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與偉人理論
查爾斯·B。斯特羅齊爾 丹尼爾·奧弗
在受弗洛伊德思想影響的學者當中，埃裏克·埃裏克森用最具創意的方式在精神分析學與曆史之間搭建了橋梁。埃裏克森早年是一位藝術家，他在20世紀20年代受到精神分析學的吸引，加入了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的精神分析。1933年，他作為維也納精神分析協會的最後一批學員畢業。不久，埃裏克森乘船前往美國，途中，他把自己論希特勒的文章給外交官兼曆史學家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看，凱南幫他把文章翻譯成英文。在美國，埃裏克森很快就確立了作為兒童分析學家的聲譽，還結識了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名人。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末，埃裏克森開展了一係列研究，並把其成果在第一部著作中結集出版：《兒童與社會》（Childhood and Society）（1950）。從那以後，埃裏克森的興趣總是既包括臨床實踐，也包括曆史人物的研究。
埃裏克·埃裏克森的心理史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是難能可貴的。他寫了三部長篇傳記，分別解說了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聖雄甘地和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我們情不自禁地想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名字添在後麵，因為埃裏克森剖析這位精神分析學開山鼻祖的研究文章散見各處，它們無疑足以構成一本專著（隻是如果把這些論文彙總起來，其內容會顯得龐亂雜湊）。埃裏克森在多篇文章和多部著作的不同章節，探討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希特勒和高爾基（Maxim Gorky）等人，前不久，他還研究了拿撒勒的耶穌（Jesus of Nazareth）。這一係列著述令人肅然起敬，它們的著眼點是領袖問題，但範圍卻廣及今天的心理史學涵蓋的一切相關問題。
埃裏克森的應用精神分析學著作的內容之龐雜有時令人不解，但這不應該掩蓋縱貫他的著作的一條雄辯的領袖理論。首先，他認為，要理解領袖本人的心理，就要考察領袖在生命周期8個階段的沉浮變化。埃裏克森研究的領袖人物中沒有女性。至少在理論上，從生物學的漸成發育角度來看，領袖人物既定的生平是按照心理與社會相協調的計劃展開的。在生命的每個階段經得起考驗的人們，他們的“德行”高下也自然顯現出來。在埃裏克森著名的表格當中，發育過程被設計成對角線。他試圖用它來闡釋固著、抑製和退行的持久效果。
然而，這份表格也表達了一個根本觀點，即成長和變化貫穿整個生命周期。沒有什麼是不可改變的。埃裏克森對甘地中年危機的細致剖析也許最完整地闡述了他的這個概念。在南非，青年甘地在開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用友好的被動反抗向當局施加壓力，以實現社會和政治改革）的過程中，政治風格日趨成熟。但甘地從未采用過絕食手段，也從未與千百萬渴望擺脫英國統治、取得政治獨立和自由的印度人產生過共鳴。甘地最早介入反抗運動時懷著矛盾心理，而且運動的效果顯然不佳。他選擇的第一次印度民族行動是1918年，這一年，他領導了在阿默特巴德舉行的小規模的紡織工人起義。他為這次運動傾注了宗教熱忱，發出了道義譴責，他宣布，除非工人工資增長37%，否則他們將絕食抗議到底。甘地從一開始就懷疑這次行動的效力，他不得不承認資方的指控，即這次絕食與其說是正義的舉動，不如說是勒索。最後，他勉強接受了純粹為了挽回臉麵的妥協條件。他對自己的懲罰遠比工廠主實施的一切懲罰更為嚴苛：他很快就陷入內心的煎熬，後來發展到了精神崩潰。但是，甘地也像亞伯拉罕·林肯一樣，善於從錯誤中汲取教訓。在成長過程中這次嚴峻的危機當中，甘地找到了與追隨者對話的適當口吻。他重新給非暴力下了定義。他發現自己有能力作出政治和道德承諾。他和英國人都不再是原來的樣子了。
不過，埃裏克森的著作關注最多的是青春期和隨之而來的身份認同危機。甚至有人說，埃裏克森創立了身份認同危機以後，它幾乎成了進入青春期的標誌，少男少女到處展示和賣弄他們的危機，不管這危機有沒有道理。但值得強調的是，埃裏克森用詳盡的案例分析說明了身份認同危機的準確意義，他選擇的是曆史人物。埃裏克森最早引用的例子是馬丁·路德，馬丁始終是個極其有趣的人物。1505年，馬丁在從大學回家的路上陷入了沉思，想著父親為他選擇的新娘和事業。突然，在雷電交加中，他聽到了上帝要他從事聖職的召喚。他逃離家庭，加入了奧斯定會（Augustinian order）的牧師行列。在修道院，慈祥的長輩史陶皮茲神父耐心地傾聽了馬丁直抒胸臆的懺悔，指引他從批評的角度思考《聖經》，神父還似乎愛上了他。在認同延償期，馬丁的內心經曆了許多次情感動蕩。1517年，他在符騰堡教堂的門上貼出了自己的95篇論文。
埃裏克森探討身份認同危機的另一個案例不太著名，卻同樣引人入勝，他就是蕭伯納。20歲時，蕭伯納掙脫了壓抑個性的家庭和美好的從商前景，離開愛爾蘭，以逃避經商成功的危險。當一名成功的商人與他模糊的宏偉抱負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他到了英格蘭，在接下來的幾年裏，他每天寫5頁紙的文體浮誇的散文，寫了5本沒人肯出版的小說。他說，那是他的“學徒階段”。埃裏克森指出，蕭伯納拋棄了他不能接受的工作，卻沒有丟掉工作的習慣。蕭伯納本人也指出，父親喝酒時，他在工作，在這個過程中，他找到了一隻堅定有力的錨：他抓住了父親無能的象征。埃裏克森在他最有文采的一段話中得出結論，說明了工作在一個人的身份形成過程中的地位：
人要想在社會上立足，就必須“免於衝突”，這就需要學會運用某種主要能力，要精於一種職業；親身從事這種職業，從它提供的夥伴關係，從它的傳統當中得到無窮的力量，得到回饋；最後得出一條關於生命發展的睿智道理，也是年老的無神論者急於以振聾發聵的口吻警示後人的話，因為這道理在年老的無神論者眼中，就像宗教一般神聖。
埃裏克森在兩部著作裏詳細闡釋了他對希特勒的思考：即《兒童與社會》和《青年路德》。雖然現在有關希特勒的心理史學著作汗牛充棟，但埃裏克森略略提及的題外話始終是中肯而見解獨到的。青少年時期的希特勒內心苦悶，卻又極富創造力。他有個朋友叫奧古斯特·庫比切克（August Kubizek），希特勒經常跟庫比切克一道在林茨的大街小巷溜達。希特勒滿懷激情地談論著藝術和文學，偶爾停下來，翻開隨身攜帶著的一本黑皮小書，讀幾節詩給朋友聽。不過，希特勒談論最多的是建築和他重建一座城市的夢想。“那座房子的位置不對，”他對庫比席克說，“應該把它拆掉。”庫比席克接著寫道：
“街道需要修正，以便給人更緊湊的印象。那些可怕的、擁擠不堪的佃戶街區要拆掉！視野要開闊，城堡必須一覽無遺。”於是，希特勒一直在重建這座小鎮……他完全沉浸在幻想的建設當中，渾然忘記了周圍的現實。他每次想到一個點子，就像著了魔似的。對他來說，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他忘記了時間、睡覺和饑餓……他每次從街上走過，總要被自己看到的街景觸怒。他的腦子裏通常總是同時考慮著五六項建設工程。有時候我不禁覺得，小鎮所有的建築像一幅巨幅的全景圖在他腦子裏排列起來，他覺得自己對已經建成的一切負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