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改變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總比一個也不改變好，我們隻能盡力做我們想做的。您剛剛說到高考，在座的每一位都經曆過高考的痛苦。高考是很殘酷的，是應試教育的一個極致，每個人都受到過挫折、失敗，有的人複課、複讀，甚至有的人還在做著很多題不會的那種惡夢，我相信很多人會有，我就會有。高考又可以說是比較公平的製度之一，至少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讓很多人鯉魚跳龍門，實現自己的理想，改變自己的命運。但是現在這種公平性正在喪失，比如說保送，現在城市跟農村的保送率是17∶1左右。北京大學裏城市生源和農村生源的比例是100∶1，農村裏本來可以靠高考改變自己命運的孩子，現在的這種希望越來越渺茫，您覺得這方麵有什麼可以調整的空間？
朱大可：現在確實很難，剛才你說的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1977年鄧小平恢複高考，做了件很大的好事，當年的很多知青，都是高考的受益者。當時我在工廠裏做工，做什麼呢？做海鷗牌照相機的那種大相機，我昨天晚上還用我自己生產的那種相機，嚐試了一下用非常古典的工藝做片子。當時我文科分數很好，那時有一門外語考試是20分，我沒考，我想把精力集中在一起。數學我很認真地做了，我想無論如何能拿點分，但最後隻得了兩分，兩分意味著什麼呢？沒有一題做對，閱卷老師給了我兩分鼓勵分。為什麼要給我呢？因為如果是零分我就進不了大學，但是換作今天肯定是零分。當年我覺得還有這樣的一種社會資源，包括閱卷的老師，他們本能地嗬護這些社會當中的孤兒，文化孤兒，讓他們通過新的途徑成長起來，給他們向上垂直流動的機會。現在這種機會越來越少，現在社會被堅冰覆蓋，你隻能水平流動，不能垂直流動，所以大學畢業以後，就業變成了很嚴重的問題，各個學校都在做假數據——你必須拿到單位給你的聘用書，然後回到學校換取你的畢業證，每個學校都是這樣，全是作假的。怎麼會有百分之百的就業率呢？然後每個係科就業率評比，哪個係科就業率最低，完了，這個係科的領導就要遇到問題，那烏紗帽就是要丟的。然後造成了一個所有的學生都能找到好工作的幻覺，都是自欺欺人。然後大學向國務院彙報，你看我們教育做得多好，我們培養的都是對社會有用的人才，最終陷入一個互相欺騙的非常荒謬的格局。
主持人：像南科大那樣的試驗，包括去行政化的試驗，您看好嗎？
朱大可：開始時我就說南科大的改革很難實現，關鍵是中國整個教育體係不改變的話，它不可能給南科大一個網開一麵的格局，讓它變成一個改革先鋒，這是非常困難的。有人問，能不能給南科大一個特殊的政策，但即使給它一個特殊的政策，又怎麼樣？因為中國這麼多的大學，仍然在水深火熱之中，南科大的一枝獨秀、孤芳自賞又有什麼意義呢？我覺得沒有意義，南科大即使改革成功了，也不具有典範性，這就是它的可悲之處。