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選擇什麼學科呢？以什麼作根據來選擇呢？現在的學生大多不免短見，“戴著近視眼鏡”看自己的前途和未來，嚴重地傾向功利主義。他隻看現在社會上時髦什麼職業，什麼職業容易賺錢，什麼職業容易找到工作，便選與這種職業相關的學科。如時髦外貿他便選外貿，時髦公關他便選公關……卻不視自己的性情、興趣、優勢和能力。這於他的前途和未來極為不利。這簡直是對他的人生意義和價值的自我放棄。
薩特曾經說：“生命的意義要靠你去給予。人生價值不是別的，而是你所選擇的那種意義。”
我想，一個人不該這樣戴著近視眼鏡選擇學科和將來的職業。也許由於太年輕，沒有能力決定自己的前途，也許沒有什麼特殊的愛好和突出的優勢，在選擇科目時不知所從。不知道該選擇什麼。那麼，要多與老師、同學、家長、長輩們交流意見，坦誠地準確地向他們描述自己，讓他們來出些主意。可是，必須記住，所有別人的主意，僅供參考，最終的選擇還需要自己作出。一個人根據自己的客觀實際，綜合各人所見，謹慎而果斷地作出合理的選擇。
一個人如果有強烈的自主能力，突出的愛好和興趣，自信在某些學科有明顯的優勢存在，那麼，在選擇科目時最正確的策略便是：隨著自己的興趣走，愛什麼就選擇什麼，哪方麵有優勢就選擇什麼。爸爸媽媽、親戚朋友等等所有的人，要你考外語、考生物學、考經濟專業，不要你考曆史、考文學、考哲學，都不要理睬他們，隻要自己喜歡就行了。要力排眾議，我行我素。
胡適考取官費留學後，他的哥哥為他出國送行時說：“我們的家早已破產中落，你出國要學些有用之學，幫助複興家業，重整門楣。你去學開礦或造鐵路吧，這些學科比較容易找到工作，千萬不要學與此沒有用的文學、哲學之類沒飯吃的東西。”當時胡適回答哥哥：“好的。”開船後，胡適在船上想，自己對開礦沒興趣，對造鐵路也不感興趣。幹脆采取一個折中的辦法，學有用的農學吧，也許這將來對國家社會有些貢獻。於是學了一年農學。雖然每門課成績還不錯，但他對這些沒有興趣，決定轉係重新選課。這時他又犯難了，選課用什麼做標準？聽哥哥的話？看國家的需要？還是憑自己的愛好？最後他還是根據自己的興趣和性情所好，選擇了文學和哲學。胡適終於以文學和哲學成為著名大家。若當初他唯心地聽了哥哥的話，選擇了當時容易找到工作的開礦和造鐵路，也許胡適將終生默默無聞。
胡適認為，選擇科係時隻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我”，一個是“社會”，看看社會需要什麼？國家需要什麼？中國現代需要什麼？但這個標準——社會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現在可以說三千六百行，從諾貝爾得獎人到修理馬桶的，社會都需要，所以社會的標準並不重要。因此，在定主意的時候，便要依著自我的興趣走——服從性之所近，力之所能。
胡適還打了一個比方：譬如一個有作詩天才的人，不進中文係學作詩，而偏要去醫院學外科，那麼文學院便失去了一個一流的詩人，而醫療界卻添了一個三四流甚至五流的飯桶外科醫生，這是國家的損失，也是他自己的損失。
伽利略的父親是個著名數學家，他父親叫他不要學數學這一行，說這行沒飯吃，要他學醫。可是伽利略對數學有濃厚的興趣，最後還是選擇了學數學。由於濃厚的興趣與天才，他創造了新的天文學、新的物理學，終於成為近代科學的開山大師。若伽利略從父之言學了醫學，我們可能根本聽不到伽利略這個偉大的名字，也許整個近代科學的進程都將緩慢幾步。
當然，我們更加清楚，在人生的道路上有許多許多無可奈何，尤其在一個人口急劇增長，升學就業機會十分艱難的環境裏，在職業選擇上、在報考專業時，一般人往往沒有選擇的自由而隻有被選擇的自由。比如，大專學校計劃招收的專業、各專業計劃招收的學生數量有限，有的專業隻定點招生，這一切都由不得你自己選擇，而你在選擇科目時，也無法不考慮這些非自己所能左右的因素。如果你所感興趣的那門學科當年沒有招生計劃或者不在你所在的學校招生，這時你便處在無可奈何的境地，隻能改變初衷，重新設計自己。
人的興趣也常常會因實際處境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尤其作為青年學生。終生專一其誌，始終不變初衷而又獲得成功者（這當然是幸運的），在當今瞬息萬變的社會是太少太少，現在知識更新迅速，不斷更新的世界，在不時地向你招手。
著名植物學家蔡希陶，本酷愛文學，魯迅稱他發表的小說寫得“有關東大漢的氣派”，他希望成為文學家。可是因為家裏窮，讀不起高中，寫小說無法謀生，被迫到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當練習生。此後不久他就愛上這行，迷上植物學，在大森林裏幹得愉快開心，成為中國亞熱帶植物學研究的權威，享譽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