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在石經的刊刻和著錄上，也綻放異彩。首先，東漢後期，蔡邕主持石經刊刻，在魏晉至隋唐的各位專家學者中，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學者根據自己親眼所見或者親耳所聞，各自記錄了石經的內容，《後漢書》中部分卷次認為刊刻了五經，另外一些卷次則認為刊刻了六經，而《隋書·經籍誌》則認為總共刊刻了七經。其次，魏正始年間，采用三種字體上碑，刊刻了風格獨特的石經。這些石經的著錄中也出現了不同的說法。這些說法相互之間存有異同，而現在已經無法親眼目睹熹平、正始兩石經的全貌，對這些異同也難以明確其對錯。但這些著述的出現，讓我們對這些石經有了更多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誤聽誤信的發生。再次，石鼓文在這一段時間被發現於陳倉，引起了當時學者的高度關注，論及者頗多。當然，這時候的金石考證剛剛起步，對石鼓的考證臆斷多而考證少，對其判斷也不太準確。同時，有不少名流並未專注於考證，而僅僅將其視為談資。不論如何，石鼓的發現，都是金石學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後，曆代學者一直對此有所關注。
魏晉至隋唐，在自覺地利用金石考證史實、有意識地將金石文獻進行歸類整理的過程中，金石學逐步成形。這一學問經過數千年的醞釀、上千年的蹣跚，終於在宋代走向一個輝煌的階段。
第四節兩宋——金石學的開拓期
兩宋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這一時期，各種不同的學術不約而同地走上了一個承上啟下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得力於一些學者的研究，前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得到了繼承和總結，後代學者的研究又得以在此基礎上發展。在金石學領域，這一點也表現得相當明顯。孫星衍在《寰宇訪碑錄》的序言中說道：“金石之學，始自《漢·藝文誌》，《春秋》家奏事二十篇載秦刻石名山文，其後謝莊、梁元帝俱撰碑文，見於《隋·經籍誌》；酈道元注《水經》，魏收作《地形誌》，附列諸碑以征古跡；而專書則創自宋歐陽修、趙明誠、王象之諸人。”這一段話明確指出，關於金石的著述，應該從宋代歐、趙諸人算起。與以前見一碑則說一碑、見一器則考一器相比，這時候的金石著錄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出現了對著錄、考訂的各種規定，用術語來說，體例已經開始確立。
在吉金的著錄上，呂大臨著《考古圖》，從四十多位收藏家處搜集，並著錄於書；此後又作《續考古圖》，再次搜集。翟耆年撰《籀史》，也從三十多位收藏家處全力搜羅。王黼著《宣和博古圖》三十卷，對宣和殿所藏的八百多件古代器物一一繪製，分類並加以介紹。薛尚功在此後，撰成《曆代鍾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王厚之撰成《鍾鼎款識》一卷、王俅撰著《嘯堂集古錄》兩卷、黃伯思完成《法帖刊誤》兩卷及《古器說》四百二十六篇，對所見進行詳審詳辨。
在石刻的著錄上，歐陽修最早完成《集古錄》，曾鞏和趙明誠則各自完成《金石錄》。此後，洪適的《隸釋》、《隸續》相繼抄錄碑文，論證精博。此外，王象之的《輿地碑目》、陳思的《寶刻叢編》、田概的《京兆金石》、婁機的《漢隸字源》等書籍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世人麵前。
在這些吉金和石刻的著錄中，我們發現，宋人的金石著錄已經涵蓋了金石著錄的所有器物，並且已經開始從多個角度切入對金石的著錄和研究。這些著錄和研究，為後代學者的研究樹立了一個標準，自此，金石學的研究蓬勃發展起來。
第五節元明——金石學的滯緩期
兩宋三百餘年，經過學者對金石的畢力搜羅和著錄，金石學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但是，到了元明時期，金石的新發現較少、以前的發現幾乎被宋代學者搜集殆盡，因此，這一時期金石學的學者在繼續前人的工作上出現了一定的難度，開辟新的空間又需要才學兼具之士篳路藍縷。因此，這一時期的金石學家，值得關注的很少。
在元朝，可供大家關注的金石學者，隻有四位：吾邱衍撰述有《學古編》、《周秦刻石釋音》兩書，延續了宋代學者的工作；潘迪著《石鼓文音訓》，也取宋代薛尚功、王厚之等人的研究成果加以考訂，形成撰述；楊銁著《增廣鍾鼎篆韻》，也是繼續完成王楚、薛尚功等人的研究；隻有潘昂霄，稍稍打破宋代學者研究的框架，著述《金石例》，對金石從義例的角度進行了新的探索。
明朝時，金石學方麵的著述與元朝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趙崡的《石墨鐫華》，著錄碑目二百五十三種，其跋文詳細地分析了各碑的筆法，在書法研究上很有成就。郭宗昌的《金石史》對約五十種碑銘進行了詳細的考究，很有可取之處。都穆的《金韮琳琅》，不僅著錄周秦以來的刻石全文，而且有考證，功力頗深。此外，都穆還撰集了《吳下塚墓遺文》三十四篇，多散見於其他文獻。這一時期，專門著錄明代人石刻材料的文獻已經出現，如陳專門就明代初期的碑文進行著錄，撰寫了《吳中金石新編》八卷，這一做法是很有前瞻性的。此外，最值得關注的，就是王行的《墓銘舉例》，這一著作在潘昂霄《金石例》的啟發下，僅取其中一部分進行深入挖掘，撰述四卷。
綜觀元明兩朝，在金石學的研究上，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滯緩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