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下雨。”坐在我旁邊的一個中國人說。我們在大洋上空曾攀談過幾句。他說他從香港來，住在舊金山的一條什麼街上，做個什麼小買賣。以後，我才懂得，這兒許多自稱來自香港的中國人其實都是大陸出身。他們通過種種合法的和非合法的途徑去到香港，又從香港遠走美國。而因為某些理由，他們總對人說自己從香港來。
飛機著陸了。我踏上美國的土地。大陸來的學生和“香港”來的商人一起淹沒在金發碧眼的人海中。那天是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大睡一覺醒來，才知道在同一天，“挑戰者”號在天空炸成一朵令全體美國人悲壯莫名的花。
我們都大睡一覺。睡醒之後，我們睜大眼睛，麵對一個全新世界。我們不怕。十八歲我們就闖上江湖。知道什麼叫圍墾嗎？那是我們用鐵鍬和扁擔硬生生把大海或荒野變成田地。
“看我的肩膀，那是擔子壓的。”
在健身房的遊泳池裏，她還很渾圓的雙肩裸露著，左高右低。當年，她是農場基建排的戰士，那個新建連隊所有房舍設施的磚瓦水泥都在他們二十歲年輕的肩膀上壓過。
“紮根農村幹革命。”我們說。可我們都回了城。我們的根本來就在城裏。回城的那天，我們都沒料到有一天我們會把自己拖泥帶水地拔起來移栽到另外一個地方。我們還不老練，我們離鄉背井，不過，好在已不是第一次。我們去學校辦好手續，我們去找工作。我們還做夢，我們已很現實。
“?菖?菖?菖?菖。”電話那頭的人說。我猜那是“你等一下”。
換了一個來。廣東國語說得還算地道：“你找工？你從哪兒知道我們在招人？”
“《星島日報》。”
她詫異地說：“你會看中文報紙怎麼不會講中文？”她的意思是怎麼不會講廣東話。
那時，舊金山華人社區是廣東話的世界，廣東人也自然而然成了中國人的代表。我不會講廣東話，長得也不像廣東人。
“日本人？”好幾次被人這樣問。
起初，我還真以為老美們把我當了日本人。後來，才有人告訴我，這是問亞洲人國籍的一種禮貌，一種技巧。想知道對方是哪兒的高才生嗎？你當然不能問他在哪個社區學院，以免精英們敏感的自尊心受到傷害。你得這麼問：哈佛？耶魯？
我大怒。是中國人就沒法不怒。
然而，日本人也的確有叫你敬重的地方。學期結束了，日本學生邀到一起大拍集體照交換地址。中國學生則相互對看一眼，便各奔前程。
“中國人圈子好複雜。”許多中國人感慨地說。
老僑、新僑；大陸人、台灣人、香港人、東南亞華人……無不有自己的圈子。政治、經濟、文化諸多歧異加上缺乏相互了解以至偏見，令中國人雖然同文同種同在別人的地界，還是要自己分出類別來。說一句大實話，大陸來的學生和新移民曾經相當地被人瞧不起，我們都感覺得到。而大陸人、台灣人、香港人等等，又共同承受了身為“少數民族”的沉重。絕大多數美國人，無論黑白，都絕不承認他們有種族觀念；然而他們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出來，我們也感覺得到。我們在上班的第一天就同公司簽下一份文件，同意我們工作期間的一切發明創造都歸公司所有。我們的成果屬於美國，而我們一不小心在銀行裏說話聲音大了點，洋人立刻責備落後的中國。
很自然的，我們反彈。
在國內，我們發牢騷。我們看許多東西不順眼。我們去看外國電影，銀幕上紅男綠女，高速公路交會口處好像茁壯的三葉草上麵爬著亮晶晶的甲蟲。散場了，我們騎著自行車小心地避開滿街喇叭行過黑暗的弄堂，屋簷下一溜擺著待倒的馬桶。我們就說：瞧他媽中國。現在，我們終於痛苦地懂了什麼叫做休戚相關榮辱與共。我可以在我們的客廳裏縱情討論中國的一切，但有一條原則我始終堅持，那就是我絕不在洋人麵前批評我的國家，那後果與貶低我自己沒什麼兩樣。我端言慎行，不卑不亢，並不是想做良民典範，而是因為我太明白我的一言一行都將被與中國連到一起；我密切注視中國發生的一切，時而歡喜，時而扼腕，也是因為我太明白中國的形象將被與我連到一起。“工人沒有祖國”是大人物的深度與氣魄，對於我們，我們有祖國。
在一次歡迎國內某一位知名作家的聚會上，那位作家說，她走了美加幾個大華人區，發現：“國外的中國人，比在國內的中國人更愛中國。”
全體鼓掌。
我核對明天的日程。
九點半，會議；十二點，同事生日午餐會；下午有一個實驗要安排。此外，要寫一份報告，要回幾個電話，要複核一份專利申請草稿。下班後要去健身房，然後在超市停一下，買菜。周末就在眼前，按照那個啟事，“一小撮”要聚會，老規矩，一家一個菜。
我們
多年以前，許多人的日程是：
打工、吃飯，打工、上學，打工、睡覺，打工、打工、打工。
留學生照理不能也不該打這麼多工，可我們需要錢。付房租，付柴米油鹽，付醫療保險，在我們得到獎學金之前付學費。我們不想扔掉學業。我們多是七七、七八級的，空擔著高中畢業的虛名，以百裏取一的幾率走進高校，我們中有些人的年紀比同班的應屆高中生大出十多歲。而今，我們和一群美國學生坐在同一個教室裏，個兒小下一圈，年紀更大了一截，老也念不準那些長長的化學名詞。
2-methyl-3-difarnesyl-1，4-naphthoquinone（2-甲基-3-法呢基-1，4-萘醌）
連美國學生都念不準；連美國學生都壓力重重。遺傳學實驗室的門上貼了一張招貼，寫著：
研究生院：
沒有消遣，沒有性愛，沒有樂子。
那一望而知是美國學生的傑作。美國式的幽默，美國式的抱怨。我們沒時間抱怨。恢複高考後上大學的知青們哪一個在國內不被看做“精英”？我們已經不太記得清楚那四年，我們隻知道，在淮北，在黑龍江，在大學，我們都沒有被擊敗，而今在異國，我們也不會。我們買來中文報紙，專找“北方餐館”招工廣告，因為我們不會講廣東話。我們流連在校園布告板前，看有沒有什麼“高尚家庭”要找人做飯。那大都是低報酬重體力的黑工。那沒有關係。記得“雙搶”、“三秋”嗎？記得兩分錢一個的工分嗎？“精英”們過去能赤腳跳下冰河，今天就能端盤子刷碗洗衣服看孩子，就能把自己關在實驗室裏連做三天三夜實驗，或者上八小時課再打四小時工。“精英”沒有退路。我們做夢都在念那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