的謝光選
謝光選，1922年11月5日出生在江西南昌一個世代書香家庭。祖父是知名儒醫，父親則是銀行家。他們留給子女的家訓是“讀於卷詩書，學一技之長”。謝光選的青少年時代，是在日寇的鐵蹄下度過的，他認為要不受外國人的欺侮，就一定要有自己強大的武器，於是刻苦學習，立誌“科學報國”。1942年，他考入重慶兵工學校大學部，選擇學習兵器專業，立誌造出現代兵器，為祖國服務。
1947年初，謝光選學成後到沈陽兵工廠。遼沈戰役後，共產黨接管了這家兵工廠，謝光選參加了506式戰術火箭發射器和241反坦克火箭的研製，為他日後主持彈道式導彈和運載火箭的研製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1956年，主管國防科技工作的副總參謀長陳賡大將到工廠考察，對謝光選的詳細講解深為讚賞。1957年3月，謝光選這位火箭炮主任工程師被調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擔任導彈總體設計部五室主任，參加仿製P-2導彈的工作。1960年9月10日，謝光選第一次到發射場，觀看到了用中國生產的燃料成功地發射了P-2導彈的情景。11月5日又到發射場觀看自己參加仿製的第一枚“東風”1號近程地地導彈騰空升起，並命中預定目標。初戰告捷，謝光選感到從未有過的愜意，備受鼓舞。
1962年初，我國自行設計的“東風”2號中近程導彈研製完成。但是這枚導彈能不能做飛行試驗，可靠性如何，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當時擔任導彈總體設計部副主任的謝光選的心裏也無多大把握，因為沒有地麵數據，沒有計算機，得不到驗證，隻有經過發射才能清楚。因此，他也主張進行飛行試驗，光爭論不會有什麼結果。3月21日，這枚導彈發射失敗，謝光選目睹了導彈墜毀的情景。在遭受重大挫折時，他聽到了聶榮臻元帥的指示；既然是試驗，就有失敗的可能，不要追究責任，而應該總結經驗教訓，以利再戰。謝光選和科研人員都深受感動和鼓舞，沒有氣餒，振作精神，找出原因，吸取教訓。這時謝光選被任命為“東風”2號導彈總體主任設計師。經過修改設計，加強地麵試驗，特別是進行了振動試驗和全彈試車，把地麵上的問題都解決了。兩年後的1964年6月29日，由中國人自己設計研製的“東風”2號中近程導彈飛行試驗獲得圓滿成功。
1964年9月，國家部署了導彈與原子彈“兩彈結合”的研製試驗任務。謝光選作為“兩彈結合”技術協調組組長，感到壓力極大，因為這是要用導彈裝載原子彈在自己的國土上進行飛行爆炸試驗。導彈飛過的地區有5萬居民，經過計算，導彈失落的概率是十萬分之六，即使如此，也不容許有絲毫的馬虎和鬆懈。他按照周恩來總理指示的“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精神去做，時時處處細致認真。1966年10月19日，他在向周恩來總理彙報發射任務準備情況時，提出怎麼才能做到“萬無一失”的問題。周總理笑著對謝光選說：“什麼叫萬無一失?隻要你們把能想到的問題都想到了，能做到的都做到了；能夠發現的問題都找到了，就是做到了萬無一失。如果客觀條件不具備，我們還沒有認識到的問題，那是屬於吃一塹，長一智的問題。”這些話使謝光選受到鞭策和鼓舞，他十分仔細地完善導彈的研製和協調“兩彈結合”的工作。直到1966年10月27日，“東風”2號甲導彈載著核彈頭起飛，在預定著落地點實現原子彈爆炸，在落點上空升起一片蘑菇雲，謝光選一直繃緊的神經才鬆弛下來。直到今天，他還珍藏著這一天的《人民日報》號外，因為“兩彈結合”試驗的成功是他一生中永遠難忘的一件大事。
1977年，謝光選被任命為七機部一院副院長，並出任“長征”3號運載火箭總設計師。在此之前，他參與組織研製發射“長征”2號運載火箭的工作，加強管理，加強地麵試驗，杜絕設計上的缺陷，用冗餘技術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在發射場檢測時更換了可能有缺陷的儀器設備，解決了技術和管理上的問題，保證了“長征”2號及其改進的“長征”2號丙運載火箭的成功發射。在此基礎上，謝光選帶領科技人員向運載技術的製高點攀登，研製先進的液氫液氧發動機，大幅度地提高火箭的推力，向著發射高軌道衛星的目標努力。他用彈性理論描述了火箭的縱向固有彈性振動，用波動方程和二相流描述了推進劑輸送管路的固有振動頻率，采取措施使兩個固有振動不產生共振，抑製了全箭耦合振動的發生，改善了低頻振動的環境。同時，“長征”3號火箭最關鍵的是低溫技術，因為氫、氧都是易燃易爆物，其中液氫的沸點低達零下253攝氏度，這給生產、儲存、運輸及使用都帶來一係列技術問題。謝光選付出大量心血對36個重點問題組織協作攻關，最後解決了與低溫技術有關的難題。1984年1月29日，第一枚“長征”3號運載火箭發射，由於第三級發動機高空點火後提前熄火，隻獲得部分成功。經改進後於4月8日再次發射，“長征”3號運載火箭順利地把第一顆試驗通信衛星送上同步轉移軌道，最後定點在東經125度的赤道上空運行。談起這次成功發射，謝光選如數家珍地說：“‘長征’3號運載火箭按運載能力居世界第四位，按使用超低溫高能推進刑居世界第三位，按高空二次啟動氫氧發動機居世界第二位，按研製生產的成本低廉程度居世界第一位，‘長征’3號已達到世界運載火箭先進水平。”他還對記者自豪地說：“我們的‘長征’係列火箭完全是土生土長的，從技術到元器件都是百分之百的國產，具有很高的可靠性。”“長征”3號運載火箭的成功，是我國運載火箭的一個質的飛躍。
謝光選主持研製的“長征”3號火箭，不僅在技術上樹起了一座新的裏程碑，而且在打入國際發射服務市場上也開了先河。1990年4月7日，中央電視台首次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現場直播“長征”3號發射美國製造的“亞洲”1號通信衛星。謝光選雖然對自己研製的火箭有十分的把握，但因為全世界的人都在觀看發射實況轉播，不免心裏仍有很大壓力，特別是在這次發射之前的2月23日，歐洲空間局的“阿麗亞娜”火箭發射失敗，在試驗隊中引起了不小的波動，氣氛也顯得緊張沉悶起來。謝光選提醒試驗隊員要引以為戒，工作要更加認真細致，不能有絲毫的疏忽和怠慢，要絕對保證發射一舉成功，不在世人麵前丟臉。結果是一炮打響，“長征”3號第一次發射外國衛星獲得成功，謝光選在發射現場又一次體驗到成功的喜悅，臉上掛滿笑容，和外賓一起慶祝這一勝利。
謝光選這位在中國大地上土生土長的科學家，一生把“勤奮務實、不懈追求”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盡管他主持研製的“長征”3號運載火箭已經可以把衛星送到36萬千米的地球同步軌道，而且用它發射中外衛星多次立功，但1991年和1996年有兩次因火箭二次啟動時引發壓力尖峰損壞零件而未能將衛星送入軌道。謝光選擔任了故障調查委員會主任，經過認真的數值計算，做到了故障定位準確，機理清楚，為解決“高空失重場多次啟動發動機的問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他袒露自己的心願：太空高處不勝寒，願在有生之年再為航天事業做點有益的事情。中國宇宙飛船總設計師戚發軔
戚發軔，1933年4月2日出生在遼寧複縣，少年時就憋著一口不甘日本外侮的氣，高中時又目睹侵朝美國飛機到我國丹東邊境狂轟濫炸的情景，發誓要學航空專業。1952年，戚發軔高中尚未畢業就報考大學，一連三個誌願都填報了飛機製造係，結果被北京航空學院錄取。他踏實用功，學習進步很快，成績越來越好。1957年畢業分配到剛剛成立不久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參加導彈研製工作，他進了“掃盲”性質的培訓班，第一課就是聽赫赫有名的錢學森講《導彈概論》。戚發軔一邊學習，一邊搞導彈的結構與總體設計，很快就入門了。他參加我國第一枚地地導彈的研製和第一次“兩彈結合”的試驗發射，在技術上鍛煉成長起來。
1968年，戚發軔轉到空間技術研究院，參與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研製工作。他作為製造第一顆衛星“東方紅”1號的技術負責人，經曆了研製和發射的全過程，而且多次向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中央專門委員會彙報衛星研製和準備發射的情況。這是他一生中最難以忘懷的一件事情。
1970年4月，我國發射“東方紅”1號衛星的準備基本就緒，就等中央的命令了。在發射前10天，戚發軔隨錢學森從酒泉發射基地趕回北京在人民大會堂向周總理彙報情況。他負責彙報衛星的測試結果和質量狀況，周總理問：“你認為衛星到底可不可靠?衛星能不能準確入軌?”同時還問了衛星入軌後能不能播放《東方紅》樂曲以及衛星軌道參數、衛星重量是多少、可測量哪些空間物理參數等問題。戚發軔對衛星的質量做了肯定的回答。周總理聽後說：“看來一切準備工作都做得比較好。”他要戚發軔和“長征”1號運載火箭技術負責人任新民、楊南生一起馬上寫出正式書麵報告。戚發軔根據衛星在研製中的質量情況和模擬試驗結果，當晚就非常自信地起草了衛星部分的報告草稿。這畢竟是中國的第一顆衛星，沒有任何經驗可循，戚發軔還是緊張得徹夜難眠。不過，10天後的1970年4月24日，《東方紅》樂曲聲響徹太空，傳向全球。戚發軔後來回憶說：“這是我這一生最高興的一刻!”當年37歲的戚發軔，在衛星技術領域嶄露出了他的智慧和才華。
1975年後，戚發軔相繼擔任了“東方紅”2號、“東方紅”2號甲通信衛星的總設計師。經過將近10年的研製，第一顆地球靜止軌道通信衛星研製完成。有一次在衛星的檢測中接連燒壞了轉發器上的三隻管子，戚發軔十分著急，因為衛星上天後，轉發器一旦失靈就無法轉播電視節目。戚發軔要求進行一絲不苟的檢查，結果發現是元器件老化造成的，更換後就不再出現燒壞管子的情況。戚發軔的嚴格要求保證了1984年4月8日衛星上天後正常運行，衛星定點後即開通了數字和模擬電話、圖片文字傳真、電視和廣播節目傳送、數據處理傳輸等，特別是在邊陲地區的老百姓可以通過自己的衛星收看到中央電視台傳送的節目了。戚發軔並不滿足於此，他馬上考慮下一步通信衛星關鍵技術的改進，隨後製定了“東方紅”2號甲通信衛星的設計方案。這個方案使衛星的轉發器增加了，通信容量增大了，使用壽命也延長了。1986年2月1日“東方紅”2號甲通信衛星被送上蒼穹，衛星定點保持精度比試驗通信衛星提高了5倍，標誌著我國地球同步衛星測控技術進入世界先進行列。這顆衛星提供使用後，僅電視的人口覆蓋率就由原來的30%增加到80％以上，全國500多個大中城市開通了長途自動撥號電話。1988年3月7日，戚發軔和他的研製隊伍又把一顆“東方紅”2號甲實用通信衛星送上36萬千米高的赤道上空，它的設計壽命增加到4年半，通信容量也比以前擴大了一倍。由於這顆衛星采用成型波束天線，將輻射功率主要集中於我國地域，信號比國際通信衛星明顯增強；衛星傳送的電視圖像清晰，色彩逼真，伴音純正，即使在遙遠的邊疆、海島，隻需建一個直徑3米至45米天線的地麵接收站便可以看到清晰的電視節目。這使我國租星進行通信傳輸的時代已成為了曆史。
正當戚發軔主持研製的通信衛星技術日趨成熟，並擔任“東方紅”3號新一代通信衛星總設計師的時候，他又被調到了載人飛船總設計師的位置。1992年，“921”載人航天工程上馬，戚發軔也走上了新的崗位。在飛船論證階段，對於究竟要選一種什麼樣的飛船，各方專家看法不盡相同，各路人馬堅持己見，爭論激烈。戚發軔主持總體方案論證，認真聽取各種意見，揚其所長，棄其所短，提出了適合我國國情的先進而可行的工程方案。方案確定之後，許多新問題不斷湧現。擔任通信衛星總設計師多年的戚發軔心裏清楚，與研製衛星最大的不同，是飛船事關航天員的生命，必須保證每一個係統、每一個環節都不能發生一絲一毫的問題，必須做到絕對安全可靠，萬無一失。他曾經在俄羅斯參觀過載人飛船的發射，親眼看見航天員在進入飛船之前，總設計師鄭重地簽字畫押，嚴肅而幽默地對航天員說：“如果沒有把握，我不會送你上天去冒險。”戚發軔沒有想到，他在臨近花甲之年還要頂著巨大壓力，冒最大風險去領導造出一艘安全可靠的飛船，而且還要在不遠的將來為中國航天員上天簽字畫押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