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年春天，我的父親有天突然被人抓走了。椐說關在他們學院辦公樓的地下室裏。那地方我以前去過，黑咕隆冬，好玩官兵捉強盜。地上有水。甚至牆上也有，水珠一顆顆地懸掛著，像牆壁在出汗。要是在裏麵跑，就會聽到巨大的回聲，跟開著一列火車似的。
他被抓走，椐說是因為他要從辦公樓的頂上跳下去。別人當然不同意。要是讓他跳下去了，二十四小時輪班反反複複訊問他的人，用麻繩把他捆粽子樣的捆起來的人，目光警惕捉支紅鋼筆嚴肅批閱他的材料的人，還有天南地北到處搞外調的人，這些人，就會無事可做。而且，為什麼要跳呢？跳的本身就很說明問題。所以，他們不準他跳。好些年後，有個人湊到我麵前說：要不是我溜到你爸爸後麵……我打斷他的話，破口罵道：我×你媽媽×！就再也沒有人跟我提這件事了。
自我父親那次未遂的跳躍之後，接二連三發生了同類事件，敵我雙方都在鬥智鬥勇，隻有幾個人取得了成功。我到現埸觀察過，這些人的姿態形狀大同小異，帶有共同的特點。這種特點我們現在常常可以在迪士尼公司的動畫片裏看到——伴著越來越快的音樂，唐老鴨或者米老鼠或者任何一個角色以加速度從高處呼嘯而下，他們轟然著地後的變化，主要就是：薄。每每看到這樣的鏡頭，我總忍不住要為迪士尼公司的編創人員擊節驚歎。他們觀察生活真是仔細，一定同我們一樣信奉生活是藝術創作的唯一源泉。
這件事過去已經很多年了。很多年，足夠使我見識許多比那更為激動人心的場麵，所以，我現在講述它的時候，保證能夠做到客觀，冷靜。而曾經有一段時間，我是連那幢辦公樓也不敢看的。那幢仿蘇式的樓房外表蠢笨，在九樓頂層，沿天溝一線，終年四季長得有青青黃黃的野草。
父親後來說，正是那些在水泥縫裏探出頭來，活得很旺盛的，朝他使勁搖頭擺腦的草，使他免於一死。
這話比較深刻，給我很大的啟示。
說明：千萬不要小看了世間萬物，哪怕幾叢野草。還說明：要理解幾叢野草為什麼竟會有回天之力，須得有那種親身的經曆。親曆了，才能理解，才說得出那麼深刻的話。讀大學期間，當老師給我的論文打上流於膚淺、缺乏深刻的評語時，我就暗自慶幸。我希望自己一輩子也不要有機會給後代留下什麼深刻的教誨。
我父親被關到地下室，是因為他要從辦公樓頂上跳下來，而他之所以要跳下來，原因就複雜得多，牽涉到我父親的父親的父親。
曆史上，湖南這塊地方出人。我老家在湘東，窮鄉僻壤，最為出人。現在，北方人到湖南來，照例的一個節目，就是參觀偉人故居。幾個門票生意最為紅火的故居，就全在湘東。可見窮跟出人，有某種必然的關係。我的祖上雖也在湘東，卻並不是窮人。我現在說我的祖上不是窮人，決不是為了趕時髦。大家知道，跟那個時候絕然相反，現在，一個人，若有著出身於舊日富豪的背景，就不免要被人看得起，認為是有根有底的世家子弟。
這種喜歡趕時髦的人，我見得多了。比如那個很多年後跑到我麵前來，說自己當初如何如何救了我父親一命的人，就曾經是學院有名的憶苦教授。他本是數學老師，但那時不大上課，他專門作憶苦報告，不但學院的職工要聽，連家屬小孩也必須去聽，遠近的人都曉得他從前被地主的狗咬過的血淚故事。報告作得好，大家自然喊他教授，憶苦教授。但有一天，正是這個人，突然宣布自己有若幹的香港親戚、台灣親戚，神氣得不得了。這個從前一根棍、一隻碗、一條破麻袋討飯為生的叫花子，現在進出坐奧迪，是一家合資公司的外資代表，或稱買辦。
他當然不過是假洋鬼子。我的情況不同。我父親一直就如實地向組織上交待了他的家庭的罪惡曆史，白紙黑字，他的檔案裏麵，全都是那些東西。比方父親用他臨過帖的帶柳體味的鋼筆字寫道：祖父（即我的曾祖父）為湘東廣縣地主，有田貳佰壹拾石，山林房產未有計數，均為剝削勞動人民所得。其不稼不穡，然飽食終日，更喜遊山玩水，四處留連。其出遊，必著人抬轎，實為騎在勞動人民脖子上的典型雲雲。我父親是個認真的人，他是中文係的副教授，治學嚴謹。他上課，外係的學生也跑來聽。他研究宋詞，有許多體會，甚至高論，但也不過是在教室裏講講而已，他沒有留下一本像樣的書。需要他寫的東西太多了，運動不斷，一來，他就要重新把交待過的東西又寫一遍，日積月累，數量肯定可觀。有的教授著作等身，他隻能說是交待材料等身。現在，每到教師節前後，廣播電視裏都反複唱一首歌，專門唱老師窗前的燈，意思說是老師如何的幸苦，深夜那盞燈還如何地亮著，我聽到這首歌，就想起父親當年趴在桌子前麵挑燈夜戰的情景，覺得十分好笑。
父親寫的那些東西的一部分，後來就轉到了我的檔案裏麵——我知道的，我的一個搞人事工作的朋友告訴過我，我相信它們現在也還在我的檔案裏麵。這跟那個假洋鬼子當然就不是一個檔次。我的祖上不是窮人，這一點，應該是正宗的，毫無疑義的。況且，如古人雲，我還有詩為證。
記不得是幾歲，總之我還很小，有個冬日，祖父叫我給他幫忙。他架好那張專用的小人字梯，顫顫兢兢登上去，伸手到書架的上層取書，叫我站在旁邊接。我家的書架很大，我以後再沒有見過比那更高大的書架，它幾乎一直頂到天花板，不站在梯子上，根本夠不到上麵的書。而且家裏的書真多，那間房裏，一架一架，全是書。放滿了書的房間，有放滿了書的房間才有的氣味。我熟悉那種氣味。想起來，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書比較新，是磚頭樣的精裝本，馬克思的，恩格斯的，列寧的，斯大林的，毛主席的，還有魯迅全集。另一類書是老舊的線裝本，一律黃黑，透著一股不祥的晦氣。我的祖父就經常這樣險態十足地爬上爬下，取那些不祥之物。
我站在旁邊，仰起臉，看著祖父立在半空當中的巨大的身影。他穿一件極長的棉袍，那種直統統口袋式的棉袍雖然古怪，但穿在他的身上，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極為相宜。我看著他的枯瘦的手指伸出去，那些手指又細又長，有種透明的味道。冬日灰白的陽光從窗口斜射進來，照在他的臉上，半明半暗。他的下巴引人注目。我們家族，都生了這樣一個努力朝前的執拗的下巴。他從來不肯剪頭發，也不肯剃胡子，他的頭發同胡子非常長，銀白色，隨風拂動，所以，在我的印象裏麵，祖父永遠有一種飄逸的仿佛在下一刻就會飛起來的感覺。不過，那一次，他非但沒有飛起來，相反，當他尋到一本書，緩慢地轉過身，準備交給我時，突然歪了一下。那個巨大的身影就如一堵牆一樣，轟然倒地。在他落到地上的過程當中，他的一隻手朝空中的什麼東西抓去，他肯定是想要抓住那樣東西，而另一隻手則將我輕輕地推了一把，他大概擔心怕壓著我。我還聽到，從他的喉嚨裏麵傳出短促的極為古怪的一叫。
我當時楞楞地望著地上的祖父，一時搞不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這麼樣的看一陣之後，又抬起頭朝上看，好象是要重新回憶一下他在空中劃過的軌跡似的。我看到了那間書房天花板上的美麗的裝飾。
天花板上的裝飾真是美麗，如同浮雕。在四個角上，各有一個胖胖的赤身裸體的男孩，他笑咪咪地望著下麵，而且出人意料地從背上生出一對翅膀，看上去在自由飛翔。人們告訴我，說那是天使。我家每間房的天花板上，都有不同的裝飾，都很好看。現在，全國各地，各色人等，都在家裏大搞裝修，這種時尚，說明大家的日子都非常好過，當然是不錯的。我的一些同事，進到我現在住的三室一廳，也總要萬分驚詫地問：你怎麼不搞裝修？好象我沒有搞裝修，就是犯了某種錯誤。老實說，我對此沒有興趣。我到那些搞過裝修的同事家裏去過，我坐在那樣的所謂裝修過的房子裏很不自在，通常的感覺是，好象坐在公家的賓館裏開會似的，根本無法同我家裏當年的那幢房子相提並論。
那幢房子有些來曆。椐說，由一個白俄設計，最早屬於做綢緞生意的趙先生。趙先生開的店叫做湘雲綢緞莊，名氣很大，當時長沙一些有錢人家的小姐，一定經常在那裏進出的。文革的時候，把那塊黑底金字的匾砸了。過些年，又恢複過來，到前兩年，有關部門再隆重地給它加一塊鋥亮的銅牌，上寫百年老店。這種翻雲複雨的事由於經常不斷地發生，所以無人在意。經過裝修的湘雲綢緞莊十分洋氣，到處閃著克羅米的亮光，跟它旁邊的佐丹奴和阿迪達斯沒什麼兩樣。店子裏是穿超短裙的小姐，專門賣一些化纖料子，與趙先生當年的經營已經了無幹係。趙先生在四八年突然舉家外遷，我祖父把那房子買了下來。
房子建在一米高的花崗岩台基上，牆麵有紅磚和石料交錯的圖案，屋頂的坡度很陡，是個少見的紅色的大屋頂。隨便一看，這房子像是從哪本童話書裏搬下來的。進門是其大無比的廳，大廳裏四麵八方都開了門，兩側，各有一間帶落地窗的六角形的房。所有大大小小十多間房都作了裝修，特點是做工精細，用材鋪
張，——地上，牆上，到處都用了木頭。
不知是什麼木頭。一律坦露出細密好看的紋路，散發著很淡很淡的香。直到幾十年後，我才生下來，住在裏麵，把鼻子湊攏去，仍舊可以聞到那種獨有的清香。我喜歡這麼做，喜歡聞那種氣味，我常在享受那種清香的同時，很耐心地一絲一絲地數著上麵的木紋。那是深棕色的木紋，它們擠密地排列著，同時作出整齊一致的奇妙彎曲，讓我體會到了一種叫做韻律的東西。這很容易引人幻想，它們長了多少年才長到這麼大？它們長在哪裏？它們是如何到這裏來的？它們一定走過了萬水千山。我給那些木頭編了許多故事，我相信，它們對養成我的性格，發生了不小的作用。
我的祖父在四八年買下了這幢房子。事實上，正是從他開始，我們老家的產業逐漸遷往省城。所謂產業，主要是田產，就是說，我的祖父把田賣了，開始由農業經濟向工商業文明過渡。他很會讀書，年紀小小的就中過秀才，先前在地方上很有一些名氣。我猜想，他除開滿肚子的舊詩文以外，多半還不乏一點維新的思想。他大概經營了十來個作坊、商號，生意很雜，有的賺，有的賠。解放後，給他劃了成分，稱之為民族資本家。依我看他這個資本家不怎麼成功，至少不是一個純粹的資本家。他太喜歡讀書，把很多精力花在從老家誕生出來的詩文裏了。我懷疑他是一個有點浪漫主義的資本家。這於經商顯然是不利的。他在四八年買下趙先生的房子，便是不明智的表現。相比之下，就不難看出趙先生的遠見卓識了。聽說趙先生早些年從台灣回來過，還提出要看看那房子，弄得接待他的市政府很為難，因為那房子早已經沒有了。
我的祖父買下那房子，不久當然就得接受改造，結果是錢財兩空。這個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當初，我祖父有兄弟幾人，他也並不是長子，把一家的產業交到他手裏，唯一的理由，是他最會讀書。從他以後的實際經營業績來看，這種用人標準大可懷疑，換一個人，說不定到我這一代，還會有祖業可吃。這是完全可能的。我把這個活生生的例子，告訴給一個小學同學，因為他現在就麵臨著資產繼承問題。這個同學搗騰了幾年不知什麼生意，發了大財，他這輩子是用不完了，隻著急後代。我問他的兒子會不會讀書，他說急的就是兒子不會讀，也不肯讀。我說，那就可以放心。
說到我家的房子，雖然看上去漂亮，但從今天實用的角度來說，簡直是一種浪費。比如那個到處是門的廳，實際成了穿梭往返的過道。又比如兩間六角形的房，則連一張椅子也不好朝哪個方向擺。那樣的房子，確實是有錢人才能住的，它正是通過那些隨處可見的浪費，來顯示闊氣同身價。就不是我們今天這些住宿舍的人可以弄明白的了。而且，印象當中，五六十年代，我住在裏麵的時候，那房子已是亂糟糟的了。
首先是被一分為二。房產雖然沒收，但住一住也還是可以的，我們家占了一半，說明政府還是比較寬大。但我們家人太多，因為祖父住在這裏，他是老家產業的繼承人，是老板，所以終年四季，家裏都來去得有從湘東地方來的親朋戚友。他們不斷地帶來外麵的種種消息，常常是神秘兮兮的樣子，還壓低了聲音不斷爭吵，弄出一派緊張的氣氛，讓我時時地不舒服。這些人而且又有種大模大樣的派頭，不管不顧地在這裏睡，在這裏吃。我長大以後，讀了紅樓夢，才知道一個有錢人家的破落，大約都有這麼一個階段，一個充滿了張惶、隱密、機巧直至絕望的過程。
房子的另一半，住的就是一個有些特殊的人物。我叫他張伯伯。父親總是不厭其煩地提醒我，見了張伯伯一定要叫張伯伯，要有禮貌。所以通常的情況是，一天下來，我需要叫無數次的張伯伯。
但當時我呆在那間書房裏，隻是楞楞地看著，沒有發出任何聲響。祖父斜臥在地板上，頭枕著靠窗的牆壁，樣子很安靜。直到在我家煮飯的趙媽進來，並且掉頭就跑，發出驚天動地地一叫，才把我嚇一大跳。此後的情形始終記不清了，隻感到家裏亂成一團，攪得我頭暈目眩。過幾天，大家安靜下來，我就知道，祖父已經死了，沒有了。家裏的一些極笨重的紅木衣櫃，紅木太師椅，紅木茶幾，也不見了，人客從此也少了許多。隻是一房子的書還原封不動，一本也沒有少，大概是那些湘東老鄉看不上罷。
祖父為了從書架上取一本書而送了命，那本書給我很深的印象。我以後半懂不懂地把它看過好多次，直到有次讓父親發現，才沒收了。那本書的名字是：《桃園詩話》。書很薄，是線裝的木刻本。作者就是我的曾祖父。那位喜歡騎在勞動人民脖子上遊山玩水的前輩，留下了這麼一本詩文並茂的著作，使我有可能對祖上從前的日子略知一二。
總的看來，書裏大多是寫景狀物，描寫了老家的風光，但至少我是沒有看什麼特色來，無非是山山水水，和別人寫的別的地方的景致似乎區別不大。我以後在大學裏學了文藝理論，終於明白像他那種不知民間疾苦貴族老爺式的作家，是斷斷寫不出能反映時代風貌的深刻作品的。懂得了這個道理，我也就不再苛求他老人家了。但他到底還是留下了一點有意思的東西，那就是書名所說的桃園。桃園，相傳是我家老屋的後麵有一大片桃樹林，作者多次描寫了它的美麗景色。可惜的是我當時並不能讀得很懂，那些詩裏，有一些眼見得落英繽紛，不禁黯然神傷的意趣，怕是簡直一定的。比較肯定的是，詩裏有關桃園麵積的描述。總之是，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漫山遍野，詫紫嫣紅，紅了好幾座山。好幾座山，那該有多少株桃樹，折合起來該有多少畝啊。可見，我現在說我的祖上不僅不是窮人，而且非常的富，決不是為了趕時髦，是有根據的，有詩為證。不過，我當時並不會這麼樣的考慮問題，我是一直等到讀了郭沫若先生論李杜之後，覺悟才有所提高。我相信，郭老一定同許多革命文藝工作者一樣，參加過土改工作隊。
現在可以說說我的情況。其實我的情況跟所有五十年代初出生的人幾乎完全一樣。這一代人，後來被冠以多種的名目：失落的一代，迷惘的一代，什麼什麼的一代，不一而足。有些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教育學家專門研究這一代人的種種問題，為此評上了副教授甚至教授。說明我們這一代人確實還是有些油水的。和這一代人一樣，我連中學都沒有讀完，就下鄉當知青，然後弄了張疾病證明書回城，然後待業，然後考上了我父親所在學院的中文係，畢業後留校教書，繼承了父業。至此，我的這份簡曆應該說是比較正常的。嚴格的說，我還算幸運，畢竟是讀了大學。我的知青同學當中，沒有幾個有我這麼高的學曆。但當我終於當上了講師以後，我就從大學裏跑出來了，改了行，現在我在本市一個區裏麵的衛生防疫站工作，我的職務是辦公室主任。我們防疫站是科級架子，所以我就是國家的一個股級幹部。
僅僅幾年以前，我連衛生防疫站是個什麼東西都不知道，我沒有想過這回事。很多人恐怕都沒有想過這回事。近來這一狀況有了較大的改變，這種職業終於得到了應有的重視。今天人們在大街上不難看到實行了統一著裝的防疫站專業人員，他們的工作地點，可以是任何一處與吃有關的場所。那種製服很是威嚴，跟警察樣的，不但有帽徽，甚至還有肩章同領章。尤其製服的顏色，是一種非常罕見的很豔麗的藍，藍得明顯有點蠢，十分滑稽。同誌們穿上它，好像是剛從馬戲團裏跑出來的似的。盡管如此，我還是寧肯放棄將來當教授的前途，到這裏當股長。由大學講師而衛生防疫站的股長，這裏麵有一個思想轉變過程，有一個接受、認識、提高的過程。假如小的時候，有人告訴我，長大以後我會當一個股長，我一定要放聲痛哭。
小的時候我喜歡文學。這首先與家庭有關，耳濡目染的都是很古典的詩詞，小學一年級就能背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有時，父親的同事來了，坐在那間六角形的客廳裏，父親就會把我召去，給客人表演。背到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客人就鼓掌，說了不得了不得，我就主動再背。這種經常性的表演說明了好幾個問題：一，我確實從小就積累了相當的文學知識；二，父親很看得起我，引我為驕傲；三，我自身有較強的表現欲，或者說虛榮心。這種虛榮心不但在當時害了我，也是使得我居然一直在大學裏混，而沒有及早到衛生防疫站去工作的根本原因。
我那時的虛榮心肯定很強。比方，看到大妞蹭蹭地爬上樹，又刷刷地從樹上降落下來，我就不跟她談樹的問題，隻問她：你說是僧推月下門好還是僧敲月下門好？大妞於是隻能傻乎乎地瞪著我，讓一對平素斜挑著的眉毛變得豎立起來，說：什麼呀你！她完全不懂。她連推敲都不懂，我於是嚐到了一種愉悅，一種滿足，一種快感。二妞，三妞，四妞，當然就更不在話下了。大妞到四妞，是一路小下來的四姐妹，是同我一道成長起來的鄰居，也就是張伯伯的女兒。
我的虛榮心還使我從小就比較內向，在我熟悉的領域、比方背詩詞以外，我總是采取一種謹慎的態度，因為我非常怕出醜。所以，應該說我同時還是很敏感的。我總是找各種理由不參加孩子們的遊戲，想起來，那時我不但天生的瘦弱，而且笨。大妞二妞常比賽爬樹，她們爬的樹就在我家房子的前麵，是兩棵楊樹。我知道，那兩棵樹是一個熱心家族事務的親戚從老家的山上挖來的，椐說與風水有關。他們大概想把老家昔日的繁榮移植到城市裏來。這是一個有關複辟的失敗的夢想。
那兩棵樹長得倒好，筆直，很高地戳在天上，樹幹光溜溜的，成了大妞二妞的玩具。說老實話，我本人雖然沒有爬樹的本領，但還是很願意看大妞爬。因為一個人在平地上跟在一棵樹上，姿態是完全不同的。大妞爬在樹上的時候，不但需要呲牙裂齒地使勁，特別重要的是她的褂子就會一反常態地翻卷起來，卷到肚皮以上，而且她那條看不清是印花還是髒跡的短褲也必定一點一點地往下褪，褪到相當的程度。這麼一來，我就可以看到一些在通常情況下看不到的景況，體驗到別一種的愉悅、滿足同快感。大妞的腿很長，跟那棵楊樹一樣，光溜溜的。記不清有多少次了，我就是那樣站在樹下，把腦袋仰得不能再仰，看天上的大妞。
事實上，有一段時期，我是成天都跟大妞她們混在一起的。一般就在公用的那個大客廳裏。那個客廳很大，木地板的彈性也好，跳繩，跳房子，翻跟鬥，大妞她們還打架。她們瘋得很。我肯定安靜得多，也就是拿支粉筆在地板上寫寫畫畫，看她們瘋。這麼樣安安靜靜看著她們瘋的還有一個人，那就是她們的媽媽。
她們的媽媽就是張伯伯的愛人，應該就是張伯媽。但誰也不這麼叫。大家叫她文姨。文姨這個稱呼很含混，但合適。若是叫她張伯媽，反而會覺得不倫不類。伯媽這個詞給人的印象總有點扯不清的味道，一種老氣橫秋滿臉皺折的味道。文姨跟伯媽無關。她是什麼樣子？張伯伯是什麼樣子？這兩個人毫無共通之處。
張伯伯，牛高馬大，是條黑皮大漢。他喜歡喝啤酒。那個時候長沙幾乎沒有人喝啤酒，張伯伯喝。他總是坐在那個大客廳的正中央，鄭重其事地把桌椅都擺好了，上衣的扣子解開來，挺出油黑的其大無比的肚皮，喝。他有一種旁若無人的派頭。喝著喝著，開始說話。喝一口，操他媽的老子！喝一口，操他媽的老子！他來自遙遠的北方。
那個時候，我們這個城市裏有一批像張伯伯這樣來自北方的
人，他們把北方人罵娘的方式帶到了這裏。以至直到今天，我們的一些本地年輕幹部罵起人來還他媽的他媽的，這不過是鸚鵡學舌，一點也不符合本地的風俗習慣，聽了隻會讓人覺得這些幹部智力很低。各地有各地的罵法，本地的罵法就是我罵那個買辦的罵法。這些年輕幹部根本沒有張伯伯罵起來那麼順暢，那麼自然，那麼一種學不來的氣派。操他媽的老子！張伯伯喝啤酒。
他喝啤酒的時候，有一種莊嚴肅穆的氣氛，整座房子都沉默下來，連大妞她們也躲在不知什麼地方，屏聲斂氣。至於我的家裏，人人更是一副驚嚇的樣子，照例由做飯的趙媽看住我，怕我萬一弄出什麼響動來。這裏麵的原因，想想恐怕主要是喝了啤酒的張伯伯接下來就會講故事。啤酒喝好了，他開始抽煙，通身泛出紫紅色，像尊鐵鑄的菩薩。一團一團嗆人的濃煙，和一段一段的故事，就同時從他的嘴巴裏噴出來了。他的故事與不成形狀的煙一樣，沒有方向，捉摸不定，非常零亂。從北方到南方，黃河到長江，槍林彈雨，國民黨反動派，操他媽的老子。試想一下，像我們那樣的家庭，聽起這種故事來，怎麼會不覺得如入槍林彈雨驚恐萬狀呢？
然而，文姨也是驚恐萬狀的。照理她不必如此，她是張伯伯的愛人，但她確實有這樣的表現。我注意過，她總是不斷將頭從通往客廳的房門裏很快地探出來，看一眼，又縮回去。或者，邁著又輕又碎的步子，把張伯伯麵前哪樣涼了的菜端進去，熱好了，再邁著又輕又碎的步子把菜送回來。她有些像一隻彈弓前麵的小鳥。
依我現在的眼光看，用小鳥來形容文姨恰如其份。她是很典型的南方人。身材小小巧巧，臉上白白淨淨，大妞她們都生了一副她那樣的微微上挑的眉毛，很媚人的。文姨並且不大說話，更不會像張伯伯那樣吼聲如雷地講故事。她即令說，那口江浙話也是軟軟的，細聲細氣。文姨很文明。文姨而且有一種說不出的吸引力。我大概在十來歲的時候，開始曉得把女人分做兩類，一類是好看的，一類不好看。我就是從文姨身上，明確了一個好看的女人的標準。這個標準以後一直指導著我處理有關問題。常常是，大妞她們在客廳裏玩，我在地板上寫寫畫畫，寫一陣，看看大妞她們，再看看文姨。那個時候，文姨總是倚門而立，身子斜斜地，眉頭微微皺著，嘴角上永遠有一絲似乎無可奈何的笑。我喜歡看她的這種樣子，我覺得她好看。
與文姨有關的，是我父親不知藏在哪裏的一本相冊，他拿出來給我看過。在許多照片裏麵，他指著一張說：這就是你媽媽。那是張黑白相片，有些模糊，上麵的女人很年輕，有跟文姨一樣的短頭發。我當時太小，簡直就不大明白，想了想，說：文姨。父親就把相冊收起來了。以後我們也很少提到這件事，慢慢有人告訴我，說我剛出生，母親就去世了。是的，在凡是涉及我母親的時候我總是用母親這個詞，我不習慣像別人那樣，叫媽媽。我沒有叫過媽媽。也許叫過。在那間大廳裏，張伯伯不在的時候，文姨常和我們一起玩。一玩，大妞她們就瘋，蹦跳雀躍，媽媽媽媽地叫，有些回，大概我也忘了形，混在裏麵，媽媽媽媽地叫。文姨就給我們發餅幹，五塊，每人一塊。發糖，五粒，每人一粒。她還用手摸過我的臉。她的手摸過我的臉時是什麼樣的感覺，我至今還記得。
在大學教書時，我聽過一位留美博士的學術報告。這個年輕人好象不大會講中國話了，每句話裏隔三岔五總要夾幾個英文單詞。他專門研究弗洛伊德，列舉了許多外國小孩子的例子，完全牛頭不對馬嘴。這樣的學問根本用不著留美，連我都曉得。我承認，那時我確實喜歡盯住文姨看，我看她的時候，比一般人願意承認的，內心要複雜得多，也有意思得多。這麼說來，在那個四麵開門的大廳裏，我還是有過許多快樂的。
又比如，碰到運氣好，張伯伯喝啤酒也有不講故事的時候。他笑，一個人嗬嗬地笑。笑夠了，就喊：妞——，立刻，房子裏便會像跑進了一群馬，那四姐妹從不知什麼地方撲騰撲騰衝進來，在張伯伯麵前排成整齊一隊，跟小日本似的。你也來，張伯伯指著我，一人一口！他用北方話命令道。於是由大妞帶頭，我們一個一個輪流把腰彎下去，到杯子裏滋滋滋地猛喝一口。啤酒的味道是酸的。五個人都喝了，張伯伯就說：操，走吧走吧。很高興的樣子。我們於是快活起來，房子裏所有的人也都快活起來，大家可以隨意走動，並且說話。
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也就是從我幾歲到十幾歲，這段時間，我父親和張伯伯說話時，他的腰部表現出一種逐漸向前向下彎曲的趨勢。具體大致是這樣：開始，父親和張伯伯在那個公用的客廳裏說話時，他不過是兩手垂直，頭稍微向下，顯得很規矩。慢慢情況就不同，他的腰也彎了下去，雙肩塌下來，眼睛望地，給人一種垂頭喪氣之感，像一隻鬥敗的叫雞。與
此同時，張伯伯的肚皮是日漸地壯大起來，越來越大，越來越挺，高高在上。我相信，我父親從沒有正麵看清張伯伯的臉相過，他根本不敢看。父親腰部和張伯伯肚皮的這種變化，設若用坐標來表示，肯定呈正相關狀態，比較準確地反映了我們國家提倡的階級鬥爭那根弦的鬆緊程度。至於到文化革命前，則張伯伯已經懶得理睬我父親，再怎麼把腰彎下去，也說不上話了。張伯伯是學院的領導，是我父親的上司。我從小就懂得這點。
由於這種複雜的狀況，我們那座房子裏的語言異常豐富，形成了多種方言交流融彙的局麵。長沙話，湘東廣縣話，張伯伯走南闖北不知哪個省的北方話，文姨的江浙話，以及普通話。椐我多年的體會，語言是一個那麼複雜，也那麼有趣的東西。中國的語言，可能尤其複雜，尤其有趣。感受其中的微妙，體會那種隻可意會的意思，幾乎叫我上癮。
自祖父死去後，我家裏說廣縣話的，剩下一個煮飯的趙媽，一個伯媽，和一個遠房的姨媽。姨媽一輩子沒有嫁人，好像年輕時候有過一段不成器的自由戀愛，她就誰也不肯嫁了，信教。有關她的故事一定纏綿悱側，可惜沒有誰告訴過我，已經很難打聽到了。她每天要若幹次地在胸脯上劃十字，兩眼上翻，望著空中的不知什麼地方做禱告。她跟上帝講的都是一口廣縣話。伯媽倒是成過家的，丈夫是黃埔一期，當過軍長，毛主席著作裏麵都點了名的。但軍長在打了敗仗以後，跑到台灣去了。這兩個沒有男人的女人，末後都投奔到了祖父門下，結果給我們帶來無窮的麻煩。
回憶起來，她們的臉似乎永遠是搭拉著的，因此顯得不同尋常的老。過了很久，她們被遣送回鄉下時，好像也並沒有更老。說明她們從來就已經老得不能再老了。日常，她們總是一副神神經經的像，要麼，躲在一處，壓低了聲音嘁嘁嚓嚓說那種難聽的廣縣話。——估計一下，她們談話的內容，大抵不會離開對於從前日子的追憶，如果說她們妄圖恢複失去的天堂，大概也不是誇大之辭。要麼，她們就互相指責，一臉凶惡，做出種種張牙舞爪的樣子。因為又不敢高聲，結果，從她們的喉嚨裏憋出來的那口廣縣話，就顯得更為刺耳，簡直要命。我從小就恨這兩個女人，我不喜歡她們鬼鬼祟祟地在房子裏遊動，說不定一下子就從這裏那裏冒出來，嚇我一跳。我還不喜歡她們對我做出一副關心得過分的樣子，爭相把雞爪子似的手伸到我頭上來摸。無論我在什麼地方，總能感到她們的濕瀝瀝的目光時時盯在自己身上，使我不由自主地發出一陣陣驚悸。那時我還不懂，她們對我的關切，實在是出於真心誠意，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這個家裏唯一的接班人，在我的身上，縈係了她們對於未來的全部希望。到半晚上，我會做各式各樣的惡夢，夢裏麵，鋪天蓋地全是她們的嘴臉。在夢裏麵她們也不放過我，繼續毫不留情地講那口廣縣話。
父親的講話介乎廣縣話同普通話之間。因為他從小在外讀書，後來又要給學生上課，結果他的腔調變得遊移不定。頭一次見到他的人，有的說他是江西人，也有的說他是四川人，他的口音稀奇古怪。一般說來，他在哈著腰跟張伯伯說話時，普通話的成分可能更多一點，也更標準一點，他怕張伯伯聽不清，怕他生氣。
而文姨，則父親很少同她說話，見了麵，打個招呼，步伐就急促起來，每次都像有什麼重大事情在等他似的。其時，文姨就一定低下頭，仔細看自己的腳尖。她的江浙話，幾乎沒有跟父親的古怪腔調交流的機會。
除了上麵這些方言以外，那座房子裏最為流行也最為響亮的，就是大妞她們的標準普通話。在長沙這個地方，那時如果一個小孩子說一口普通話，不論走到哪裏，都會引人注目。人們會由普通話推想到這孩子的背景，並且對他表示莫大的尊敬。到文革時，這些小孩子已經長到相當的大，就在普通話之外，加上父親的舊軍裝，武裝帶，買一雙上海產的回力牌籃球鞋，在這個城市裏耀武揚威。他們把本來僅僅以聲音為外殼的語言很形象地物質化了，害得一般平民百姓的子弟也想方沒法弄套假軍裝，打扮成很有來頭的樣子。
大妞她們是貨真價實，很道地的。尤其大妞，她嗓子好，很亮，她的普通話跟收音機裏一模一樣。她既不說長沙話，也沒有跟張伯伯學，好象她自覺地曉得，能夠說一口普通話，是一種多麼大的難得的本錢。她愛惜這個本錢，以至如果我們在一起玩時，我不小心說了長沙話，她就要笑，裝做聽不懂。這樣一來，我也可以說一口蠻好的普通話了。隻是當時還不知道，這種標準的國語，將會給我帶來多麼大的好處。
我考進父親所在學院的中文係時，年紀已經很大。下鄉插隊，回城待業，然後補習功課，等到坐進大學教室，班上考進來的應屆生應該叫我叔叔了。我就這麼樣胡子拉渣地坐在教室的最後一排，聽一些比我還年幼的老師講課。中文係就是這樣，不管你多大歲數，一年級都要開語音課，教拚音，從A教起。
喬老師把一張拚音掛圖釘在黑板上，開始上課。她用一根細細的閃亮的金屬棍作教鞭，我懷疑那是她從一架爛半導體收音機上摘下來的天線。那根天線點到哪個聲母或韻母，喬老師的嘴就一張一張，同學們的嘴也跟著一張一張。我都快三十歲了，還這麼一張一張地，我覺得不大像樣，就不張。我於是看喬老師。喬老師講課，不像那些有經驗的教師，喜歡在講台上隨意踱步，信口胡謅。她上課時站在哪裏，到下課還站在那裏，她不敢動。她是工農兵學員，不大自信。但喬老師普通話好，我一聽就知道她的普通話差不多有大妞那樣好。而且她看上去也還好看。我看她一陣，就把目光扯轉來，看窗外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