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蓋伊昭示心理史學錯誤的事例不勝枚舉，這些錯誤似乎無可辯駁，而且具有毀滅性：它們玷汙了英語的純潔性，打亂了科學步驟，違反了常識本身。心理史學的研究對象雖然絕對真實，但在批評家看來，它的研究框架和重心卻奇怪地發生了扭曲。從外部看，心理史學家之於曆史學的關係，就像精神分析學家之於心理學：即一大群異想天開的人以相同的方式，犯同樣的錯誤。從內部看，原來心理史學家之間也是高度分歧、甚至動輒引發爭論的。哈特曼（Hartmann）的弟子排擠科胡特的擁躉者；傳統的精神分析學派聲稱，它們已經獨占了心理史學的全部領地，跟自成一派的新心理史學產生糾紛；正統的弗洛伊德學派堅持主張，精神分析法囊括了心理史學研究的一切方法，不料卻發現自己招致用社會學來修正心理史學的研究者的圍攻；一部分毫無防備的心理史學家遭到了狂轟濫炸，而另一部分早已準備應戰的心理史學家卻安然無恙。不管怎樣，反對心理史學的充分理由有三條，條條都直指它的核心，不知何故，心理史學家們卻對這些關乎自身安危的理由視而不見。把反對聲作為某種形式的抗拒輕描淡寫地打發掉，這樣做雖然簡便，卻是全然不可接受的。當年，精神分析的倡導者可以對批評家進行精神分析，借此挫敗有理有據的批評；如今，那樣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把反對意見總結為三點，它們依次是：心理史學是空想的、粗鄙的、瑣碎的。說它空想，是因為它試圖用心理學中最頑固的個體性來揭開群體行為和群體事件的謎團。從生理學到曆史學，這條路無法正確地追蹤精神分析的曆程，因為就算精神分析稱得上是一段曆程，它也是一段指向心靈的曆程。說心理史學粗鄙，是因為它把曆史經驗和事件降格為神經機能的作用。的確，如果說有一種針對心理史學的意見在批評家中廣為流行，並引起心理史學支持者的普遍不安，那就是它的簡單化。最後，說心理史學是瑣碎的，是因為我們不能對死者進行精神分析，死者不會也無法像活生生的精神分析的對象那樣有言談舉止。首先，我應該指出，依據我的判斷，這些反對意見都不無道理，隻是不能就此得出抹殺一切的結論。
心理史學一直被稱為用傳記、一種特殊形式的傳記對曆史進行錯誤解讀。精神分析是個人的心理學，這點不是秘密。精神分析的情境，加上分析師是單獨與一位分析對象進行隱秘的會麵，於是，這種對單個人的集中關注具有了戲劇性。精神分析師自覺地充當了保守秘密的私人傳記作家，成了窺視隱私的眼睛和探聽隱衷的耳朵。
領袖前言可是，把對過去的解讀截然分成傳記（個人的曆史）和曆史（群體的傳記），是誤讀了這兩個相互作用、互有重合的門類。每位傳記作家都是某種意義上的曆史學家，每位曆史學家也都是某種意義上的傳記作家。有些近代社會曆史學家是穿著曆史學家外衣的社會學家，他們依靠回憶過去來進行研究。由於這些人的存在，人文學科的價值幾乎被全麵削弱了。我得承認，他們得出的是拙劣的曆史學；就好比傳記如果不能把傳主穩穩地納入他當時的生活環境，納入他所處的經濟、社會、宗教背景，就是拙劣的傳記。傳記和曆史這兩個門類，無疑都有其看待過去的獨特視角和職業偏見。這二者之間有張力，也有合作。但是，曆史是關於人類，關於人類與自然、技術、權力，人類彼此以及人類與自己交接的學科，這個定義是始終不變、始終成立的。社會曆史的實踐者，不管他們對精神分析學的敵意多麼深，恰恰強調了這種承諾；畢竟，他們渴望求得所謂的總體曆史（histoire totale）。必須提醒他們，如果一個人、哪怕是一個死去的人成為研究對象，如果要深入追問死者的經驗，即將跨入這一深度的精神分析學在構建淺白易懂的模式和可信的解釋時，就應該被特殊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