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對動物像對我一樣，也有著極大的興趣。他們是好人。
我原先以為，喬英知道我和她出身子兩個完全不同的家庭後，多少會有些想法，說不定還會產生隔核，但結果不是我所想的。有天她忽然問：你不是說你家星原先有一棟漂亮房子的嗎？我告訴她，學院那片樹林後麵有個門球場，每天都有些老頭老太太在那裏打門球玩，他們玩的地方本來就是我家的漂亮房子。她又間：房子拆掉了，政府難道不給錢嗎？我又告訴她，國家關於私房改造的政策是複雜的，不同時期不同情況不同對象就有不同的辦法，我們家碰到的辦法恰好是不給一分錢。她對這種捉摸不定的政策很為氣憤。這不是胡來嗎？，她說。她並且失望，簡直還很發愁。我們確實有理由發愁。小寶經常感冒，隨便感冒一下，進醫院就是大幾十塊，假如我們的工資能高一些，那倒也好對付，假如住房能寬敞一些，空氣流通，小寶可能也不會經常感冒，但這兩樣我們都沒有。
而且我們的專業出了校門就沒辦法撈到一分錢。聽說音樂係的鋼琴老師在家裏帶小孩子，上一節課就可以得十塊錢，那樣一天下來，他們該賺多少錢啊。喬英經常在屋裏掰著手指頭為素不相識的鋼琴老師算賬，肯定他們的錢一定多得用不完。但我們不會彈鋼琴，隻會講普通話。還沒聽說有哪個小孩子願意到別人家去學普通話，我們就隻好關起門自己學，把希望寄托在晉升職務然後長工資上麵。晉升要按年限排隊，需要極大的耐心，而且必須考外語。所以，我們除開每天像聲樂老師練聲那樣“玻、坡、摸、佛”地讀拚音，還要“哎、比、西、嘀”地讀英文，把屋裏搞得跟語言實驗室似的。
這種狀況當然要影響我們的情緒。喬英有時會為很小的一件事生氣，比方換季的時候，看到別的老師穿出來一件時裝，問了問價，回來就很傷心。她自己其實是很節儉的，要求不高，但希望我穿得好一點。她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來自廣縣農村的習俗，認為一個男人若是穿得不好，出的是女人的醜。況且還是大學老師。所以，在經過多次爭論互相推讓之後，決定我至少必須有一套像樣的西裝。為了那套西裝，我們跑遍了大大小小的百貨公司，時裝商場，名牌專店，以及馬路邊上流動的攤點。喬英不厭其煩地把一套套的西裝往我身上罩，要我仔細地試穿，體會各種不同西裝的感覺。這麼樣在大庭廣眾之下穿呀脫呀，我實在受不了。我疑心旁邊的人會把我當傻瓜看，而緊盯著我的服務小姐的眼神，毫無疑問，則早就如手術刀一樣尖刻了。但喬英興致很高，不停地用很標準的普通話跟人討價還價。要不是我從她的很響亮的還價聲裏聽出了一份對我的愛，我真的寧可打赤脯。
後來，我就穿著這套西裝去參加一個知青同學的聚會。都是好久沒見過麵的同學，但大家一下就從下巴上認出了我，問長問短，熱情得很。我的感覺也不錯，直到一個有經驗的同學指著我的衣袖子說：你這套西裝是處理的吧。
有的時候，夜深人靜，躺在床上，聽到喬英的呼吸，——她永遠都睡得很死，她的呼吸總是平穩，給人懵然無知的印象。在那種時候，我的思緒便會活躍起來，領著我穿過黑暗的走道，一直進到209去。父親和我在那裏渡過了他最後的幾年，那裏麵縈係了我的許多感情。不知道為什麼，一但想起父親，我的心情就會沉重，人也要變得嚴肅。有次，我專門帶喬英上了單身樓的二樓，站到209前麵，兩個腦袋一齊探向房門旁邊的牆上，仔細尋找。我說，這上麵應該還有我以前寫的字。結果，我們真的透過一層油泥，看到牆上有隱隱約約刻下來的字跡——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喬英說，這幾句話她好象見過。我說這是毛主席寫的詞。喬英沒有對當年留下這些字跡的那個小孩子發生興趣，倒是說：你的字看來從小就不好。這使我略感遺憾。那時我和父親不但討論毛主席的詞，他還特別喜歡跟我講李後主，講流水落花春去也，講李清照，講人比黃花瘦。講過了，他每每又要說，這些東西不好，你們不要學，要學毛主席的。後來想起來，我那時還不大能理解他，我太小，而且一點本事沒有。要是當時我就是衛生防疫站的股長，父親應該能一直活到現在。他後來在一家醫院的肮髒的急診室裏躺了兩天，然後，死了。最終連個病名都沒查出來。他沒有得到應有的照顧。我的父親確實是個方正的人，過馬路一定走行人橫道線，郵票一定貼在右上角，他一生從沒做過任何損人的事，但命運不濟，這使我想起來就痛心。而後來喬英的一個鄉下親戚病了，在廣縣治不好，我卻因為是衛生防疫站股長的緣故，能在省城找一流的專家，用最少的錢和時間，給她的親戚提供最好的醫療條件。這麼一想，就尤其使我痛心。我要是早生一些年，早當上這個股長，該多好啊。
現在，有好些過去的同學、朋友，找我解決這樣那樣的問題。我看情況辦，通常，我是一個能夠解決問題的人。回想起來，我先前是那麼樣的自暴自棄，不思進取，居然準備在大學裏混一輩子算了。直到在那個被人把西裝識破了的聚會上，遇見了我現在的領導。他穿的當然就是真正名牌的西裝，事實上，他對西裝之類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我。他仔細詢問了我的情況，覺得我既然有這麼高的學曆，怎麼還去教書呢？他一副大惑不解的樣子，倒好像他之所以沒有教書，就是因為學曆太高的緣故。我記得清楚，當年在一個班上讀書時，他總要抄我的作業，考起試來，他會在桌子底下踩我的腳，求我幫忙。他的文化水平至多可以算小學畢業，但他像教授樣的教導我：不要教書，那個行當沒有前途。他指出：就算評個教授又怎麼樣？要審時度勢，利用自己的長處。我告訴他，我沒有什麼長處，隻會講普通話，一個會講普通話的人如何審時度勢呢？他進一步開導：你的長處是有文化，有文化的人就要到沒有文化的人裏麵去，很輕易地坐一個吃得開的位置，及時為自己打下一個牢靠的基礎，我們的年紀都不小了啊。他說得語重心長。他要我到他那裏去，把內勤文秘一攤子管起來，他還提到了諸如住房、收入等具體的問題。
我把他的理論以及諸如住房、收入等告訴喬英時，她的眼睛就睜到很大，三室一廳？真的還是假的？她的思維熱衷於具體問題，對理論很冷漠。我就很具體地操作起來，我們就真的住進了三室一廳，而我，當然，就很儼然地端坐在衛生防疫站三屜一櫃的辦公桌後麵了。坐在這樣的辦公桌後麵，想起先前兩個人天天在教室裏跟學生“玻、坡、摸”還不夠，回到那間小屋裏還得麵對麵地又“玻、坡、摸”，真有些不好意思。我現在很忙，要負責內勤文秘一攤子事，參加行政會議，在領導講過話之後，我也要講話，當領導外出時，我甚至還必須當家，有這樣那樣的人來找，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等待處理，我覺得責任重大。與這種責任相聯係的，是我的辦公桌中間抽屜裏的那顆公章。
有的時候，我會打開中間抽屜，用一種好奇的眼光打量這件鮮紅的塑料製品，我觀察它，揣摸它，我發現它不是什麼別的東西，它就是權力啊。這樣一來，我就會想到父親，想到他連起碼的醫療照顧都沒有得到，不過也想到，倘若他還在世，我大概是跳不了槽的，他極看重所謂書香門弟。我不知道，對於我終於坐在這張三屜一櫃的辦公桌後麵，他究竟會持一種什麼樣的態度。除開父親，我還會想到張伯伯，覺得我的這顆公章，跟張伯伯胸脯上的那枝博士牌鋼筆，有某種共通之處。
無論冬夏，張伯伯的博士牌鋼筆總是掛在胸脯上的。那是枝大號的黑色鋼筆，看上去沉甸甸的。熱天，會把他的圓領汗衫的領口墜下去，露出積在他胸窩上的一汪汗水。我從小就知道了那枝鋼筆的重要，因為三天兩頭，總有人跑到屋裏來，請他在什麼東西上麵在簽字。在那間四麵開門的大廳裏，我無數次地看過張伯伯
簽字。他接過那些人的什麼東西，問一問，似看非看地看看，然後用博士牌鋼筆寫下自己的名字。他在寫自己名字的時候有一種很慎重的態度，我當時就明白，一經博士牌鋼筆簽過了字，就有什麼事情被決定下來了。對那枝鋼筆，我一直懷有羨慕乃至敬畏之情。
後來，被那枝鋼筆決定下來的許多事情，一樁一件就成了大字報上的內容。比方：浪費國家資財。說經過統計，張伯伯簽字給學生印的作業紙，學院裏用五十年也用不完。他不清楚學生到底要做些什麼作業，做多少，他一點不懂。他隻會寫自己的名字，叫一個隻會寫自己名字的人領導一所大學，其實差不多等於是害他，他出盡了笑話。不過，椐我所知，張伯伯肯定沒有利用那枝鋼筆給自己撈好處，我知道的。他家裏隻有幾件釘著牌牌的公家的桌椅，大妞她們也穿得比我還破敗。所以，麵對抽屜裏象征著權力的公章，我會記住張伯伯給我留下的前車之鑒，並且常常地記起大妞來。我希望見到她，設想過一係列不期而遇的情景，我有許多話，想告訴她。
我們負責城市裏這一個區的衛生防疫。有些是屬於麵上的工作，比如衛生知識宣傳。春天宣傳如何預防流感，夏天怎樣防止中暑，我們不定期地出這方麵的板報。也印一些免費贈送的小冊子，讓同誌們穿上鮮豔的藍製服，站在馬路顯眼的地方見人就發。還組織群眾開展滅蒼蠅老鼠的運動。這樣的運動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還有競賽和獎品，看誰的蒼蠅老鼠打得多。這些都是麵上的工作。比較具體和難辦的，是加強對餐飲業的監督和管理。自市場經濟以來，不曉得什麼道理，大家好像都不肯老老實實呆在家裏吃飯，大街小巷，餐館林立。這給我們帶來很重的負擔。從高檔的豪華酒店到一張桌子幾條板凳的米粉攤子，我們都得去檢查，以確定它是否符合國家的衛生標準，是否需要援用有關的懲處條例，還要對所有從業人員進行體檢，以排除傳染病。病從口入，我們執行的是預防為主的方針。這些工作涉及麵廣，紛繁複雜，所以我很忙。所以，有一天，當年的那個憶苦教授，就點頭哈腰地站在了我的辦公桌前麵。
我一眼就認出了他。這麼多年過去，他依然健在。他而且發了福，紅光滿麵，西裝革履把頭發梳得油亮。他而且還帶了一位長發披肩看上去清純可人的秘書小姐，他總有六七十歲了，還這麼一副惡心的老來俏的樣子。他而且公然將他的奧迪車一直開到了我們衛生防疫站的門口。我一眼就認出了他，認出了他，我的腦袋裏就蹦出來一句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對這句話印象特別深刻，那時候我幾乎每天都看到這句話，我不懂孰是個什麼東西。父親說：孰是疑問代詞，意思有三個，一是誰，二是哪個，三是什麼，這裏取第三種意思，就是說連這樣的事都可以忍，還有什麼不可以忍的呢？父親凡事認真，說什麼都一板一眼，他一說，我就明白了這話的意思，隻是沒想到很多年以後，我會有實踐這句話的機會。但我不動聲色。我已經積累了相當的工作經驗，我要把我的權力用好。我沉往氣，看過了他的名片。我就是從那張印刷精美的名片上麵，曉得他現在是所謂的外資代表，或稱買辦。我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不過就是他那幾個被共產黨趕跑的有錢親戚現在又卷土重來罷了。他拿出一份處罰通知單，笑容可鞠地請我抽點時間，同他一道把這事商量商量。我記得，那份通知正是我幾天前蓋章發出的，對象是本市一家有名的酒店，我們的工作人員在一次例行的檢查中發現那裏餐具上的細菌嚴重超標。我注意到，名片上還赫然印有另外一家酒店的名稱，他很不走運，那家酒店恰好也在我們所管的區內。我於是再次沉住氣，在三屜一櫃的辦公桌後麵穩穩坐好。我不同他商量這事，而是一字一句明白無誤地先作自我介紹，我要讓他曉得我是誰。
我以為他曉得了我是誰，一定會羞愧難當，無地自容。結果我錯了。他比我能夠想像地更加恬不知恥，他的橫七豎八堆滿了肉的臉上連吃驚都沒有，反而一下子笑得比糖精還甜，反而像遇見了親人似的，搶上一步，一把捉住我的手，使勁地搖。哎呀呀呀，年輕人出息了，他說。我差不多被他弄糊塗了。壞人我倒是見過一些的，但沒見過壞得如此徹底的角色，他作過那麼多的惡，但看上去既輕鬆又坦然，比我在書上見過的壞人都壞。我相信，如果我還是大學老師，他絕對不會誇我出息了，他這種親熱得不得了的勁頭，當然是因為我現在正好坐在這張辦公桌後麵而不是坐在別的任何地方的緣故。他甚至還搖著我的手，掉過頭對那個小姐說：這下好商量了，我們本是一家人呀……我甩開他的手，在這樣一副嘴臉麵前，我根本說不出話來，肚子裏的火已經在一冒一冒地往外衝，而且手上被他抓過的地方油膩膩地叫我惡心。不想他的手繼續一撈一撈，還想要表示親熱的樣子，他一撈一撈地湊過來竟然還說：你可能不曉得吧？當年，要不是我溜到你爸爸後麵……我打斷他的話，破口大罵道：我×你媽媽×！
通常我並不隨便罵粗話，我畢竟當過大學老師，是知識分子。但這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我真的想不出一句比罵娘更為合適的話。當我像一般長沙人罵娘那樣，把這幾個字聲色俱厲地吼出來，我就知道我對了。這幾個頓挫有力的音節，聽上去使人極為痛快，而且令買辦先生像突然挨了一拳似的，傾刻就懨了下來。他的笑變成了苦笑，搖著頭，做出很委曲很無奈的樣子。他甚至還像電影裏的外國人那樣，將兩手一攤，對著他的秘書小姐繼續苦笑。我的同事們大概聽到了響動，以為發生什麼事，都跑過來看。我就重新把自己穩穩地坐好，指著他的鼻子說：這事我們還要研究，你回去聽候處理，你走，你滾！等他鑽進奧迪車走了，跑過來的領導和同事就問到底是怎麼回事，惹得知識分子都罵起娘來了。我略略一說，大家就很氣憤，說罵得好，都同意要把他往死裏整。那天，我坐在辦公室裏，一遍一遍地回味著那句話：我×你媽媽×我×你媽媽×……覺得意猶未盡。同時也覺得了一種悲涼：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人隨便就死了，而壞人卻總是好端端地活著，因為壞人厚顏無恥。一個人，隻要厚顏無恥，那他就可以在任何時候都有滋有味地活著。這是一個不能不讓人覺得悲涼的事實。
後來，我把這事說給喬英。她當時正在做飯，係了條花圍裙，跟蝴蝶樣的在廚房裏飛來飛去，我從後麵攬住她，興致挺好地說了這事。她說：你真的罵了？我說是呀，就又罵一句。她說：沒想到你這麼粗野，再怎麼也不該罵別人的娘。那一餐我就懶得吃飯。我早就說過，她真的什麼都不懂。
再後來，我把這事說給大妞。她的眉毛好看地斜挑著，一雙丹風眼閃閃發亮，她興奮極了。我擺開架式，邊說邊表演，有聲有色地描述了當時的情景，最後，我把手指頭朝空中一戳，響亮地罵道：我×你媽媽×！大妞就撲過來，抱住我親了又親。
那天晚上，全市人民在電視新聞裏看到了著鮮豔藍製服的衛生防疫站工作人員，他們在鏡頭前麵晃來晃去，一派忙碌景象。鏡頭從酒店裝修華麗的大餐廳一路掃進後麵的所謂製作間，在好幾個特寫——大師傅胸前抹布一樣油汙的圍裙、停著幾隻蒼蠅的顏色莫辨的砧板、浸在地上髒水裏的芹菜胡羅卜、以及幾隻看上去已經死掉至少一個月的雞——之後，出現了我正在指手劃腳滔滔不絕的鏡頭。我板著臉，很生氣的樣子，挺正經挺嚴肅的。當時工作人員正從餐具上取樣，化驗結果很快可以出來，細菌肯定是有的，大腸杆菌之類肯定是嚴重超標的。我們的工作人員訓練有素，眼眨眉毛動。屏幕上的節目主持人最後說：這家經衛生檢查不合格的酒店已被停業整頓，有關部門提請廣大市民外出就餐要注意衛生，防止病從口人。
這次行動組織得很好，做到了有理有利有節，我們取得了足夠的無庸置疑的證椐。我履行了應盡的職責，把那家夥的兩家酒店都停了下來，同時也教育了廣大人民群眾。電視台的每人隻得了一百元紅包的記者，自始自終都給予了積極的配合。總結會上，領導說：工作就是這樣搞，要打有準備之戰，要紮實，要沒有辮子抓，要注意影響。領導後來又跟我說：他那輛奧迪車相當不錯。
稍微使我感到遺憾的是，電視觀眾沒能看到我義正辭嚴批評教育買辦的情景。那是在他的辦公室裏。他的辦公室像所有有錢的老板那樣，搞得花裏胡哨，尤其可恨的是，在那張巨大的寫字台後麵的牆上，掛著本市一位著名老書法家的墨跡，上寫鬥大兩個字：儒商。他可能向那位書法家介紹了自己曾經是大學老師，而後如何順應形勢下海經商的業跡，老書法家吃了不要錢的飯，喝了不要錢的酒，就用顫顫兢兢的筆劃，為他寫下鬥大兩個儒商。我想好了，今天倒要看看這個儒商還如何樣地儒得起來。我把自己埋在一具寬大的軟乎乎的沙發裏麵，斜著眼盯住他。我一言不發。眼下這個儒商站在屋子當中，連手都不曉得往哪裏放，他滿臉沮喪，終於也顯出老態來了——兩邊嘴角深刻地往下拖，跟印在書上的括號似的。我還是一言不發。我看著他一會弄弄頭發，一會搓搓手，同時很苯拙地朝那個秘書小姐遞著眼色。那小姐就機靈地展開笑容，嫋嫋婷婷走到我麵前，俯下身來，很輕柔地問：先生您是要茶，飲料，還是來杯酒？我回答說：我要上課。
我就坐在沙發上上起課來。這個感覺跟站在講台上，真是大不一樣啊。我鄭重地通知他停業整頓。我提醒說：這不是可以隨便對付的，我們是執法機關，我們所作的一切都是政府行為，政府行為你懂不懂。那是那是，他點著頭說，不過停一天我的損失好大呢。這家夥真是見利忘義，到這時候了還隻曉得考慮自己的損失。我抓住他這句話，迅速把內容展開來講：什麼時候可以開業，我們自然會按章程辦，問題是你怎麼隻想個人得失呢？怎麼不想想可能給人民群眾造成的損失呢？這說明你思想上認識上還有很多問題，你需要重新學習，要學習國家的有關規章條例，這些規章……我開始逐條地引用，講解，分析，還提問。問題一提出來，他就麵紅耳赤，結結巴巴，我就再講。在大學裏，我一直不算個好老師，主要是上課沒有一點激情，純粹是完成任務。但那天不同，那天我發現自己原來是個非常出色的老師，簡直口若懸河，我講啊講啊覺得過癮極了。我越扯越遠，到後來，競像一個離開講義作即興發揮的老師，我講出了一種縱橫自如的境界，不曉得有好多話，在我肚子裏排著隊急煎煎地要往外拱，什麼事實勝於雄辯啦，什麼勿謂言之不預啦，什麼矛盾的性質是可以轉變的啦，什麼一切後果由你自負。
啦，等等等等。
我後來萬分驚詫，平時我從不說這些話，而且恰恰相反，對於在那個時代泛濫成災的一套語言，我根本就是極為反感極為鄙視的，它們現在怎麼順順溜溜地就出來了呢？而且我使用起這些語言來，連想都不用想，它們是那樣的流暢，那樣的自然，那樣的得心應手，跟開機關槍似的。可見，這麼多年過去了，它們其實一直像釘子樣的釘在我身上的哪個地方，隻是沒有碰到合適的機會，一有機會，比方現在，比方這個六七十歲的胖乎乎的家夥朝我拚命點頭哈腰，比方這個看上去清純可人的小姐不停把她的笑臉往我麵前湊，這麼一來，它們就在我身上的哪個地方按捺不住了，就蠢蠢欲動了，就呼啦啦地往外鑽了。這究竟是說明了語言這個東西的奇妙，還是表現了一向就深藏在我骨頭裏的什麼東西呢？我有些疑惑，搞不清。世界上搞不清的東西還有很多，那就隻好算了。
但過後我還是總結了這堂課，用句時興過一陣的話說，就是我進行了反思。課的上半部分還行，下半部分完全多餘，是不必要的虛張聲勢。這使我羞愧。好在有很漂亮的最後一擊。那天我終於覺得講得差不多了，這個差不多的標誌，是他不再搞點頭哈腰的一套，而是垂手站在我麵前，做出認真聆聽，仔細思考，而且仿佛時有所悟，時有所獲的樣子來。我覺得這就差不多了，可以走了。他倒還不肯，堅持要向我表個態，要感謝上級的批評教育，一定深刻地吸取教訓，他羅羅嗦嗦。同時變魔術樣的掏出一個信封來，雙手捧著，語氣極其誠懇，說：我先把話說清楚，這與公事無關，完全是我個人的一點意思。我看著那個鼓鼓囊囊的信封，當然知道那內裏是什麼，隻是沒想到他居然會這樣蠢。我接過信封，放在手裏掂了掂，然後把手指緩緩鬆開，——它在光亮的拚木地扳上跌出了啪的一響。我的普通話肯定比他標準：什麼他媽的資產階級！
電視新聞播出兩天後，我接到一個女人打來的電話。那個講長沙話的女人說要找我，我說我就是呀，請問你……她說她在電視上看見了我，她說她是大妞。接著像怕我聽不懂似的，又用普通話說：我是大妞呀！
我比約定時間早半個鍾頭，坐在了這家酒店的咖啡廳裏。這個位置很好，可以清楚地看見從那扇玻璃大門進出的每一個人。已經先掛過電話，酒店的經理便很殷勤地候在那裏，他要同我商量晚餐的菜式。他問是湘菜呢還是粵菜？我說湘菜。我告訴他我在等人，恐怕還要坐一會，具體什麼菜，待進了餐廳後再由客人定。他說那樣好。大約怕我坐得乏味，他又問：要不要叫位小姐來陪？我說：我的客人正是一位小姐。他就知趣地不再打擾。我盯著那扇玻璃大門，看見門邊上兩個穿粉紅旗袍的小姐不斷把腰彎下去，跟基圍蝦似的。
出門之前，我告訴喬英，要她和小寶兩個人吃飯，我有工作。她就嘮嘮叨叨，說是我一星期也難得在家吃一餐飯。我說是呀是呀，沒辦法，工作性質決定了。這也是確實的，哪個飯店老板都想請我們吃飯，如果我願意，可以秋年四季在麵吃，但我不是一個誰請都去的人，這要看情況，要注意影響。當時我正在挑一套合適的衣服，實話說我有些緊張。我不知道大妞現在是什麼樣子，尤其擔心自己的樣子。年紀不小了，想給人留下良好印象，已經不那麼容易。我有意把手機留在家裏，省得喬英有事無事打電話找。末後，我是穿著一套休閑服出門的，這樣顯得隨便，輕鬆，我感到在休閑服下麵跳動著的，是一顆隻有十幾歲的心。
等我隔著玻璃大門，確定那個站在門口猶猶豫豫，東張西望的女人正是大妞的時候，就慶幸自己沒有穿什麼畢挺的西裝，因為不難看出，她顯然對這類地方很陌生，與旁邊兩個穿旗袍的小姐比起來，她顯得沒有一點信心。她的套裝顏色太保守，而且式樣也早已過時了。有很長的一刻，我坐著沒動，隻是遠遠地望著她，這麼樣望著她就像是在眺望人生，我感到了歲月的力量。然而無論如何，她終歸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女人。她當然不再是從前的那個小姑娘了，她那麼高大，那麼豐滿，那麼成熟，她現在成了一個十足的女人。我朝這個女人走過去。
後來，我們就坐在沉默裏了。咖啡廳很安靜，空氣當中的音樂也很安靜，我們相互望著，坐在沉默裏。那個時候，我們已經曉得了對方的一切。她曉得我父親死了，我曉得文姨也死了。她曉得有一個叫喬英的來自廣縣的女人現在是我的妻子，而她的男人，則是她學徒時的師傅，她跟他學車工。張伯伯的女兒居然在做車工。而且她連車工也快要做不成了，因為她那個我聽都沒聽說過的小廠子眼看就要破產。二妞，三妞，四妞，都在什麼廠子裏做工，都不如意。然而大妞說：好歹我們也活下來了。我明白這話的份量。不難想象，那四個弱小的女孩子要在這個社會上生存下來，會有一番怎樣的遭遇。我不要她說那些周折，我說你不講我也曉得。我曉得最多的就是這些事，因此我最能夠理解她的一切。我們用純粹的長沙話講到了這些，大妞好象已經不習慣說普通話了。我們在一起說普通話的那個時代，距離現在仿佛無邊的遙遠，有好多我們共同經曆過的事情，連一個字都還沒有提及。不過，我想今後有的是時間。我在沉默中望著她的依舊斜挑著的眉毛，她的依舊十分好看的丹鳳眼，我真誠地對那雙眼睛說：我要幫你。
那一段，我的腦袋裏成天到晚晃動的就是那雙丹鳳眼，它盯著我，跟著我東奔西跑，上躥下跳。我動員了所有的關係，朋友，熟人，為大妞辦起了一家不大的飯店。飯店小，地理位置也稍偏，但生意我有把握，今後那些想方設法要請我吃飯的人，可以一律到妞妞飯店去。那天，站在那間租來的店堂裏，我說幹脆叫妞妞飯店吧。大妞就放肆地笑，她像是好久沒有這麼放肆地笑過，眼淚都笑出了。而當年，在那座紅屋頂的大房子裏，是從早到晚都響徹了她的焰火一樣明亮的笑聲的啊。大妞說：還記得不？那時候我們玩遊戲，也開過飯店的。我朝她眨眨眼，說：還不隻是開過飯店呢。大妞就又笑。其時，她男人正迸進出出往店裏搬桌椅板凳，他以一種毫無必要的誇張的忙乎勁頭，搬動著那些東西，而且每次經過我身旁，都不忘記討好地一笑，露出滿嘴焦黃的牙齒。我不大理睬這個人，從看見他的第一眼起，就無端地想要蔑視他。我指著他問大妞：他能幹些什麼呢？這裏又沒有車床。大妞歎口氣，說：隨他。那就隨他吧，反正事情已經運作起來了。運作，是我近來常用的一個詞。
我現在更忙了。要幹好本職工作，照顧好家庭，還有妞妞飯店。我有種日理萬機的感覺。並不一定非得國家元首才日理萬機，小人物，例如像我這樣的股長，也會有需要考慮諸多問題的時候。因此我兢兢業業，謙虛謹慎。我注意學習，關心國內外的政治經濟，仔細看報紙和電視上的新聞。聽說不久就要召開十五大，改革開放的步子有可能進一步加大加快，形勢如果真這樣發展下去，我辦公桌中間抽屜的那顆公章，想必會有更大的份量。我應該小心從事。喬英已經評上副教授了，還不滿足，想當教授。這件事我有不同看法，她應該安下心來教育好小寶，而不必成天泡在資料裏抄論文，把一點女人氣都泡完了。但工作做不通，她說別人評得教授為什麼她評不得。我說別人是沒有辦法非評不可，而你是根本沒有長那點工資的必要。她說這不是工資的問題，是一口氣的問題。工作做到這裏就做不通了，女人就是這樣，隻好隨她。好在小寶已經進了市裏麵最好的重點初中，他將來要進重點高中和重點大學，我想大概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妞妞飯店生意不錯，不少老板都願意專程光顧。大妞說，要是有個停車場就好了，因為去的大多是有車族。我說不急，凡事慢慢來。大妞每天化了妝，坐在收銀台後麵，一五一十收銀子。這跟做車工當然不一樣，她的一度弄得很粗糙的手，現在越來越細嫩了。二妞她們也到這裏來幫工，多少領一份薪水。總之我非常地忙，覺得自己責任重大，必須盡心盡力。我希望所有的人都過上好日子。
碰上天氣好，我到單位上打一轉，交待一二，然後開著那輛奧迪，接上大妞到郊外去。我們領導後來出麵處理了那兩家停業的酒店，最終是借用了這輛奧迪。像我們這種科一級的單位，如果買輛進口車就會影響不好，而借用，倒是關係不大。領導說，當時那個老板反複強調：這不是長春產的，這可是真正進口原裝的奧迪2.2啊。把我們肚子都笑痛。郊外是好地方，城裏太擁擠了，加以我到處是熟人，碰見也會影響不好。況且郊外也現代得很，四鄉的農民建了許多渡假村，有山有水，有賓館甚至還有高爾夫球場。正像廣告裏說的：渡假的天堂，情人的樂土。我們不打什麼高爾夫，我們一開始就很自然地做了那件事。第一回就很自然，有種水到渠成的味道，合情合理的味道。那家賓館的床奇大，跟球場似的招喚人左右馳騁。而拉上窗簾的房間光線暗淡，無疑也很曖昧。不像喬英，大妞進屋就很大方地脫自己的衣。這地方好啊，她說。她邊說邊站在床邊上把紐扣一粒粒解開，動作很麻利。這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應有的氣氛，不論什麼時候，什麼場合，氣氛總是很重要的。我就製止了她，說應該由我來效勞。到底我還是知識分子，讀過一些外國小說，知道替女士寬衣是一種風度，是對女士表示尊敬。我於是像舉行某種莊嚴的儀式，慢慢地替她脫。第一回我差不多不能自已，手指一觸到她的光滑的皮膚，便像觸了電似的顫抖起來，她比我設想的更為美麗。是那種非常健康的強壯的美麗。當她赤身裸體仰臥在曖昧的光線裏時，毫不誇張地說，令人驚心動魂。我就驚心動魂著吻她，跟她說：你非常漂亮。她搖搖頭，說她老了，說要是早二十年我們在一起該多好。不，你現在非常非常漂亮。我堅持我的看法，繼續仔細地吻她。實際上，我吻得小心翼翼，因為這一切看上去像是我在多年前做過的夢，我擔心她會跟夢醒了似的突然消失掉。因此我隻能小心翼翼地吻她。然後，更加小心翼翼地像烙餅那樣把她翻過來。她現在是俯臥在床上了，場麵更加令人驚心動魂，她的屁股顯得更為強壯，幾乎展示出咄咄逼人的氣勢。我把手揚起來，說：那時候，你踢過我。什麼呀她說。她的臉埋在枕頭裏，聲音聽上去柔弱而且含糊不清。可能她根本就不記得了。是啊，有很多事情我們都不記得了，很多事，都已經過去了。我感到一陣突如其來的輕鬆，心裏隻剩下溫情。我讓那隻揚在空中的手很溫情地落下來。
那是一些很美好的時光。我們在一起很快樂，互相表揚對方，感謝對方給了自己這麼多的快樂。我們既不談過去，——過去這個詞總是有太多的傷感，隻會破壞現在的快樂。也不計劃未來。兩個人相擁在那種暖昧的光線裏，我隻巴望地球就此停止轉動算了。然而大妞有回問：將來我們怎麼辦呢？我想了想，老老實實回答說：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不能欺騙她，不能在我們前麵畫一副海市蜃樓，那一點好處也沒有。我於是告訴她，有個最好的辦法，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就什麼事情都變得沒有事情了。我還強調，這是好多年以來我所悟到的最好的辦法了。她對這個最好的辦法沒有表示態度，隻是在沉默中讓自己和我貼得更緊。在那個無聲的時刻，我們一定想過許多。我不知道她在想些什麼，也不想知道。我已經從那種暖昧的光線裏看到了父親的臉相，他，的下巴依舊是那麼執拗地伸向前方，非常執拗的樣子。當然還有張伯伯，還有文姨。我真心地請求他們的原諒，我把那個最好的辦法也告訴給他們，請大家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樣我們就會好一些。
我還曉得，終究有一天，喬英也會要問我：你說怎麼辦？即令到了那個時刻，我相信我還是會老老實實回答她的問題，我將老老實實回答說：我不知道。因為我確實不知道。因為世界上最好的辦法沒有兩個，隻有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