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廣闊的人類曆史上，在偉大的宗教、哲學結構中，在法律和政治體係中以及科學和整體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動機的辯證法。非常簡明地說，它們中能以不同的比例既體現了認知需要又體現了安全需要。有時，安全需要幾乎完全能使認知需要屈從它們減輕焦慮的目的。
沒有焦慮的人可能是更為大膽和無畏的，並且能夠為了知識本身進行探索和建立理論。假定後者更有可能接近真理、接近事物的真正本質，這肯定更易讓人接受。安全的哲學、宗教和科學比成長的哲學、宗教和科學，肯定是更容易成為盲目的。
安全的需要不僅能使好奇、認知、理解屈從它們自己的目的，變成僅僅可供使用的工具，而且還會使活動失去好奇心，甚至僅把焦慮和畏懼消極地表現出來。也就是說，為了縮減焦慮，我們既能尋求知識，也可以回避知識。用弗洛伊德的話來說，沒有好奇心學習就有困難，大智若愚可能是防禦性的，知識與行動是極為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
知識和行動經常是同義的，甚至是以蘇格拉底的方式同一的。我們充分而完善地認識了的地方，適宜的行動就自動地和反射式地隨之而來了；接著，就沒有矛盾地、完全自發地做出了選擇。
我們在高級健康水平上可以看到這一點，他似乎能很好地區分正確與錯誤、好與壞，而且在表明這點時和機體活動是自如而充分的。但是，我們在年幼兒童那裏，在另一種水平上，也完全看到了這一點。
對於他們來說，考慮一種行動可以和已經行動過一樣，心理分析學家稱它為“全能思維”。也就是說，如果他由於憤怒而渴望父親死去，那麼他就可能無意識地起反應，似乎他已經真地殺了他。
事實上，成人心理治療的一種作用就是澄清這種孩子式的混同。因此，人沒有必要對孩子式的思想感到內疚，仿佛這些念頭是已經做過的事。
總之，這種認識和行動之間的密切關係，有助於我們把認識畏懼的原因解釋為對行動的深刻畏懼，對來自認識的結果的畏懼，對行動的危險責任的畏懼。不去認識通常是比較有利的，因為如果你產生了認識，那麼你就會不得不行動，行動就會給你招來麻煩。這一點其實很好理解，正如一個人所說：“我是多麼慶幸我並不喜歡牡蠣，因為如果我喜歡牡蠣，那麼我就會吃它們，但其實我恨這該死的東西。”
住在靠近達豪集中營的德國人，不了解發生了什麼事情，變成盲目的假愚笨的，這反而是比較保險的。因為，如果他們了解了發生的事情，那麼，他們或者會不得不對此做出某種行動，或者他們就會對成為懦夫而感到內疚。
兒童也能夠施展同樣的謀略，否認和拒絕了解對任何人都是很清楚的事情：父親是一個可悲的軟弱者，母親並不真正愛他等。因為這種知識會要求去做不可能做的事，還是不知道比較好。
總之焦慮和認識顯然駁斥了許多哲學家和心理學家長久以來所持有的極端主張：所有的認知需要全都是由焦慮誘發的；而且隻是縮減焦慮的努力。多年來，這種主張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們的動物和兒童實驗駁斥了這種理論的純粹形態。這些實驗都表明：一般說來，焦慮扼殺好奇和探究；焦慮和認知是互不相容的，特別是在極端焦慮的時候。
有一本書很好地概括了這種情況：
信念體係的美妙之處看來是因為它的構成能夠同時為兩個主人服務：根據可能的程度去理解世界，以及按著必要的程度去防禦它。有的人認為，人們有選擇地歪曲他們的認知功能，因此，人們將會看到他們想看的東西，記住他們想記的東西，思考他們想思考的東西。我們不能對這種觀點持讚成態度，相反，我們持這種觀點，人們隻會在他們不得不那樣做時才會那樣做，不然就不會那樣做。因為我們全都是被這種時強時弱的願望激發的，即要按照現實的實際情況去理解現實，即使它是傷害性的。
很顯然，如果我們對認知需要有了充分理解的話，那麼它必定是同認知畏懼，同焦慮，同要求安全和可靠有密切關係。我們牢牢依附在前進和倒退的辯證關係上，這種關係是同時存在的畏懼和勇敢之間的鬥爭。所有增加畏懼的心理和社會因素，都將削弱我們的認知衝動；所有容許勇敢、自由和大膽的因素，都必然會解放我們的認知需要。
抵製保守習慣的侵襲
當麵臨某一問題時，往往有一種傾向於套用早期成功辦法的習慣。這意味著：必須把眼下的問題置入某一問題範疇中去；必須選擇那些對於這一特殊範疇的問題最有效的解決辦法。因此，這裏就必然要牽涉到歸類亦即標簽化。
同樣適用於標簽化注意、感知、思維、表達等等現象的最恰當的描述就是習慣現象，即：一切標簽化結果都是“要把世界凍結起來”。因此，理智在一個特定的情景裏總是本能地選擇那些已知的和相似的東西，它把這些東西找尋出來，以便能夠應用它那“同類相生”的原則。常識之所以能夠預見未來，原因正在於此。科學把這種能力推到一個可能達到的最高的精確程度，但並未改變這種能力的基本性質，像普通知識一樣，科學隻關心重複這一方麵。雖然某一事物整體都是新的，但科學總是設法將它分析為差不多是對過去的複製的一些因素或方麵。科學隻能處理那些假定會重複的東西。在這裏應該再一次指出，現在已經開始出現另一種科學哲學了，另一種關於知識和認知的觀念，這種觀念既包含原子論的東西，又包含整體論的東西；既包含重複的東西，又包含獨一無二的東西；既包含機械的東西，又包含人類和個人的東西；既包含穩定的東西，又包含變化的東西；既包含實證主義的東西，又包含超驗的東西。但實際上，世界在不停地變化，宇宙萬物都處在一個發展過程之中。
從理論上講，世界上沒有靜止不動的(雖然為了某些具體的目的，許多東西可定為是靜止不動的)。如果我們必須十分嚴肅地看待理論的話，那麼，每一經驗、每一事件、每一行為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不管是重要的還是不重要的)有別於以前曾經發生過的或者將來還要發生的所有其他的經驗、行為，等等。沒有任何兩樣東西是相同的，沒有任何一樣東西是保持不變的。如果你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那麼當你做事情時當一些東西看成好象是相同的，好象是保持不變的——即根據習慣來做事，那麼這就是完全可以的了。之所以能夠這樣做，這是因為一個差別之所以成其為差別，就在於它具有某種不可忽略的重要性，但有些差別有時卻是無所謂的。隻要你認識到差別畢竟總是存在的，而且你必須判斷它們是否具有某種重要性，那麼你就要盡可能去利用習慣了，因為你知道什麼時候應該把它撇在一邊。沒有任何習慣是簡單的。對於那些不是不顧環境一味依賴習慣行事的人來說，習慣是有用的；但對那些不太有見識的人來說，習慣則會導致無能、愚蠢和危險。
如此看來，似乎很有必要將我們關於科學與常識的各種理論和哲學都構架於這一基本的和必然的基礎之上。懷特海對此也曾進行反複說明。但事實上，我們大多數人都於時間延續中的事物被盲目地推到這種空間中去。雖然現在我們那些最老練的科學家和哲學家都摒棄了這樣一些陳舊的觀念，但這些口頭上遭到摒棄的觀念作為我們所有那些較低級的思想反應的基礎卻仍然在起作用。雖然我們已經而且必須接受一個變化發展的世界，但我們卻很少是懷著熱情這麼做的，我們都仍然信奉牛頓。
因此，可以重新界定所有可列為標簽化的反應，它們都努力想使一個運動變化的過程、世界的運動凍結起來或阻止為靜止狀態，從而在世界仿佛不動時能夠處理它。這種傾向的一個例子就是，那些靜止的原子論數學家們為了以一種不動的方式來對待運動和變化，於是就發明了一個天才的戲法，這就是微積分。那些心理學方麵的例子也許更加切合主題。那些頭腦靜止的人都傾向於把一個過程世界凝固起來，使之暫時靜止不動，因為他們不能處理和對付一個處於流動中的世界。
習慣是保守的機製，這一點詹姆斯早就指出了。何以如此呢?一方麵，因為任何習得的反應，僅僅由於其存在便足以阻止對同一問題其他習得反應的形式。但是另外還有一重要原因，雖然也同樣重要，卻往往被學習理論家們忽視了，這就是說，學習不僅僅是肌肉反應，而且也使人們產生一種感情和喜好。我們不僅僅學說英語，我們還會逐漸喜愛上英語。這樣一來，學習就不完全是一個中立的過程了。我們不能說，如果這一反應是錯誤的話，我們就把它拋棄掉，或者用一個正確的反應來代替它，這是再容易不過的了。因為通過學習，我們自己已經被束縛住了，獻上了自己的滿腔真情。因此，如果我們願意把法語學好的話，那麼當我們的教師口音不好時，我們最好幹脆暫停學習，等我們找到一個好老師時學習起來會更為有效。基於同樣的原因，我們不能同意科學領域中那些不切實際地對待假設和理論的人的觀點，他們說，“就算是錯誤的理論也比沒有強”。如果我們前麵的考慮還有某些道理的話，那麼真正的情況絕沒有這麼簡單。正如一句西班牙諺語所說的，“習慣起初是蜘蛛網，然後是鋼絲繩”。
這些批評隻適用於原子論式的複製性的學習，也就是對彼此孤立的特定反應的識別和回憶，而並非適用於所有類型的學習。許多心理學家在他們的著作中都把這種複製性學習看成好象是過去或現在這個世界上實際習得的許多東西，亦即過去那些最為重要的影響既不是原子論式的，也不是複製性的。過去那些最有影響的學習類型，是我們所謂的性質或內在學習，即對我們所有經驗的性質的一切影響。因而經驗並不像硬幣一樣是有機體一個一個習得的；如果這些經驗有某些深刻影響的話，它們就會改變整個人。這樣，某一悲劇性的經驗就會使他由一個不成熟的人變為一個成熟的人，能夠使他變得更加明智、更加寬容、更加謙卑，使他能夠更好地解決成年人生活中的所有問題。與此相反的理論則會認為，這樣一個人隻是通過某種特殊的機遇獲得了處理或解決某種特殊問題(例如他母親的死)的技巧。他除了在這方麵有所變化以外，並無其他的變化。這樣一個例子實際上比通常那些把一個錯誤的音節同另一錯誤音節胡亂聯係起來的例子遠為重要、遠為有用，更可以用來作為典範，而後者除了與其他錯誤音節有關係外，與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毫無關聯。
如果把世界看作是不斷向前發展的，那麼所有的時刻都可認為是新的和獨一無二的。從理論上說，所有問題都必然是新的。根據過程理論，任何一個典型的問題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根本不同於任何其他問題的。如果一個問題十分類似於過去的問題，根據這一理論都必須理解成一種特殊的情況而不是一種典型的情況。如果事情確是這樣的話，那麼憑借過去以尋找一個特定的解決辦法就不完全是有益的，而且這也有可能是危險的。我相信，這一點不僅在理論上講得通，而且在實際上也是真實的。無論如何，任何一個人，不管他抱有多大的理論偏見，都會同意這樣一個事實，即至少有些生活問題是新的，因而必須用新的解決辦法。
習慣從生物學角度對人的適應具有雙重作用，既有必要性，又有危險性。它們必然意味著存在某種不真實的東西，即一個固定不變、靜止不動的世界，但它們通常又被當作人最有效的適應工具之一，而這又意味著有一個變化的、動態的世界。習慣一旦形成，它就會發展成一種惰性、抗拒變化。但是當某一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我們該隨之而發生相應的變化，或者迅速作好變化的準備。因此，習慣的存在有可能比毫無反應更加糟糕，因為習慣阻止我們並使我們不能及時對某一新的情況作出必要的新的反應。在論述這一問題時，巴特萊特談到“外部環境的挑戰，這種外部環境部分是在改變，部分也是持續不變的，因而它要求我們作出隨機性的調整，但又不允許有一個全新的開端”。
為了把這一點弄得更清楚一些，我們也許要從另一觀點來描述這一悖論。可以說，我們建立起習慣是為了在處理反複出現的情況時節省時間、努力和思想。如果一個問題以同樣的形式反複出現的話，我們的心裏就會自動跳出某種習慣性的答案，從而節省了大量思想，不去重視這一反複出現的、不變的和熟悉的問題的反應。我們之所以說習慣是一種“好象”反應——“好象世界是靜止的，常住不變的”，原因正在於此。許多心理學家都注意到作為適應性機製的習慣的根本重要性，因而都一致強調重複現象。上麵那種解釋顯然就是由此而引導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