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以清正廉明為本，逐漸形成巨大威勢。史書記載說：“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當時的京城所在地開封府有傳言說包拯好比陽間的閻羅，誰想買通關節，走走“後門”，搞點“不正之風”，那誰的官也就甭想再當了。包拯七次上奏皇上，要求嚴懲酷吏王逵，終達目的；他敢於彈劾皇帝的後妃，也敢於指責官位顯赫的國戚。國戚張堯住身為宰相，搞得民困國窮，包拯置個人安危於不顧，要搬掉這個禍害，一而再，再而三，上奏彈劾，迫使宋仁宗免去張的要職。包拯所做的一切，自然贏得人民的敬意。宋神宗時，西羌有一個將領於龍嗬歸附宋朝，他到京師見皇上時，要求皇帝賜給他包拯的姓。開封府署旁有一塊題名碑，凡在開封府任過府尹的，都在碑上刻下姓名和任職時間。包公曾任開封府尹一年多，也刻了上去。南宋時周密曾說開封府尹題名碑上的“包拯”二字：“為人所指，指痕甚深。”這是因為人民喜愛他。凡是到此地來的人，為表達敬慕之情，都願用手指撫摸“包拯”二字所造成的。現在這塊碑石還保存在開封曆史博物館裏。
俗話說，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為官的都清政廉明，不貪心，那麼整個國家的政治也就搞上去了，經濟實力也強盛了。盛唐時國力強盛，外族來朝，盛況空前。靠的就是一個“廉”字。在現代社會，這個道理仍然有用，而且作用更大，甚至連西方的從政者也取悉此理。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認為，“立國必須廉政”。李光耀本人帶頭廉政，住房和汽車都是自己掏錢買的。他有許多政敵反對他，攻擊他，但沒有一個說他貪汙、腐化。政府中有名部長，是新加坡政界的元老之一，與李光耀有很深的私交。當人們揭發這名部長有貪汙嫌疑，他找到李，希望李能保護他。李光耀卻說：我要保護你，我這個黨就站不住了。最後，這名部長在上法庭之前自殺了。李光耀就是靠著廉潔贏得了威信和民心，使新加坡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就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棄小利以成大德
唐代宰相張公藝的家族一向以九代同居、和睦相處著稱於世，為世人所豔羨。一天，唐高宗親自到他家，向他詢問維持這麼一個大家庭和睦的道理，張公藝沒說話，隻是讓家仆取來一紙一筆，一口氣寫下了一百多個“忍”字。高宗看後不禁連連點頭，賞賜了他許多綢緞與錦帛。
俗語講的好：“小不忍則亂大謀。”有時忍小憤亦可以成大謀。
清朝乾隆年間，鄭板橋正在外地做官。忽然有一天，收到在老家務農的弟弟鄭墨一封來信。老弟兄倆經常通信，然而這一次卻非同尋常。原來弟弟想讓哥哥出麵，到當地縣令那裏說說情。這一下子弄得鄭板橋很不自在。這鄭墨粗識文墨，原也不是個好惹事生非之徒，隻是這次明顯受人欺侮，心裏的怨恨實在咽不下去。原來，鄭家與鄰居的房屋共用一牆。鄭家想翻修老屋，鄰居出來幹預，說那堵牆是他們祖上傳下來的，不是鄭家的，鄭家無權拆掉。其實，這契約上寫得明明白白，那堵牆是鄭家的，鄰居借光蓋了房子。這官司打到縣裏，尚無結果，雙方都難免求人說情。鄭墨自然想到了做官的哥哥。想來有契約在，再加上哥哥出麵說情，官官相護嘛，這官司就必贏無疑了。鄭板橋考慮再三，給弟弟寫了一封勸他息事寧人的信，同時寄去了一個條幅，上寫“吃虧是福”四個大字。同時又給弟弟另附了一首打油詩：
千裏告狀隻為牆，
讓他一牆又何妨；
萬裏長城今猶在，
不見當年秦始皇。
鄭墨接到信，羞愧難當，當即撤了訴狀，向鄰居表示不再相爭。那鄰居也被鄭氏兄弟的一片至誠所感動，表示也不願繼續鬧下去。於是兩家重歸於好，仍然共用一牆。這在當地一直傳為佳話。
大凡平民百姓，最難吃虧的是財，最難忍受的是氣。往往被氣所激，被財所迷，做出不可收拾的局麵來。一打官司，難免為了爭個輸贏而打點官府衙門，大多是丟了西瓜，撿了芝麻，為人恥笑，自己傾家蕩產。這樣的關口，兩相爭必相傷，兩相和必各保，實在不值得爭贏鬥狠，種下深仇大恨。
鄭板橋的意思無非是錢財乃身外之物，不值得相爭。像長城那樣宏偉的工程，秦始皇死後尚不能擁有，將國比家，道理還不是一樣嗎？人赤條條來到世上，又赤條條複歸黃土，爭來爭去沒啥意思，更何況還要驚動官府、傷害鄰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