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學是以中國夏、商、周以來的所有古器物作為研究對象，對曆代金石的名義、形式、製度、沿革以及該器物上所刻文字、圖像的體例、作風等進行研究的一門學問。朱建新（劍心）先生在其所著錄的《金石學》一書中明確指出：“案金石之學，實為研究中國三代以下古器物文字之學（見《重版序》），‘金石學者何？研究中國曆代金石之名義、形式、製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圖像之體例、作風；上自經史考訂、文章義例，下至藝術鑒賞之學也。（見《通論》）”可見，金石學是一門博大的學問，其涉及範圍極為廣泛，實際上包括了古器物的絕大部分。
《金石萃編》的作者王昶在其書的序中說：“為金石之學者，非獨字畫之工，使人臨摹把玩而不厭也。跡其囊括包舉，靡所不備，凡經史小學暨於山經地誌、叢書別集，皆當參稽薈萃，核其異同而采其詳略，是非輇才末學能與於此。”王昶的話是很有道理的。自古至今，器物的創製何止千萬，僅僅流傳至今的器物便難以計數，更不用說那些遭遇兵燹、水旱等災害以及因自然風雨剝蝕而消亡了的。
感謝以宋代劉原父、歐陽修為首的諸位學者，對金石進行搜集考證，著錄為專書，使金石學以獨立的麵貌出現於世人麵前。此後，呂大臨、王黼、薛尚功、趙明誠、洪適、王象之等諸多學者接踵而起，在宋代出現了金石著錄的極盛時期。金石學的著錄與考訂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古代器物為後人認識。雖然元朝與明朝兩個時代的學者對金石學的研究並不特別熱衷，但到了清代，隨著器物發現的豐富程度以及樸學的深刻影響，金石學成為一門顯學。
隨著搜集、整理並研究金石的學者越來越多，以金石名家的學者也日漸增多，到近代已達數千人之多，研究金石的著作也已遠遠超過二千種。這如此眾多的金石學著作，根據其特點，又可以劃分為下述若幹種類型：
第一種，存目類。這一類以宋代歐陽修的《集古錄》為代表。歐陽修曾“集古碑千卷，每卷碑在前，跋在後，銜幅用公（歐陽修）名印。其外褾以緗紙，束以縹帶，題其簽曰：‘每碑卷第幾。（見《集古錄》跋）”歐陽修親自完成這些工作。但是，這一工作部頭太大，因此，歐陽修將其中有跋尾的四百餘篇抄錄成書，題名《集古錄跋尾》。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見的《集古錄》。
第二種，錄文類。這一類以宋代洪適的《隸釋》為代表。洪適（“適”音“擴”
），字景伯，官至翰林。選簽樞參政，拜右仆射，號盤洲，諡文惠。其兄弟洪邁、洪遵均有名於當時及後世。《隸釋》分十卷，所載多唐人碑（見《隸釋》跋），也有一些東漢和魏晉時期的碑文。
第三種，圖像類。這一類以宋代呂大臨的《考古圖》為代表。呂大臨，字與叔，登進士第。曾擔任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通六經，對《禮記》有深入研究。《考古圖》“裒諸家所藏三代秦漢尊、彝、鼎、敦之屬，繪之於幅而辨、論形製、文字（見晁公武《郡齋讀書誌》）”，為後人認識古物留下了直觀的圖像。
第四種，摹字類。這一類以宋代薛尚功的《鍾鼎款識》為代表。薛尚功，字用敏，錢塘人。他熟悉古篆，特別喜歡鍾鼎上的文字。晁公武《郡齋讀書誌》稱《鍾鼎款識》一書“考古、博古之類，尤為詳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