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7年的一個夏日的傍晚，我去醫院探望一個生病的同事——哈佛大學教授、病理學係主任喬治·格利菲，這位令人尊敬的教授被診斷出得了胃癌，而且是最糟糕的那類病症。在患有這種類型的胃癌病人中，僅有2%到3%能生存6個月，9個月的存活率不到1%。具有某種嘲諷意味的是，胃癌曾是喬治終生致力於要攻克的目標，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惡性腫瘤及其可怕的後果。
可是，喬治堅持采用大劑量的化療以及高強度的放療，而不顧這種殺傷力很強的治療手段對他所患的晚期癌症能有什麼顯著的效果。顯然，這種治療方法極有可能把他更快地推向死神。
我走進病房，隻見他的眼窩凹陷，臉色蒼白，嚴重的潰瘍形成的血塊使嘴唇變得發黑。有好一陣子，我簡直懷疑他是否還活在人世。
喬治緩緩扭轉頭，注視著我，眼睛裏充滿淚水，竭力想說什麼。
“別說什麼。”我說道。他默然同意，並閉上了眼睛。喬治忍受著治療產生的強烈副作用，尤其是從他的嘴唇一直到直腸等多處組織都呈現灼燒、出血和潰瘍症狀。我在他身旁待了幾分鍾後準備離開。我琢磨著，我無法對這樣一個病人再用平時所說的那些話來鼓勵，說什麼與病魔作鬥爭是至關重要的。我了解某些癌症病例的情況，如果病人能挺過嚴酷的治療過程，腫瘤細胞可能徹底被殺死、消失。然而，對喬治的病況用這種語言來應付顯得太虛假。所以在向他道別時，我隻說了一些客套話，說我們大家都想念他，希望他不久能找到某些慰藉。
二
有好幾天，我的腦海中一直惦記著喬治。我竭力回憶他以前的健康形象，試圖抹去他現在的糟糕模樣。61歲的喬治·格利菲是個中等個頭、有著輪廓分明的臉膛、灰色頭發的男子，曾經深入到亞洲最偏遠的地區研究胃癌的流行病學。
盡管妻子乞求他好好休養，但他在大劑量化療和放療產生的症狀消退一些之後，仍每天返回辦公室工作兩至三小時，經過這番折騰，他的體重一下子掉了30磅。
然而有一天，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在醫務人員中迅速傳開了：喬治準備進行開刀手術。“為什麼不幹脆拿把槍對著他的腦袋？”一個同事帶著挖苦的口吻說道。
給喬治做的cat（X射線軸向分層造影掃描）顯示，腫瘤和周圍的淋巴結的確縮小了，但是這種由放療和化療產生的效果幾乎總是暫時的，並不能改變最終的後果。此外，醫生的手術刀是不能去掉已進入喬治血管的大量癌細胞和叢生在下腹部的、像鉛彈大小的擴散物的。在幾個星期之內，這些擴散的細胞就會重新生長，再次擴散。大手術最終隻會奪去喬治為數不多的日子。
手術的結果顯示出比預期的情況還要嚴重：在切除有腫瘤的胃組織後，醫生發現癌細胞已擴散到了食管，它的下部第三節必須切除。於是手術人員將一段腸子作為替代物移植到餘下的食道和胃的剩餘部分之間，以使喬治能進食。
在實驗室，病理學專家對切下的胃組織進行了切片檢驗。腫瘤已經死亡，癌細胞已無處可見。當大量的細胞被放療和化療殺死時，其餘的會進入血液和淋巴組織，新的腫塊不久就會重現，惡性腫瘤會長滿他的腸道，占領他的胸腔，直到置他於死地。
然而喬治對此不以為然。在手術後不久，他又說服院方讓他住到醫院進行又一療程的劑量更大的化療。我感到很悲哀。如果我是喬治的主治醫生，我就會告誡他的妻子並對繼續化療和放療提出質疑。醫生的責任難道不應該保護喬治免於無意義的治療嗎？
三
我後來去了歐洲工作，便一直沒有再見到喬治。2006年6月，我回到哈佛任職。一天我正在醫院的一個大廳邊的咖啡室裏飲茶，突然看到喬治走進來，我不由地站了起來。盡管經曆了這麼多年，他看上去頗為瘦削，但他在與我打招呼時雙眼仍很有神，嗓音仍很清晰。
我油然升起一種負罪感。我畢竟在思想上早就把喬治打發到死神那裏去了。要是我的建議被重視的話，他可能就活不到今天了。
我於是詢問他是否一直堅持加大劑量的治療方案。
喬治告訴我，他回家後種植了一些在來年春季才開的黃水仙花。“我對自己說，我或許能看到它們盛開，但也可能看不到了。如果那樣的話，它們將在我的墓前為我送葬。”
“你知道，我、還有幾乎整個部門的醫療人員其實都不同意你的治療方案？”我問道。
“是的。”喬治嚴肅地說，“我知道對於不少像我這樣的病例，人們都有爭議。治療會造成不必要的痛苦——不僅是對我，而且是對我的家庭。此外，它還要把社會的錢花費在一個無可救藥的人的身上。然而，”他把眼睛眯了起來，“即使我失敗了，這也就是我唯一的機會。我深切地企盼活下去，不得不戰鬥到底。我到那時會對自己說，我已盡了一切可能來挽救自己。”
喬治奇跡般恢複健康的事實是我人生觀的轉折點。從那時起，我開始相信，求生的企盼與醫生開出的處方或所采取的任何醫療措施同樣重要。這種信念是人類精神的組成部分，具有極強的忍受力，能夠讓奇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