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談到教育，我們從小被教育成撒謊的孩子。
我們的撒謊從小學的第一篇作文開始。
從我們的爸爸、媽媽開始編造各種各樣的故事，那一天就是我們的蒙難日。從那天開始到現在，直到大學畢業，現在的研究生、博士生不斷地說謊。有時候想想很可悲，一個人其實最好的時光就是從幼兒園開始一直到博士結束，這個大概是二十五六年，最好的生活時光獻給了一個說謊的時代，我覺得這就是中國教育最大的問題。
主持人：我想問一個私人的問題，朱老師您以前寫作文的時候也撒謊嗎？
朱大可：也說謊，一樣說謊，我以前還寫紅色日記，可能你們沒寫過。真的是紅色的書皮，每天寫：今天我又讀了毛主席的哪段語錄，非常感動，或者今天看了什麼紅色電影，非常感動，全是千篇一律的。通常第一句是晴空萬裏、春光大好，通篇都是諸如此類的空話、套話。那個日記每周都上交給班主任批改，班主任會寫評語，看紅色日記寫的是不是符合規則。那時有一個規訓的過程，這個過程用什麼來檢驗呢？就是用紅色日記來檢驗，你是不是被規訓成功了。
我想起一個很有意思的事件。那一年台灣國民黨連戰代表團訪問大陸，到他西安的母校，我不知道大家還記得那個事嗎。我記得現場組織了六個孩子，三個男孩三個女孩戴著紅領巾，在台上表演《連爺爺您回來了》詩朗誦。這六個孩子朗誦得充滿深情，其實連戰是誰他們都不知道。他們聲情並茂說“連爺爺您回來了，您終於回來了”，連戰的手下全部笑得前仰後合，就連戰不敢笑。這件事情轟動全台灣，因為多年來台灣人民再也沒有看到這種場景，大開眼界。六個孩子公開在台上用這種虛假口氣說謊，回到台灣以後變成很大的麻煩。民進黨把“連爺爺您回來了”做成手機鈴聲，在國會開會的時候就讓這個鈴聲響起來，“連爺爺您回來了”，這是一個笑話，很有名的一個。
實際上我們反思一下，難道我們不都是這樣成長在嗎？我小時候，那時有一個西哈努克，是柬埔寨被廢除的國王，那時候他在北京到處遊山玩水，被好吃好喝伺候著，為什麼呢？就是為每年五一在天安門廣場上站一站。我們奉命準備一段操練，要去街上迎接他。這個我們都在大閱兵上看過，就是訓練怎麼走方陣。那時候我小學五年級，訓練的內容就是排隊，走得很整齊，去迎接西哈努克親王。最後因為沒走好，我被開除了。當時我痛苦了好久，沒有扮演到“連爺爺您回來了”這樣的一個角色。
這次受挫可能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心理打擊，從此我走上另外一條道路。所以反觀我們自身，我們都是從那個狀態過來的，所以可以說我們既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得益者，因為正是這個東西迫使我們長大以後開始反思，我們的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