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李貞立下奪嫡之誌以來，一個疑問始終在心中纏繞不休：那就是強盛無比的大唐為何會走向覆滅——王朝更替自古不絕，可情形卻並不一樣，但一般而言，不是亡於外患，便是因內部貧富懸殊過大，導致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民眾起來反抗暴政所致，可就大唐來說，到了盛唐時期，其實已經無外患之憂，內部也無太大的貧富不均，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甚或在政治上也不算太昏亂，可就在這等強盛之際，卻突然因安史之亂而急速走向了衰敗，到了平定安史之亂後，整個中原大地旋即陷入了藩鎮割據的戰亂之中，中央政權已是名存實亡，大唐的輝煌實際上在安史之亂便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換句話說，安史之亂之後，實際意義上的大唐其實就已經不存在了，這裏頭究竟有何蹊蹺？
關於大唐的盛衰，在後世的史學界中爭論不少，可大部分學者都將罪責推到唐明皇後期的昏庸無能上，要不就是將安綠山的野心當成大唐衰敗的罪魁禍首，隻有極少數學者將根由歸結到大唐軍製的敗壞上，可因著這些史學家並不精通兵法，所說所言其實並沒有說清大唐的軍製究竟是在哪出了亂子，隻能籠統地說是因府兵製出現弊端，從而導致募兵製興起，接踵而來的便是節度使擁兵自重，最終釀成安史之亂的惡果，在李貞看來，府兵製的衰敗是大唐覆滅的根子並沒有誇大之處，可對於那些史學家們提出的所謂根治辦法，諸如重建府兵製，輔以募兵製，或是啥子建立健全法律，以規範府兵製，要不就是徹底推翻府兵製，一開始就全部采用募兵製之類的說法，李貞隻是曬然一笑，根本就不以為然。
府兵製在戰爭年代無疑是極為適合的，這一點從大唐初年唐軍的戰鬥力便可看出端倪，可問題是在和平年代府兵製卻是個極大的社會隱患，政治清明的年代還好說，頂多就是軍隊的戰鬥力下降，還不至於有甚子大問題，可一旦到了朝代的中後期，政治必然會出現腐化，到了那時，府兵製的麻煩就開始了——最先出問題的一準是府兵的操練，而後便是府兵的待遇，最後一準是以府兵不斷逃亡，導致府兵製的名存實亡而告終，這一點已經是被曆史所證明了的，倒也無甚可爭議之處，可究竟該如何改進，卻令李貞很是撓頭。
變是必須的，關鍵是如何變，若是為了保證內部的穩定，不至於出現武將造反不斷的現象，毫無疑問，後世宋朝的強幹弱枝，重文輕武無疑能最大限度地限製了武將作亂的根子，可問題是這等政策的結果必然導致自廢武功，從而為外患的興起創造了個絕佳的氛圍，最終必將導致國亡之於外族的可悲下場，道理很簡單——武人無地位的話，誰又肯去從軍，軍無戰心，又談何威懾四方，外族不趁機興起才是怪事了，很顯然，此路行不通！
似盛唐時期那般給予武人以極高的地位，甚至讓各節度使能按編製招募足額士兵，並加以訓練，當然能保證軍隊的戰鬥力，至少在外戰上是絕對不會吃虧的，可如此一來，卻又埋下了武將作亂的隱患，而且必定是無解的隱患，就算沒有安祿山也一樣會有其他節度使起來造亂，中央政權一樣要毀於內亂之中，毫無疑問，這條路顯然也行不通。
軍隊乃是國家的暴力機製，太過強勢不行，太過弱勢也不成，要想取得一個平衡點實在是太難了，難得即便是活了兩世人的李貞都為之撓頭不已——盡管李貞目下還隻是個親王，考慮這個問題似乎太早了一點，可對於李貞來說，他既然穿越而來，那自是要有所作為，哪怕經過努力也無法登上帝位，他也不想碌碌無為地過完這一生，總得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些自己的印記才是，就李貞本人而言，他是絕對希望站在世界之巔的大唐能永遠地走下去，始終保持強盛不衰，哪怕李貞將為此付出天大的代價，他也絕對不會後悔，所以，他不斷地在探索著，私圖解開這道難題，武舉固然也算是一種嚐試，可李貞卻深深地知道武舉並不解決此問題的良藥，隻能是個緩和劑罷了，對改變朝廷無將可用能有一點幫助，卻無法徹底解決府兵製的不足，故此，李貞思慮再三之後，打算嚐試一下軍事學院製。
軍事學院製算是近代的產物，後世軍事強國的軍隊建設基本上都是采取這種製度，已經被近、現代史證明是可行的建軍之道，當然，要想實施這等製度，有著眾多的先決條件——其一，擁有一大批有經驗的教官，其二，要有成體係的教學理論，其三，要有如此建軍的現實需要——戰爭便是最好的理由，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條——要能得到最高領導人的認可。
大唐對外戰事不斷，有戰爭經驗的軍官是不缺的，可能有資格充當教官的卻是不多，不過真要找，卻也算不得難事；至於教學理論，那就更簡單了，中國自古以來就不缺各種兵法，遠的如《孫子兵法》，近的有《衛公兵略》，各類兵書可謂海了去了，頭兩條都好滿足，可後兩條卻不是那麼簡單了——不說如今大唐對外戰事節節勝利，根本無變革的動力，也不說說李世民那頭未必會認可這一策略，就算老爺子能同意試試看也未必就能成事，無他，軍事學院製必然會衝擊到現有武將集團的根本利益——如今軍中將領基本上都出自軍人世家，即便是各親王的衛隊也大多如此，唯有李貞手下這支親衛隊算是個特例——其中大多數軍官都是李貞從草根中挖掘出來的，很顯然，李貞若是倉促提出軍事學院製的建軍思想的話，一準是大敗而歸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