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個最好的辦法(2 / 3)

誰也不知道,我對這個學院的任何風景,早已了如指掌。我是在這裏長大的,熟悉它的曆史。這個情況,我沒有跟同學講,他們還天真,不懂。從我所處的位置,可以看到教學樓前麵的圓形花壇。有一個時期,花壇的正中央砌了一堵很高的牆,刷白了,上麵畫著毛主席去安源。後來又拆掉,重新種上花花草草。我還可以看到連接花壇和學院大門的馬路,這是學院的主幹道,寬闊又平坦,路兩邊是排列整齊的鬆樹,一棵棵長得寶塔似的。從那時到現在,這些樹好象永遠都是一樣高。學院的大門很有些年代了,牌坊樣的立著,始終是老樣子。在大門的一側,順著圍牆,是一片濃密的樹林,有槐樹,柏樹,苦楝樹,甚至銀杏。它們綠蔭蔭地那麼大一片,擋住了我的視線,但我知道,那樹林的後麵,就是原先我家紅屋頂的老房子。

考上大學以後,我住在學生宿舍,有天傍晚,專門去看過那座房子。它真是麵目全非。若幹排煙的風扇呼呼地攪著,牆上,窗戶上,到處是一灘灘令人惡心的油泥。紅屋頂修補過了,被釘上一塊塊肮髒的黑板似的東西,使整座房子看上去像一個衣衫襤褸的乞丐。兩棵楊樹之間軟塌塌地扯了一根麻繩,大概是曬衣用的。我往樹幹上摸了摸,好像也不及從前那樣光溜溜的了。麵對這樣的情景,我想起許多過去的人和事。那些人,很多已經死了,那些事,也已成為故事,這都是我親眼目睹過的。一個人,要是真能體味到一點滄桑的味道,那就不會隨便什麼事都大發感慨。因此,當我站在那座房子麵前,看著暮色從樹林那邊浪一樣的推湧過來,看著燈光一盞盞地亮了,隻見裏麵人頭攢動,搞不清到底擠了多少人,便很客觀地判斷,人多,無疑是造成它迅速破敗的主要原因。

實際上,從我們被趕出來起,那房子就引發了一係列的擠占。趕我們出來,也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先是抄家,抄了好幾遍。戴紅袖章的學生是排著隊伍來的,組織很嚴密。進屋就分散開來,跟電影裏的偵探似的,有條不紊地搜索。他們太仔細了,幾乎想把每頁書都翻開看看,所以很費時。有時,可能是翻到了什麼,比如那本相冊,幾個人就湊到一堆討論,挺嚴肅的。我也擠攏去看,一個戴眼鏡的女學生就說:走開走開。她長了兩隻金魚眼,很凶。我隻好退到大廳裏,和大妞她們擠在門口,踮起腳朝裏張望。大妞比我高,所以我要踮起腳。實際我是趴在她背上的,我的嘴巴對著她的脖子出氣,那地方有一層細細的茸毛,一起一伏的。討厭,大妞說。但她頭都沒回。我們第一次看這樣的事,所以毫不分心。

大妞後來幸災樂禍地說:你們家要倒大黴了!那時她一點都不知道,要不了多久,她們家也要倒大黴了。這些學生很認真,抄了一些書,還打收條。收條寫得工工整整地。他們說,要到地下室找我父親談話。我那位伯媽解開褲帶,把收條折成很小的一片,仔細藏在裏麵,好象隨時都可以去取回那些書似的。她解褲帶時像那些學生,鄭重其事。’我現在想起來,隻能懷疑她的腦袋,當時就有問題。那張收條在伯媽的褲腰裏沒藏多久,她就把它帶到廣縣去了。她和我那個遠房的姨媽被扔上了一輛卡車。那些人捉手捉腳,跟捉頭豬樣的把她們提起來,一二三,就扔上去了。她們在空中驚惶失措,手舞足蹈,並且尖利地叫喚。當她們通地一聲落到車箱裏以後,就抱頭痛哭,我的伯媽甚至還用廣縣話不斷地求情,求那些人做點好事。那些人也是講一口廣縣話。其中一個大概是為頭的,紅著脖子,對圍觀的群眾發表了講話,大意是解釋把這兩個女人押到鄉下去,主要是要對她們進行勞動改造等等。群眾一般聽不懂廣縣話,光是張開嘴巴看熱鬧,聽懂了的,主要就是我。那個人講話的時候,其他的廣縣人就從家裏搬東西,見什麼搬什麼。有個男人把我的小輪單車提在手裏,很好奇地看了看,又放到地上滾了滾,大概覺得還靈活,也扔到車上去了。卡車開動時發出轟轟巨響,塵土飛揚。車箱裏,我的伯媽和遠房的姨媽像兩個皮球一樣顛簸著,她們蒼白的麵孔和披紛的亂發,在車箱板後麵起伏不已,一隱一現,倒像騎在一匹馬上似的。卡車轉過彎,連人帶車從此就消失了。

那輛卡車給我深刻的印象,沾滿了泥漿,是經過長途跋涉,專程從廣縣開來的。車門上寫著:廣縣橫山鋪人民公社。我還注意到,那是輛解放牌卡車。解放牌,我後來覺得不乏寓意。

我當知青時,大隊書記經常組織我們學毛著。他可能看過同學的檔案,所以學習的內容總是有針對性。他特別喜歡學《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讀到……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時,他的臉就激動得放光,聲調高吭,很過癮的味道。學完了毛著,他就找出身不好的女知青談話,關起門來談。談一氣,女知青出來,都是喪魂落魄的樣子。這樣的人,到處都有。比方,廣縣人走了以後,學院鍋爐房的一幫人也來學樣,到我家拿東西。多半是覺得不拿白不拿。他們興高采烈,穿著公家發的勞動布工作服,推著鍋爐房運煤的小車,跟上班樣的,把一房子書全拖走了,就賣給學院大門旁邊的廢品收購站。那一段,廢品收購站人擠擠的,要排隊。

很多年以後,我在家裏待業,老大一個人卻賺不到一分錢,心情很沮喪。父親的工資不夠花,就說:要是書還在就好了。他告訴我,那些書裏有極古的版本,非常值錢的。我一點也不知道家裏還有過值錢的東西,印象當中,父親一輩子都在為錢發愁。家裏總是那麼多人客,全靠他一個人,他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印象最深的,是在被稱做苦日子的那段時間,糧食不夠,隻能保證我、伯媽和遠房的姨媽吃米飯,父親老是吃紅薯。他一口一口把那種粘糊糊的東西吞下去時,脖子就一伸一伸,在他的中山裝的領口上麵,那個巨大的喉節也跟著一上一下地滾動,看上去簡直有些嚇人。然而還是不行,遠房的姨媽競全身浮腫起來,她的皮膚變得放亮,體積增到很大,像是用蠟做的一個人。由於她的浮腫,父親帶我上了一回街。我們平常很少上街,那天我在街上留意到了不少吃的東西,有隻玻璃瓶裏躺著幾個金黃的餅子,不知道叫什麼餅,油汪汪的,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後來我們進到一個叫寄賣店的裏麵,父親從口袋裏掏出一隻表,剛要遞進櫃台,手又縮了回來。他把手掌攤開,要我仔細看看。那是一隻金色的很小巧的手表,我把耳朵附上去,聽見它嘀嘀達達地響。父親問:看清了嗎?我說看清了。父親俯下身來,望著我的眼睛說:是你媽媽的,記住它的樣子沒有?我說記住了。直到今天,我還記得那隻表的樣子,那是一隻金殼的女式英納格表。那隻表救了遠房的姨媽。我還記得那家寄賣店的陰暗的店堂,那裏麵仿佛格外的清冷。我甚至還記得我小時候穿過的衣服,多數是大人的舊衣改的,從不合體,而且破破爛爛。

一個人,要是穿得破破爛爛,就免不了遭人的白眼。我小時候遭過。大了以後,在大學教書,雖然不是破破爛爛,但人家有經驗的人一看就清楚,指著我身上說:你這套西裝是處理的吧?弄得我難受了半天。至於小時候那回,情況是這樣的。那天,憶苦教授溜了到我家裏。這個人瘦瘦條條,動作很機警。他很機警的樣子把幾間房都躥一遍,顯得很失望。當時家裏已經抄過幾遍,空蕩蕩的。他沉下臉問我:就你一個人了?我指指站在牆角的趙媽說:還有趙媽。末後他伸過手,將我身上一件領口釘了補丁的襯衣拎了拎,說:什麼他媽的資產階級!他滿臉的鄙夷。我不明白,他是對資產階級,還是對我的釘了補丁的襯衣,表示著鄙夷。

鄙夷就鄙夷吧,這倒沒什麼。讓我至今還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什麼他媽的資產階級!這句話,他是一反常態,用了普通話說的。他從不說普通話,我清楚,就是作憶苦報告,他也不曉得講一句普通話。是不是把這句話用普通話講出來,就可以格外有味,格外起勁,也格外得意呢?我不大明白。以後,我還在學院的語言實驗室裏,對著儀器,反複比較過。先用長沙話:什麼他媽的資產階級!

再用普通話:什麼他媽的資產階級!但我發現不了其中的樂趣。試驗證明,語言這東西的複雜性,超出了我們一般人的想像。有關語言的問題,我以後還將多次地提到。

我不該忘記趙媽,她是個值得一提的人物。當時她應該是三十多歲,已經在我家煮過多年的飯。我是吃著她煮的飯長大的。後來讀魯迅先生寫的長媽媽,或在他生氣時稱之為阿長的,我就要想起趙媽來。她的睡相的確不好,跟長媽一樣,攤成一個大字。我見過的。也許胖大的女人都那樣睡,趙媽就是個胖大的女人。而且白胖。小的時候,我揪著她的衣角,朝上仰視,看到她的兩個巨大的奶,一聳一聳,像圖書上的雙峰駱駝。結果,當我那天指著牆角的趙媽說,還有趙媽時,憶苦教授就生出利劍般的目光,朝趙媽直射過去,以至趙媽立時把身體縮了縮。她多半是害怕,不過她再怎麼縮也沒用,反正還是個胖大的女人,她的兩個奶還是駱駝樣的聳立著。憶苦教授就嗯一聲,開始盤問:哪裏人?來多久了?什麼出身?報戶口沒有?他是數學老師,他的問題很有邏輯,簡潔而有力。趙媽嚇得胸脯那裏都紅了,吞吞吐吐,一口廣縣話更是語焉不洋。最後,在說過那句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普通話之後,他揮揮手,將趙媽領走了。

他也許想嚐嚐家裏有個廚娘的味道。但不止如此,他後來還使得趙媽一度成為學院的新聞人物。奸情是他老婆揭發的,說他在家裏養小老婆。這個小老婆,指的就是趙媽。他老婆忍無可忍,甚至還特意通知了趙媽的男人,讓那個操一口廣縣話的鄉下漢子,衝到家裏大吼大叫:老子是貧下中農!老子是貧下中農!並且大打出手。椐說,憶苦教授的雞巴挨了幾腳,可惜一台紅燈牌收音機也砸壞了。趙媽不知所終。

這事對憶苦教授來說,是一次嚴重的挫折,因為他差不多快當上學院的革委會副主任,早就可以同現在一樣的神氣了。他壞在女人手裏。依我的看法,這件事同專業有關。比方同曆史。假如他是研究曆史的,就該知道,被女人壞了事的男人,曆史上不計其數,記錄過很多經驗教訓的。也同政治有關。他雖然會作憶苦報告,但那是講故事,他對階級的認識還停留在表麵,理論不能聯係實踐,一聯係,就亂了方寸。趙媽屬於貧下中農,這就不是想搞就能搞的,若趙媽跟我家裏一樣是地主,那倒是隨便。可見一個人的專業的重要,可見他說到底,也不過是個數學老師。

那天,趙媽走了以後,我孤零零地在家呆不住。“沒有了趙媽胖大的身軀,房子顯得更加地空了。我走進屋旁的樹林,在草地上躺下來。那裏有片很大的草地,充斥泥土的潮濕的氣味。先前,還有些男學生,女學生,坐在草地上看書,說話。現在隻有幾隻白蝴蝶,無所事事的樣子,飛飛停停。樹葉一叢叢的,在頭頂上沙沙作響。沒有樹葉的地方,天顯得隔外高遠,而且空。像我的腦袋一樣的

空。記得當時倒也不怎麼著急,隻剩我一個人了,就想:誰來給我煮飯,家裏發生的這些事,也不知道地下室的父親曉得不曉得,想來想去,睡著了。隻到聽見有人叫我,很輕地叫。又叫,睜開眼,看見是文姨。文姨正俯向我,眉毛跟大妞那樣地一彈,她像是鬆了一口氣。並且她的臉白得厲害,張著嘴,打算問我什麼似的。但她沒有問,隻小小了聲,說:吃飯了。

我看過好幾次批鬥會。在驚天動地的口號當中,父親和其他一些人,後來還有張伯伯,一律被反綁著,戴各式各樣的高帽子,站到專門為他們搭起來的台上。父親的腰已經彎得不能再彎了,但還是有人使勁按他的頭,我清楚地看見,那件藍卡其中山裝的背上,浸出了地圖樣的好大一塊汗印,這使我十分難受。又比如,剛聽到人說,父親要從辦公樓頂上跳下去,我心裏也十分難受。但這些都過來了,這樣的事每天都在發生。然而,說不清為什麼,文姨用她的江浙話,隻小小了聲,說:吃飯了。我的眼淚就關都關都不住,潑水樣的進出來,哭得跟個小姑娘似的。

文姨一直沒跟我說過什麼。我自己以後想,那天她可能到處尋過我。我想象她神情慌慌地,麵色蒼白,邁著又急又碎的步子,在好大一個校園裏四處尋找。我甚至懷疑,她也許作過很壞的設想。她會那麼想的,因為她好看。好看,不光是她的眉毛,她的眼睛,她的會說江浙話的嘴,特別還有一清二楚寫在她臉上的善良。一個人的善良,是可以從臉上看出來的。我以後與人交往,一直恪守這一重要的原則。這回事,我後來跟父親講過,一五一十地講。父親聽了不作聲,歎氣。講這事的時候,我們兩個已經被趕出來,住在單身樓了。

父親從地下室放回來,做的第一樁事,就是搬家。就是把家裏沒人要的破爛,放到一輛板車上,他在前麵拖,我在後麵推。那座紅屋頂的像童話一般的房子裏,結果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況。主要是食堂的工人,一幫一幫的,急衝衝地提著行李鋪蓋,往屋子裏擠。東西一放,就大喊:老子占的!老子!因為不夠分配,他們隻好破口大罵,男女老少互相跳起腳來罵:×你媽媽的×!老子先來!但同時他們實在也是非常快活的,快活得在彈性很好地板上打滾,對天花板上的石膏裝飾一連串地噴噴嘖嘖。他們是那麼樣的興奮激動,似乎總算是等了到文化革命,終於嚐到了翻身作主的味道。

我和父親,是在人們的一片嘲笑當中離開的。他不大會拖板車,腳底下踉踉蹌蹌,把一輛車弄得忽左忽右。那車並且突然地翹起來,父親壓不住,他被雙管機槍一樣的車把吊到了空中。眾人哄笑起來,有人還捂著肚子,笑得全身亂扭。我呆住了,沒有作出任何援助的舉動,我隻是看著我的父親。仿佛在那一瞬之間,我才第一次真正認識了自己的父親。.他像隻吊起來的青蛙,雙腳徒勞地劃動著空氣,兩塊肩胛骨,極為古怪也極為難看地從衣服裏凸起,而他的青筋畢露的脖子,則拚命地伸到不能再長,像鴨。這麼一來,他那個祖傳的下巴就愈加執拗地突出起來了。

這一刻被我永生銘記。我由此知道,一個人,不是慢慢長大的,他是在一生中的哪一個時刻,一下子長大起來的。正是從那一瞬間開始,我變得懂事。在單身樓,我學會做飯,冼自己的衣,也洗父親的衣。他的衣服總是沾滿了黃土,他挖防空洞。每天晚上,我們都小聲地說話,常常說到深夜。有時,我假裝睡著,不回他的話,想要他早一點睡,他累,我怕他生病。那時,我仔細想過,什麼都不怕,怕他生病。他要是真病倒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在恐懼當中等待著父親的生病。

在單身樓,我們住209房。

而喬老師,是住在107的。

單身樓還是老樣子。還是住單身老師。隻是走道更黑,也更擠。充滿廚房的味道。大學二年級起,每天下了課,我就穿過一個擠一個的煤爐子,大模大樣進到107喬老師的房裏,坐下來吃飯。而且我也不叫她喬老師,就叫她喬英。她的飯菜合我的口味,搞法跟趙媽當年完全一樣。吃飯的時候,我們就用很標準的普通話交談。等到吃完飯,收拾好碗筷,我們就睡到那張吱呀亂響的單人床上,繼續用普通話交談。

我說過,我一向對語言的問題著迷,但它要成就我的婚姻,卻是無論如何也料不到的。在整個語音課的教學期間,我和喬英毫無關係。但她後來承認,有幾次曾經想叫我回答問題,因為我看上去根本不在聽課,而是一門心思眺望窗外的風景。不過,她說,你那樣高高大大,滿臉胡子,而且你的下巴……她找不到合適的詞來形容我的下巴。她可能有些怕,對我印象深刻。直到課結束了,進行考試,我們才正式認識。因此,我們經常一道回憶語音考試的情景,以加強和鞏固我們的愛情,我們認為那是我們愛情的發端。這麼樣回憶的時候,喬英就顯出神往的樣子來。這說明她比較單純,還沒有學壞。

語音考試照例是麵試,人人過關。我剛走進喬老師的辦公室時,她看上去還像個老師。端平了肩膀坐在那裏,桌子上有疊卡片,像撲克牌。她抽出一張,亮到我麵前:IAN。湖南人說普通話有先天的困難,有些音節,可能一輩子也說不準,所以每張卡片允許五秒鍾的考慮。我不需要五秒鍾,張口就讀:煙!她又抽一張:UENGo我又張口就讀:翁!我覺得自己讀得非常標準。,讀完第三十一張,我指出:超過了,應該隻考三十個音節。她的臉就有些紅。我進一步指出:我讀的全對,沒有不準的。她的臉就更紅,身子也動幾動,扭扭捏捏的。本來還要朗誦一段文章,她說免了。還說:你是北方人吧。

這就是我們愛情的發端。她一點不知道,當我把一個個的音節很漂亮地吐出來時,滿腦子想的就是大妞。要不是大妞,我說不好普通話。得不到大學四年裏唯一的一次年級最高分。當時我不知道大妞在哪裏,從下鄉就不知道了。但時常要想起她,想起她說普通話的跟玻璃一樣透亮的聲音,她的一天到晚很神氣地揚起來的眉毛——後來才曉得,那種眉毛下麵的眼睛叫丹鳳眼,以及她的爬在樹上的腿。有關我想她的情況,實際上非常複雜。首先,是順序和比例問題。以她的聲音,眉眼,和腿三者為例。在我小些的時候,它們的順序不變,比例相當。等到我大起來,個子衝得很高,臉上生胡子,腿上長出密密麻麻嚇人的汗毛,我想她的順序就掉了頭,而且她光溜溜的腿也成為我想象的主要對象。此外,每當我想起她,不但會聯係青梅竹馬之類,溫情脈脈,而且,不可抑製地還要生出毫不摻假的恨意來。那段時間,我一直在文姨家吃飯,跟大妞她們混。為很小一件事,她不高興,罵我地主崽子。我其實並沒頂真,隻是學她的樣罵道:你爸是叛徒。我不是亂罵的,學院裏到處都有大字報,張伯伯的名字隨時隨地跟叛徒連在一起。我沒想到她會生那麼大的氣,竟然招呼都不打,發狂樣的撲過來,就是一腳。

我後來總想,那一下要不躲就好了,可能就會踢在肚子上,甚至,哪怕讓她踢中我當時長得還不夠大的小雞雞,情況也會好得多。因為我不假思索地這麼一躲,她踢中的就不是別的地方,而是我的屁股。我的挨了一腳並且不怎麼痛的屁股,奇怪地使得我臉上驟然間著了火似的發起燒來,深感這是極其嚴重的侮辱。我當時狼狽不堪,跟個傻瓜一樣,目瞪口呆望著她,說不出一個字。真的,我願意她踢中身上的任何地方,除開屁股。在那之前,我從不知道人的這個部位是如此地敏感,能發生這樣嚴重的反應。以至後來隻要想起大妞,想起青梅竹馬,就一定還要想起奇恥大辱。這種奇恥大辱,幾乎害得我始終像肩負了某種沉重的使命似的。

這一複雜的生理和心理現象,末後是從卓別林先生那裏,才得到祥盡的解釋。我看過他的傳記,他像許多西方人那樣,凡事較真,有一種科學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做過很多比較研究,要確定哪種方法,最能使人大出洋相。結論是:朝他的屁股猛踢一腳。我一直後悔,當時要不躲那一下就好了。

這些事當然不必跟喬英說,她反正不懂。我們在語音考試後開始接觸。像所有發生在大學校園的戀愛一樣,照例先在教學樓的走道,接著在各處的林蔭道,扯談,散步。然後借書,還書。再然後,她很快就昏了頭,讓我大模大樣走進107去了。我這麼大模大樣,係裏就通知我,要我到辦公樓去,書記要找我談話。書記的官不小了,一般不會親自找學生談話,這說明我做的事有些不一般。椐我所知,學院通常是不讚成師生戀愛的,有的年紀很大的男老師總是喜歡找年紀很小的女學生,這種關係會給大家帶來麻煩,影響不好。但我的情況不同,我是年紀相當的男學生和女老師自由戀愛,我覺得他不能把我怎麼樣。在書記辦公室裏,我把腰杆挺直,屁股隻在沙發邊上占據一小點地方,這樣顯得謙恭。書記果然和氣。書記很老了,說一句話喘一口氣。我還記得你的父親,他是個很方正的人。他說。他又說:你的樣子像你的父親。他說我像父親,可能指的是下巴。我不知道他真的是從下巴上認出了我,還是事先翻過了檔案。他們這種人,總是喜歡事先翻翻別人檔案的。我就做出聽話的樣子,隻點頭,不作聲。他回憶起很多年以前同我父親的交往,很感慨似的。末後才提到喬英。要注意影響啊,他語重心長地說。看來他很念舊情,是個好人。我強調了我和喬英的年齡,說:要不是文化革命,我哪裏現在還在當學生,崽女應該都有好多歲了。他說是啊是啊,要注意影響。他要我注意影響,這是關心我,我就請他老人家保重身體,談話很輕鬆地結束了。我從辦公樓出來時,心情愉快。

我不喜歡這棟辦公樓,極少到這裏來。它新粉刷過了,但還跟年一樣的顯得蠢笨。辦公樓前麵是停車場,停了大客車,上海牌小轎車,車很多。以前也是停車場,車少,解放牌貨車,或者是華沙牌小轎車。張伯伯有時就坐華沙牌轎車。他從樓頂上跳下來,也是落在這個停車場的水泥地上的。我可以指出他落地的準確位置,也忘不了他趴在地上的非同尋常的姿勢。他和水泥地貼褥非常緊,讓人覺得,他仿佛打算使勁鑽進去似的。而且他的那麼大的肚皮,奇怪地跟氣體一樣失蹤了,他變成很大的扁平的一灘。他躺在自己的血裏麵。

張伯伯做成了我父親曾經想做的事。他和我父親不一樣,他膽子大,態度很不好,始終不肯認罪。叫他寫交待,他說不會寫字,這倒是事實。那就說吧,他卻隻曉得說操你媽的老子。後來有人想了辦法,到很遠的北方,接來一個老太太,和一個男人。這一著曆害,這兩個人一來,張伯伯就軟了。據說,那男人木木的,見誰都哈腰,傻笑。老太太卻凶得很,見了張伯伯,踮起小腳衝上去,揚手一耳光。她打過了張伯伯,自己倒哭起來,一邊哭,一邊指著那男人,說那是張伯伯的兒子。那兒子就點頭哈腰,爹,爹地叫。介紹完了兒子,老太太向圍觀的革命群眾開始了漫長的哭訴,她像唱戲一樣,用一種本地人聽來非常陌生的,很悠遠高吭的腔調,訴說了一個很多年以前發生在秦香蓮和陳士美而後又發生在她和張伯伯身上的故事,她邊唱邊舞,把手腳輪番抬起來放下去,又抬起來又放下去,以配合曲調的起伏。這故事還沒唱完,張伯伯就受不了了。他們鬥他,打他,他還說操他媽的老子,老太太一唱,他就不行了,就跑到樓頂往下跳,在空中大吼一聲,然後成了扁平的一灘。他最後就是大吼一聲,什麼也沒留下。他隻留下文姨,讓文姨每天早上站在學院牌坊一樣的大門下麵,脖子上掛塊黑板,寫著國民黨反對軍官小姐.他環留下了大妞,二妞,三妞,四妞,以及兩個北方人。連這些人後來也不知到哪裏去了。那時候,有很多人,隨隨便便就不知到哪裏去了。

像這種故事,我覺得也不必跟喬英說。一個人學好不容易,學壞就快。比方這樣的故事,聽多了,就中毒,學壞。我希望喬英單純,一個人單純總還是好些。我是反正沒有辦法了,這樣的故事,我曉得太多。所以,那天在107,我把她的襯衣扣子一粒一粒解開,我很耐心,很從容地做我計劃要做的事。當時她嚇得要死,跟怕冷樣的抖。我仔細想過了,以我的條件,有喬英這樣子的做愛人已經蠻不錯了,我確實還是喜歡她的。於是在脫掉她的襯衣以後,接著脫她的褲子。她不再發抖,但幾乎失去知覺,全身冰涼僵硬,倒好像我要殺她似的。她後來總跟我爭論,說主動發起進攻的是她。她想占這個上風,那行,我就不爭,我理解她。這樣可以顯得她勇敢,也許還可以顯得新潮,證明她不隻是一個從湘東廣縣來的鄉下姑娘。

我知道她是廣縣人。我吃她做的飯菜,跟趙媽做的一個味。吃過飯,我們就睡到那張吱呀亂響的單人床上去。有好長一段,她一直以為我是北方人。她研究過一些北方方言,推測道:你的口音,有一點河北話的味道。我就含糊其辭地說差不多差不多。怪不得普通話那麼好,她說。有天,我們睡在床上,像往常一樣用普通話交談。我說:你說說家鄉話吧。她開始不肯,說忘記了,又說你聽不懂。她其實是不願意。她像很多從鄉下進城的人一樣,不大喜歡提及從前。這不對,她是貧下中農子女,應該熱愛自己的家鄉,熱愛那裏的父老鄉親。我就說:你忘本了。她這才肯說廣縣話給我聽。她說一句,我也說一句。說著說著,她從我身子底下翻起來,萬分驚詫地看著我。她的很黑的頭發披在她的很白的肩膀和胸脯上,她的胸脯線條很好。我就說:我們原來是老鄉啊!

衛生防疫站的地理位置很好。鬧中取靜。我每天上班,要穿過繁華的商業區。經過有名的湘雲綢緞莊時,差不多總可以看見那些穿超短裙的小姐,她們懶懶散散,跟招貼畫一樣很寂莫地站在那裏。我就想起趙先生,想起祖父買下的紅屋頂的老房子。因此我每天上班都會有一種曆史感。帶著這種曆史感我折進.條叫西

園裏的小街,我們衛生防疫站的二層小樓就座落在這裏。小樓的外表很儉撲,水泥牆麵,木頭門窗。不要搞什麼瓷磚啦鋁合金啦,不要搞,要注意影響。我們領導經常這樣提醒。凡是領導都喜歡講要注意影響。領導是對的。我們有時到別人單位去,見到大大小小的經理老板,不管三七二十一,都要給自己弄一張大班台,裝模作樣地讓人好笑。我們不搞那些華而不實的東西。辦公桌是最普通的,三屜一櫃,會議室的陳設也簡單,在幾幅寫著先進單位的錦旗下麵,擺了十多張滕椅。我們全站十幾個人,經常就坐在這樣便宜但實用的滕椅上麵,開會,聽領導講話。領導往往講得比較宏觀,具體的工作,一般由我來講。等我也講完了,領導還喜歡總結一下,再次提醒一下。作為國家的執法部門,要注意影響啊同誌們,烏龜有肉在裏頭。我聽了覺得這話深刻,就補充道:長沙話是講烏龜有肉在裏頭,如果用北方話,那就是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同誌們聽了,都露出會心的笑。

我到這裏工作以後,有一個強烈的印象,覺得這些同事都非常聰明,比我在大學裏接觸的講師、副教授、教授,一般都要聰明。用句長沙話講,叫做:眼眨眉毛動。就是指人靈活,反應快的意思。他們見多識廣,對這個社會有直接了當的認識。這十幾個人的來源比較複雜,有轉業軍人,機關幹部,醫生護士,甚至待業青年。學曆當然還偏低了一點,但這種狀況正在改善,不少醫科大學的畢業生前來求職,我們還不要。就是說,得有相當的關係。我就是有關係才進來的。

大學畢業時,我和喬英去找那個書記。我跟他敘舊,談到那個已經過去的,人們差不多就要忘掉的黑暗年代。是的,我發現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健忘的,或者說是願意健忘的,大家不喜歡正視那些曾經印在停車場的水泥地或別的什麼地方的血跡,裝作什麼也沒發生過似的,因此我必須盡量具體。我談到張伯伯,以及另外幾個從樓頂上跳下來的人。我描敘了他們在空中的速度、動作,以及落地後的聲音、姿態、和色彩。當然還談到了我的父親。老實說,我這麼做,心裏是充滿歉疚的,我覺得對父親不起,因為這嚴重違背了他做人的一貫原則,就像書記說的那樣,我父親是個方正的人。他如果知道我正在花言巧語,一定會氣得發昏。但我顧不上這些了,繼續慢慢地套。書記顯得更老了,也更慈祥,他的記憶恢複起來,思路回到了從前。他說起一個老戰友的死,他說那個戰友采用的是服農藥的辦法,由於藥效不夠,折磨了好幾天才斷氣,甚是慘烈。書記感慨噓唏。我於是接下來談十一屆三中全會,談向前看。我告訴他,我和喬英打算畢業以後結婚,我們年紀都不小了。他表示讚同,應該結,應該結,他說。我又告訴他,我的普通話是這一屆學生中最好的,而係裏缺的正是語音老師,要知道,在我們這個方言濃重的地方,找一個普通話好的比找一個英語好的難得多。書記又表示了讚同他讚同,就好辦,我留校的事沒費多大功夫。我成了大學老師,而且和我的妻子在一個教研組,相同的專業是我們共同的基礎,我們將攜手共進。我和喬英坐在書記家的客廳時,我們的小寶剛好兩個月,還躲在她的肚子裏,把她急得魂不附體。

我們像所有的大學老師一樣,上課,然後回家帶孩子,弄吃的。我們的新房很快變得一塌糊塗。尿布,奶瓶,兒童百科全書,寫著拚音字母的卡片,到處都是。107太小了。沒有房子,學院裏幾乎人人都在申請住房,一些教授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我們輪不上。把107刷白了,換幾件家俱,開始覺得也還滿意。我尤其對那張席夢思的大床滿意。讀到三年級時,我曾提出要扔掉那張吱呀亂響的單人床,我覺得它響起來很不雅。但喬英有自己的看法,她說同事進來,看到一個沒結婚的女孩子睡一張雙人床,她會不好意思。她的想法簡直古怪,她可能覺得看見了就不好,而聽見了就可以沒有關係。所以我們一直到正式結婚才睡上像樣的不再吱呀亂響的雙人床。我們睡在床上講話,有時講普通話,有時,講廣縣話。

結婚時,喬英的父母從廣縣趕了來,參加我們的婚禮。本來我們應該回鄉下去的,但那樣花費太大,而且他們願意到省城來,他們從來沒來過。她的父母認為自己的女兒很爭氣,居然在省城紮下根來了,所以特為還帶來一大幫親朋戚友,要四鄰鄉裏都來分享他們的光榮。這些說廣縣話的現在也成了我的親朋戚友的人,在單身樓黑洞洞的走道裏排著隊,依次魚貫而入地參觀了我們的新房,然後沉默著露出了詫異之色。她的父母也顯出尷尬,用一種近於責怪的眼神看我,仿佛連間房子都搞不到的責任,全在我這個大男人身上。大概按鄉下的規距,喬英是不應該為這種事操半點心的。好在喬英跟他們反複大談城市住房緊張的問題,舉例說明像我們這種情況還算是好的,有的人家三代同堂,也是住這麼一間十平米的房呢。經過她的解釋和渲染,這些人才有了將信將疑的神氣,並且對嶄新的十四寸彩電表示了應有的欣賞。但我還是委曲。等到把這些人安排到學院招待所,一個床位居然要收八塊錢時,我差不多快要生氣了。

好在我的祖上又為我爭了光。當聽說我也是廣縣老鄉時,他們發生了極大的興趣。那個老屋?不遠不遠,隻幾十裏路,好大的屋場啊。他們比我的家人更祥細地描述了老家昔日的輝煌,那個曾經顯赫四方的家族的後裔,現在膝蓋頂膝蓋地就坐在他們麵前,隨便他們怎麼樣上下來去地看,甚至隨便他們說隻要是想說的話。這使他們有些興奮,甚至好奇。我覺得這些貧下中農跟那年到我家裏抄家的貧下中農,好像有點不同。不知道哪裏不同。為什麼不同。我問起那片桃林,他們說曉得的,隻是可惜煉鋼鐵那年都砍得精光,一棵也沒有了。這是我很多年後得到的有關老家的確鑿的信息。新房太小,呆不住,我就很殷勤地帶著他們逛街,遊公園,參觀動物園。老鄉們看到了老虎,獅子,大象,和好多別的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