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去留學
希望這些文字會告訴你，我是誰，我們是誰。也許你比我們年長，也許比我們年幼；也許，你是我們的同齡人；也許，我們有相似經曆，也許沒有。但是，我們都生活在今天。
這些文字告訴你我們的故事，真心誠意。你讀了，說：“啊，原來有人這樣過日子。”
然後，平平靜靜地，我們把日子該怎麼樣還怎麼樣地繼續過下去。
我，我們
我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一個普通的工作日。星期一照例比較忙。整整一個上午，我始終在計算機前埋頭做數據處理，不知不覺就是中午。
“Cynthia，你有張傳真。”同事Bob在傳真機那邊喊。
“謝啦。”我喊回去。我正在等一張從公司總部發來的會議通報。
大家都叫我Cynthia，那不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父母所取，寫在我家在上海的戶口本上。一九八六年的一天，我的名字被從戶口本上劃掉搬到護照上。我揣著護照漂洋過海，來到一個遙遠的地方。不到二十四小時，我就已經發現，這兒的人念不來我的名字。
“Zhi。”我張開嘴，努力示範我卷起的舌頭。
“ZzZzZz？”他們也很努力，但力不從心，最後還是回到Z—Likezebrao。
我終於放棄，隨隨便便給自己取了個洋名。我並不很喜歡Cynthia，我覺得Margaret或是Elizabeth要氣派得多，Cynthia太普通。不過，我自己也很普通，所以也許Cynthia更適合我。
洋人們滿意了，叫得很順口。可是我不久就發現了我的錯誤。許多中國人叫不準我的洋名字，他們不會發th這個音。直到一天我的英文老師告訴我，Cynthia另有一個愛稱叫Cindy，這個問題才得到解決，老中老美們皆大歡喜。而我，不管他們叫我什麼，我都笑嘻嘻答應。
那不是我的名字，那隻是一個符號，隨他們怎麼叫。我的名字寫在我的護照上。我把護照小心地鎖到我在銀行的保險箱裏。於是，我的名字就很安全地躺在那裏。那是我的名字。我不要他們把我的名字念錯。
除了我的親人們外，隻有一小撮人叫我的名字。他們全部來自中國大陸。今天，我把他們排了排隊，他們居然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中國知青。
我們
我把傳真取了來，卻不是會議通報，是一張聚會啟事。不用問，這準是一小撮裏的某一個幹的。我們都很忙，但再忙，我們也過一段時間便要抽一個周末聚一聚。各家燒一個拿手的家鄉菜，用大碗盛了，蒙上保鮮膜，由太太小心地端上車去。先生開車，後座裏是孩子。目的地的客廳裏放著中國音樂。男人們坐下來，女人們則多半先到廚房裏轉一轉。我們多是所謂的專業人士，然而在這樣的周末，我們默契地不談我們的職業；相反，我們經常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爭得不亦樂乎。
“這人，又在胡扯，西藏問題根本不能那麼看。”女主人扔下手裏洗著的菜，跳出廚房去駁斥正在高談闊論的丈夫。於是，大家都笑起來。
開飯了，一桌子菜。麻婆豆腐爆牛肚和奶油菜心混在一起，真個是五湖四海。吃完飯，收拾了桌子，重新泡上主人從中國帶回來的好茶，大家坐下來，唱卡拉OK。麥克風傳來傳去，一個個唱得肆無忌憚。我們隻唱中國歌，從“妹妹你坐船頭”一直唱到“我有一簾幽夢”。
“台灣的小情歌真不錯。又好聽，又好唱，詞兒也細膩。”
另一個馬上說：“就壞在這細膩上了，沒氣度。”
多數人的意見：台灣歌曲精致玲瓏，如芳草池塘，賞心悅目；而大陸歌曲，是黃土地，是黃土地上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們都愛扯著嗓子唱那首歌，唱得那樣野。
星星啊還是那顆星星，
月亮啊還是那個月亮。
山也還是那座山哪，
梁也還是那道梁。
別問那歌詞是什麼意思，都有意思，都沒意思，我們就是愛唱。女主人新買的藝術蠟燭在雅致的燭台上柔和地燃燒。那火焰漸漸變幻，化成多年以前淮北大平原上油燈搖搖的微光。
喲哦——喲哦——
我們使勁吼，要把心頭那一份沉甸甸的柔情吼出去。
我環顧房間，十幾張已不年輕的臉輕鬆而又沉重。在美國的中國知青群像一個橄欖核。一些人腰纏萬貫，豪宅華屋；一些人遭際坎坷，壯誌未酬。至於我們，是橄欖核的中間。我們來到美國，沒有任何背景，獨力奮鬥。我們上學，我們打工，我們得學位，然後還是打工，隻不過我們的身份多了一個限定，叫做專業人士。我們完成了學業，有一份“專業對口”的工作和穩定的收入。隨著經濟壓力的逐漸解脫和在美國合法永久居留地位的確立，我們開始向社會投入，主動地參加和組織各種政治經濟文化活動。
“過了這些年，現在總算有點‘錢’又有點兒‘閑’，可以幹點兒其他了。”我們說。
電影《泰坦尼克號》風行一時。我們都去看了，然後便感歎生命的無常，還有那條項鏈扔到海裏是多麼可惜。我們看完電影回到家，去後院李子樹上摘一籃李子，照料一下廚房裏燉的肉，側耳聽一聽孩子是不是在他的房間裏認真地練小提琴，再給東部的朋友打電話，國內有一個代表團要來，波士頓能不能安排一下接待和參觀？寫字台的計算機旁擺著一個小鏡框，裏麵是鄧小平逝世後我們去領事館吊唁的照片。太陽西斜了。
當太陽再升起來時，我們把車倒出車庫，去上班。
一天、一月、一年，時光就這麼過了。
這幾年，“洋插隊文學”還真流行。書接二連三地出。我們讀後，就迷迷糊糊地相互打電話，問：“我們的生活是這樣的嗎？”
我
我不想回憶過去，過去已遙遠。在這個隻有二百年曆史的國家裏生活了十年之後，我終於從深重的曆史感裏解放出來，學會了向前看。可是，我總能記起那個灰暗的早晨，舊金山國際機場一片雨霧蒙蒙，波音機緩緩下降，我趴著小圓窗，看機翼下逼來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