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奧弗 查爾斯·B。斯特羅齊爾
這是最後一篇文章，它提出了作者在寫作和編輯本書的4年間對領袖問題的思考。本文要討論心理學的證據、領袖的心理史學研究的倫理問題及其在行為學和社會學方麵的方法問題，因為它影響到證據的性質。我們還思考了“優秀”的領袖之所以能夠勝任職責的心理素質。最後，我們探討了領袖在核時代麵臨的困境。
關於方法
領袖的心理史學研究有一個明顯的製約因素。我們從曆史的角度研究過領袖問題，所以能夠集中關注過去的領袖、追隨者以及事件發生時特殊的社會曆史環境等一些有趣的心理學特征。心理史學的研究還沒有達到可以作出預測的地步，即未來的領導者基於他與追隨者和所處文化的關係將作出何種反應。有的領袖在逆境中表現極佳，雖然他們看起來好像不具備成功的領袖必須具備的能力。還有一些領袖看似前途遠大，卻在危急關頭一敗塗地。這樣看來，領袖研究與社會學和行為學的其他研究並無不同：我們不具備那種知識，不能預言誰將在什麼情況下采取什麼行動。
近幾年展開了一係列縱向研究，這本專著的一名合著者追蹤了幾名青少年從進入中學到大學畢業一年後的發展情況，可以對這個群體整體的精神健康狀況作出一般的預測。我們預測，穩定而非變化是這些青少年樣本的典型特征。換句話說，在中學裏適應環境的青少年，中學畢業之後依然適應環境；反之亦然。事實證明，我們的預測是對的。精神健康的青年的比例接近於精神健康的青少年。這一點也符合樣本所研究的心理畸形的青年比例。但兩個群體之間不存在一對一的關係。換句話說，有的青少年在中學時表現良好，在大學和大學畢業後卻表現出顯著的精神病態；反之亦然。就個人而言，我們不能預測誰將表現得好，誰將表現得不好。其他研究人員也發表過類似的研究結果。社會學和行為學越來越多地把注意力從個案研究轉向了群體的統計學研究。我們可以得出群體的統計學標準，據此作出對群體而非個體的預測。此類研究仍有待展開，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就此對某位特定的領袖作出具體判斷。
但是，我們可以從一般原則和群體標準的角度，擴展對領袖的了解。如本書所述，雖然存在上述問題，對領袖的個案研究至今仍是有效的，因為我們必須了解領袖與追隨者在特殊的社會曆史環境下相互交織的更多特點。更好地理解這些現象有助於我們掌握更多的具體要素，了解哪類領導人在什麼情況下表現較好。
因為我們沒有上麵談到的這種預測能力，所以，像格林布拉特（Greenblatt）那樣建議由精神病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曆史學家成立委員會，由它來判斷和決定誰要競選、誰不要競選美國總統，我們認為是荒謬的。社會從這樣的委員會得到的隻能是極其主觀、別有政治動機和高度個人化的觀點。
精神病學資料被明顯誤用的一個例子是1964年在精神病學家間展開的一份調查。其中一份問卷要求精神病學家回答，他們是否認為巴裏·戈德華特將成為“神智正常”的總統。不料，戈德華特卻沒有當選。許多人認為他是好戰分子。而當選的林登·約翰遜上任後，繼續大力推行美國參與毫無希望的越南戰爭的政策。回答了問卷（一小部分精神病醫生，還不到美國精神病學協會的5%）的人們沒有采訪過戈德華特，就認為後者不適合當總統。後來，美國精神病學協會發表文章表明了立場，這個精神病學家的官方組織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說，這樣做是不合乎道德的。
我們認為，精神病學家即使采訪了候選人（像格林布拉特建議的那樣），也不可能保持客觀的態度。心理學證據的性質決定了它很容易被濫用。如前所述，研究人員可以用來得出觀點的基本資料幾乎是不存在的。他們的觀點高度個人化，帶有明顯的個人癖好，而研究人員則常常具有隱秘的動機。心理史學家完全可以研究自己喜歡或者厭惡的領袖。但是，我們相信，心理史學家和精神分析學家在研究自己崇拜或鄙視的領袖時，會遇到許多困難。例子俯拾皆是。研究者鄙視研究對象的，有弗洛伊德和布利特對威爾遜的研究、布羅迪（Brody）對尼克鬆的研究。研究者崇拜或者迷戀研究對象的，有卡恩斯（Kearns）對約翰遜、布倫曼-吉布森（Brenman-Gibson）對美國劇作家克利福德·奧德茲的研究。我們還覺得，人們在研究一位明顯極端病態的領袖如希特勒或者70年代的烏幹達獨裁者、“非洲屠夫”阿明（Idi Amin）時，心理問題似乎隻是整個心理狀況的一部分。為了理解一個社會為什麼允許特定的領袖出現，我們還必須搞清楚群體現象（即追隨者）的心理學性質，搞清楚領袖行使職責時所處的特殊的心理史學背景。
對心理史學的一條反對意見是，心理史學家沒有豐富的聯想，而聯想則是密集的心理療法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可是，正如克勞伯（Klauber）所說，心理史學家有一點優勢，他們了解一位領袖從童年貫穿整個成年時期真實發生的事情。除了克勞伯的話，我們認為，如果研究人員遵循下列6個基本前提，領袖的心理史學研究將會更有意義：
1.對當前活躍的領袖的心理傳記研究很難開展。雖然也可以得出有趣的看法，但偏頗幾乎不可避免，它們往往是心理傳記，而非心理史學研究。我們的觀點是，當前活躍的領袖也可以研究，但必須把他放在社會政治背景下、放在他與追隨者的關係的框架內認真分析。在這些範疇開展領袖研究的例子，見本書第12章和13章。
2.心理史學研究提出了研究人員應該注意的幾個道德問題。由於心理學證據的性質使然，研究人員應該避免研究自己對之懷有格外強烈的負麵感情的領袖。美國當代10位總統的名字必然在我們大多數人心裏留下不同的印象，引發不同的感情。也許，隻需把他們的名字按照先後順序逐一列出，就可以說明問題：胡佛、羅斯福、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尼克鬆、福特、卡特和裏根。
3.要實事求是地看待一位領袖是否具備領袖天賦，必定是在經過足夠長的歲月積澱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