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B。斯特羅齊爾 丹尼爾·奧弗
一般學者喜歡把心理史學的創立時間確定在1958年。這一年，威廉·蘭格（William Langer）向美國曆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發表了題為“下一項任務”（The Next Assignment）的主席講話；同年，埃裏克·埃裏克森（Erik Erikson）出版了《青年路德》（Young Man Luther）。在某種意義上，這一年標誌著重大變化。威廉·蘭格主席向曆史學家們發出號召，要求他們在心理史學範疇開展動機研究；《青年路德》無疑是第一部優秀的心理傳記，它是根據史料撰寫的，文筆優美，思路清晰。自此以後，心理史學催生了許多附屬學科，各種刊物和研究機構應運而生，競相開放，還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方法。它影響了幾所高等學術機構的曆史教學，而且它決定性地擺脫了最初的起源（心理史學研究本來是精神分析學家工作之餘偶爾為之的活動）。最後，心理史學本身還可能對文化和政治產生了影響，使得某種心理學意義上的自我意識在當時的政治話語中風行一時。
然而，1958年絕非真正的轉折點。心理史學是一項複雜而繁難的研究活動，把1958年定為它創立的確切時間，理由始終是不充分的。心理史學自稱具有創新性，但曆史學家經常對這一點提出異議。曆史學家對動機的研究一向深入，有時他們比多數心理史學家的研究更透徹。雙方的論斷背後潛藏著某種地盤爭奪戰的心態。於是，同情心理史學家、立足心理學研究的曆史學家弗蘭克·曼紐爾（Frank Manuel）在1968年反駁說，弗洛伊德不是推動“新”曆史的中心人物，他認為這一榮譽應該歸於維柯（Giambattista Vico）。
另一方麵，按照精神分析學的傳統，論文的作者似乎認為，心理史學不僅始於弗洛伊德，而且始終隻是對精神分析的臨床實踐得出的新理論加以檢驗而已。所以，在精神分析學刊物上發表的文章，除了從事精神分析的專業人士的觀點，參考文獻中一律排斥其他人的觀點。地盤問題對明確這門學科的定義、方法、目的以及本學科適當的研究訓練具有重要意義。舉例來說，分析師庫特·艾斯勒（Kurt Eissler）堅稱，隻有訓練有素的精神分析從業者才有資格撰寫心理史。曆史學家弗雷德·溫斯坦則委婉地指出，艾斯勒的立場是荒謬的。溫斯坦認為，我們必須像對待其他一切建立在主觀基礎上的理論一樣對待和使用精神分析理論。他由此含蓄地指出，精神分析師的主觀傾向在實踐過程中扭曲了他們的視角。最後，還有一些人整個改變了辯論的基礎，對精神分析學本身能否有效地充當心理史學的理論基礎提出質疑。你來我往，唇槍舌劍成了這場辯論的代名詞。
心理史學的起源是個核心問題。路易斯·霍夫曼（Louise Hoffman）不久前指出，當代就希特勒與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納粹的辯論，定義了心理史學的假設、方法和風格。她最後寫道：心理史學是一筆分量可觀的遺產。但是，20世紀30年代的應用心理分析學著作卻是弗洛伊德思想較晚開花的結果。早在1933年之前，弗洛伊德就已經寫出了他的大部分具有曆史意義的著作。此外，弗洛伊德熱忱的弟子們也著述頗豐，寫出大量有關曆史、文學、宗教和文化的著作。毫無疑問，在評論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時，阿德勒（Adler）、薩克斯（Sachs）、蘭克（Rank）和其他人的理論指導承襲自維也納精神分析協會（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從1905到1911年間的早期會議，延續了《意象》（Imago）於1913年後刊載的文章，借鑒了各種各樣的精神分析學國際大會的會議和討論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