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第二點，我想講在傳統延續的過程中，政府和國家要不要起作用、有沒有起作用的問題。答案是政府和國家當然要起作用，而且這個作用是相當大的。比如說，我們姑且遵照傳統說法，認為儒家學說、儒家文化是在漢武帝以後確立的主導地位。當然這並不是真實的情況，但是至少官方開始把它確定下來。那麼它是怎麼推廣到全國的呢，難道真的就是教化嗎？那包括政府的強製推行，當然也包括民間的教化，這是共同進行的。舉個例子，在西南很多少數民族地區，在他們長期處於民族自治的樸實年代，這些地方沒什麼儒家文化的印記，儒家文化的影響不進去，而且官方也不讓進去。那些土司管轄的地方，有的被稱為熟番，就是說他們已經半開化了；有些地方被稱為生番，還有很多關於他們吃人的傳說，你不能進去。在台灣日月潭，現在還有個“陰陽界”，清朝的時候曾經有個牌子標明那地方是生番住的，漢人不許進去，進去死了不管。
又比如說四川大小涼山，可以說到了近現代時期，外界人才開始可以進去。但是清朝的“改土歸流”，把今天的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湖北西部好多地方的土司衙門、土官土王都取消了。然後開始設縣，辦學校開課，這個就是政府的作用了。清朝的時候學生是有待遇的，官方給他們名額，你可以招多少學生，然後考秀才考舉人，這樣才使儒家文化能夠在這些地方留下。
當然還包括一些學者主動到這裏傳播。所以這是一種傳統、一種文化的推行，主流文化、主流社會跟政府是有責任的。而且，在曆史上的很多情況下，也是依靠政府的行政權力把文化推廣出去的，這時政府的作用當然就很大了。西漢的時候，四川有蠻夷風，就是說那些地方的人還是像蠻夷一樣。然後一個儒家文翁到蜀郡做太守，於是就出現了著名的“文翁化蜀”。這個教化的過程就是規定富人要辦學校，富人要送子弟去念書，念書的人可以去做官。富人一看念書可以做官，紛紛送子弟去上學了。
另外，由於這裏的文化層次不夠高，還要派人到長安去“留學”。但是公家的經費不夠，那麼每年要去長安“彙報工作”的官員，要“替”當地人把工藝品帶到長安賣掉，作為他們的“留學”費用。經過這種教化，蜀郡就開始擺脫“蠻夷之風”。
我為什麼講這個例子呢？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大家還有個觀念，就是隻要物質條件跟得上，文化程度自然會提高。我們先衣食足，然後就可以知禮儀了。事實是這樣嗎？我們有些企業家有了錢，是不是文化程度就自然提高了，是不是他就認為文化很重要了呢？當初美國的一些暴發戶，為什麼後來成了慈善家，成為藝術的讚助人，之後又形成了一個個有文化的家族？因為他們盡管開始時經濟上成功了，但卻得不到社會的認同，特別是得不到歐洲老貴族的認同。這些人是暴發戶。相反，如果大家因為他有了錢就紛紛讚揚他偉大，馬上給他作揖，馬上去追捧他，那可能就把社會風尚往另一個方向引導過去了。
中國曆來對自己的文化是非常自信的。中國有一個傳統，就是我們對自己的傳統是傳而不播，曆史上有沒有中國派出的文化使者跑到其他國家傳播中國文化呢？我到現在還沒有發現。鑒真和尚到日本那是應人家的邀請去傳播佛教，是弘法。那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呢？因為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充滿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