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編譯：鄭宏峰）
父親的言傳身教
文/蘇波羅多·巴什
我出身於一個政府小職員家庭。從記事時起，父親就在奧裏薩邦科拉普特縣的就業處工作。父親的言傳身教奠定了我的價值觀，也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我對成功的理解，造就了我今天的成就。
政府配給父親一輛吉普車，單位沒有車庫，車子就停在我家。父親拒絕乘吉普上下班，他告訴我們這輛車是政府的昂貴資源，不是“他的”。他堅持隻在工作需要時坐吉普，平時總是步行上下班。他不許我們乘坐吉普，隻有停著時我們才可以坐一坐。這便是我們童年最早的管理教育——“公私分明”。
我們都很尊重吉普車司機，就像尊重父親單位裏其他人一樣。作為小孩子，我們不能直接叫他的名字。不管是在公眾場合或是私下裏，提到他的時候，我們必須在他的名字後麵加上“叔叔”二字。我成年後擁有了自己的車和司機，我也這樣教育兩個女兒。她們必須叫我的司機“拉珠叔叔”。這點不同於她們的同伴，他們通常管家庭司機叫“司機”。我銘記兒時的教育———對待那些小人物，要比對待大人物更加尊敬。同樣，尊重你的下屬比尊重你的上級更為重要。
在我童年時，我們家的一天通常是這樣開始的：全家人圍坐在母親的灶頭邊——不管搬到哪裏，她總是用土坯砌灶來給家人做飯。那時候沒有煤氣，也沒有電爐。早上第一件事是喝茶。母親煮茶時，父親讓我們朗讀農村版《政治家日報》的社論——報紙總是晚一天才到。我們不太理解所讀的內容，但是這個例行公事讓我們懂得，世界絕對不僅僅是科拉普特縣。讀完後，我們要把報紙整齊地疊好。父親經常教育我們說：“你應該把報紙和廁所保持原樣，就像當你要使用的時候，你希望看到的那樣。”這一課教育我們要為別人著想。事業的成敗都取決於這簡單的箴言。 小時候，我們總為報紙中的晶體管收音機廣告著迷——家裏還沒有收音機。別人家裏都有收音機，每次看到飛利浦、莫菲或布什牌收音機的廣告，我們總央求父親什麼時候也買一台。父親總是回答說我們不需要收音機，他已經有5台了——5個兒子。我們也沒有屬於自己的住房，因此不時地問父親，何時我們也能像別人一樣擁有自己的房子。他的回答總是很簡單：“我們不需要自己的屋子，我已經有5間了。”回答並不令我們滿意，但我們還是學到不要通過物質財富去衡量一個人的成功和富有的道理。
多年以後，我長大了，完成學業，參加工作，開始自己生命的旅程。1992年我在美國工作時，得知退休後與大哥一起生活的父親被3度燒傷，住進了德裏的一家醫院。我立刻飛回來照料他，那幾天他一直處於危險期，全身從脖子包紮到腳趾。這家醫院蟑螂橫行，衛生很差。由於人手緊缺，燒傷病房的護士們工作非常辛苦。一天早上，我陪床時發現輸血瓶空了，空氣可能進入父親的血管，我請值班護士更換，她粗魯地叫我自己去做。在父親隨時可能離開我們的恐懼中，受到護士這樣的無理對待，我痛苦萬分，變得十分暴躁。最後當護士心情好起來走過來時，父親睜開眼睛喃喃地問她：“你怎麼還不下班回家呀？”一個在病榻上瀕臨死亡的老人，關心的不是自己的病況，而是勞累過度的護士。我對他的克己感到震驚，從他身上我學到，對他人的關心和包容是沒有止境的。第二天，父親去世了。
父親的成功在於他的自律、節儉、博愛和包容。他還教育我，“成功是你擁有超越惡劣環境的能力。無論你現在的身份地位如何，隻要你願意，你的精神就可以超越周圍的物質環境”。
成功不在於物質上的舒適，父親從沒買過晶體管收音機，從沒擁有過自己的房子，但他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在於他留給我們無形的財富，在於他的理念的延續，那些理念遠遠超出一個低收入的無名小公務員所能給予後人的。
零花錢
文/凱·阿蘭貝
童年時，星期六早上是爸爸給我們幾個孩子發零花錢的時間。在指定的時刻，我們幾個小孩在家門口的橡樹下排成一隊，來領取一毛錢的零花錢。我們都會得到同樣數量的錢，無論年齡大小。我至今記得這樣的一幕：父親坐在樹下臨時擺放的一張桃木桌後，發給我們每個小孩一個五分硬幣和五個一分硬幣。我們一得到這些硬幣，就必須立刻把兩個一分硬幣還給他。父親這樣解釋：“在你們的生活中，你們永遠不可能得到你們全部的工資，其中有一部分會開銷到稅收、房屋貸款等等上麵。”
我們手裏緊緊抓住剩下的8分錢，轉身回屋裏。在這之前我們有一個選擇，就是可以往我們的“銀行”——一個隨便在上麵開了一條縫的橙汁罐裏扔下任何數量的硬幣，或是什麼都不扔。橙汁罐上貼的標簽寫著：到歐洲（旅行）。我記得很清楚，我那時積攢“品行積分”的願望很強烈。有時我甚至會把五分硬幣投進去，希望爸爸能看到我這麼做，並誇獎我懂得儲蓄。而我的哥哥經常是漠然地走開，一分錢都不存。
我相信，小時候的零花錢讓我明白了一些事情：
1、我不能指望我父親能夠資助我。
2、你無法留住你所有得到的東西。
3、生活是不公平的：我哥哥最終和我坐在同一艘船上到歐洲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