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文字是中國古代文獻中的重要一支，在現代考古學興起之前，對這些文字的分析和研究，成為我們了解古代曆史和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隨著金石典藏、出土、流傳的增多，對金石的著錄也逐漸興起，金石學也逐漸成為一門顯學。從對金石的初步研究，到著錄金石，再到探討金石著錄及研究，金石學在逐漸發展中，形成了一條明晰的曆史脈絡。
第一節先秦——金石學的胚孕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全國，設立郡縣，實現了中央集權的統治。這一事件在中國政治史上是一件大事。在中國文化史上，也相應地出現了一係列重要事件，如書同文、車同軌的確定，度量衡的統一等等。其實，在金石器物上，也隨著大一統王朝的建立發生著巨大的變化。
姑且不論此後的發展曆程，從此前的狀況來看，金石的鑄造和使用，也在年代的推進中不斷地發生著變化。兵器和農具，從材質上來看，以前的石質工具和木質工具逐漸被青銅器和鐵器取代；從用途上來看，從原來簡單的擊打器（石球）和切割器（石刀）等，發展出了矛、戟、刀、劍、箭等器物，盾牌這類防身器物也已經出現。盛物的器具，其材質也逐漸從原來利用大自然的“生產”——瓜果外殼、竹木等，發展為泥器、陶器，再後來便鑄造出精美的青銅器皿和石器。在這些盛物器具發展的同時，火的發現讓人們改變了茹毛飲血的生活，也讓人們逐漸開發出了一係列可以用來燜煮食物的器具，如鼎、鬲等。又因為火的存在，其光改變了人們夜伏晝出的生活習慣，燈具由此進入了人們的生活。
就在人們揣摩如何使生活變得更為舒適、使工作效率更高、使藝術享受更強的過程中，一些器物逐漸被另外一些功能更強的器物取代；一些原來並不存在的器物，應人們的需要逐漸產生；一些已經不再被人們需要的器物，或者逐漸被人們遺忘，或者逐漸被人們提高地位——供了起來。
就在金石器皿向前發展的過程中，人們對前代器皿的琢磨也逐漸發生，金石學這門學問也在模糊間萌動。
第二節秦漢——金石學的萌生期
秦始皇統一中國，期待萬世一統，自稱“始皇帝”。但是，他的美夢很快破滅，秦僅曆兩朝，便被農民起義的狂瀾吞沒。劉邦起於畎畝，建立漢朝，與民休息，開啟了兩漢的繁盛局麵。就在這一時期，金石的製作和文字鐫刻，也呈現了一個更為繁榮的景象。第一次大型的經典文獻上石便在這期間成為現實。從現在出土的文物來看，漢代的磅礴氣象，往往於碑石、金石器皿間散逸而出，讓人遐想當年盛況。對金石的研究，也在這時候起步。
首先，秦漢時期已經開始對古代遺存上的文字進行考釋。《漢書·郊祀誌》記載了漢宣帝所得的一尊鼎，鼎上刻有文字。於是，漢宣帝讓下屬對其進行研究，發表自己的看法。當時，許多官員提出要將這尊鼎供奉在宗廟之中。而著名學者張敞通過對鼎上銘文的釋讀，認為該鼎屬於周代一位大臣的子孫記述周王褒揚之事，不應該供奉在宗廟。張敞說：“臣愚不足以跡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揚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於宮廟也。鼎小有款識，不宜薦於宗廟。”這一故事說明，在秦漢時期，已經有人對發現的古代遺存進行文字方麵的研究了。
其次，秦漢時期已經開始對古代遺存的時代進行鑒定。《史記·封禪書》中，曾經記載了一則故事，說的是漢武帝擁有一尊古銅器，讓李少君鑒定年代。李少君說：“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漢武帝查看該器上所刻的文字，果然如此。這件事情在《史記》中出現了兩次，還有一次是在漢武帝的本傳中。兩件事情的記述說明，李少君在古銅器的鑒定上具有相當高的造詣。
再次，這一時期已經開始有意識、無意識地抄錄和著錄所見到的古代遺存和當代重要的金石文字遺存。在《史記》和《漢書》中，有對秦始皇封禪泰山立石刻石事件的詳細敘述。《國語》中，引用了商代衰亡時期的銘文，《周禮》中，引用了量器上的銘文，《禮記》中，應用了孔悝的鼎銘。這些銘文和鼎銘的存在，說明當時的人已經對這些文字有所關注。
在這些金石器皿的鑒定以及文字的考證、辨識和著錄過程中，金石學悄悄地邁開了它前進的腳步。
第三節魏晉至隋唐——金石學的蓬勃期
秦漢之後，金石學逐漸發展，對金石進行研究的各個方向均已出現。隨著時間的流逝，金石研究的這種發展也明顯起來。
首先，在撰述上，更為自覺地引用金石文獻材料。酈道元為《水經》作注時，主動地征引各地的碑刻文獻，據統計，在他的《水經注》中，共援引了漢碑近百種，魏碑約二十種。《洛陽伽藍記》的作者楊衒之在五卷書中，也征引了寺廟之中的所有碑石。魏收撰《魏書》，在《地形誌》中，也大量引用了漢魏以來的諸多石刻。這些金石文獻材料的運用，已經帶有明確的目的性，不再像秦漢時期那樣難以判斷其是否為有意識的著錄。
其次，開始有金石和碑文方麵著錄的專集出現。在《金樓子》中，梁元帝提及自己曾經收集並著錄碑文，題其名為《碑英》。從其記述，我們可以看出，這很可能是碑文著錄方麵的第一本專集。可惜，此作現在已經無法見到，難以判定其真偽。關於梁元帝著錄碑石的記載頗多，如《隋書·經籍誌》記載，梁元帝著有《雜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鮑廷博在刊刻《金樓子》時，曾指出《金樓子》中所提《碑英》一百二十卷，可能在隋朝時已經遺失大部分。可見，鮑廷博認為，《雜碑》和《碑文》應該是《碑英》中的一部分。除了對碑石著錄的書籍外，《隋書·經籍誌》中還有顧烜撰著《錢譜》的記載。雖然兩書都未能流傳下來，但關於這兩本書的記載說明，在這一時期已經出現了著錄金石碑帖的專集。
再次，考證文字的工作和以石訂史的工作也豐富了起來。從現在的文獻材料來看，這方麵的記載頗多。如《漢書·律曆誌》記載了管的製作材料為竹，而魏人孟康根據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所得白玉琯，認為古代的管也有玉器製成的，訂補了《漢書·律曆誌》的不足。梁人劉杳與沈約兩人曾坐談宗廟的犧尊，沈約言及鄭玄的描述，但因未見古器，計劃改變此器的製作方法，但是劉杳指出晉永嘉年間在齊景公墓中的發現，說明了犧尊的製作方法。此事在《南史》中有詳細的記載。又如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中，曾經提及秦代的鐵秤權旁有銅，銅上有銘文：“詔丞相狀、綰”，由此證明，秦代丞相“隗林”應該是“隗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